农业文化研究:乡土知识的实践与发掘——乌丙安访谈录5(附图)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7-03 06:36:52 / 个人分类:问题思考

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乌丙安教授访谈录

(本文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一期28-44页)

 

受访者:乌丙安   采访者:孙庆忠

五、农业文化研究:乡土知识的实践与发掘

 

孙:您刚才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未来美好的愿景,也看到了当下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能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研究农业文化,我还想请老师从民俗学的角度为我们回顾一下农耕文明的历史,并以此启发我们对农业文化研究理路的思考。

乌:在我国的学术界有一个经常说的话题,那就是中国的农耕文明最长久而且从没间断过。从民俗史的角度来看,刚刚脱离采集阶段的农耕是原始农耕。采集就是去采草籽、采野果野菜吃,知道这种东西好吃才种植,种植的最早习俗就是发现了种子,发现一些草本植物的籽实是可以永久循环食用的,而且种一个能产出成百上千个。比如粟,最早在中国出现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我愿意用农耕这个词,因为它跟刀耕比较近,就是砍砍地、掘一掘,破土而栽种,这首先是认识到了土地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的先人注意到野草生长的期限,在那么多选出来的草籽中看到了生长粮食给人带来的恩惠,这才出现五谷杂粮。所以不要把中国的农耕文明单一化,一定要考虑它的多阶段、多元性。现在我们中原大地已经全部在用联合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在种植、收割,但是在中国大地的犄角旮旯里,山上山下只要是有水源的地方仍然存在原始农耕,一家一户春秋两季烧荒的还在继续。认识到这点我们就会知道农业文明本身是从文化积淀中生成的,不可把文化看成铁板一块,文明是长期积累、多样形态的,是从文化的多样性中积累出来的。

农耕文明最短的时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最长的时期——封建时期。农业文明的封建时期前前后后几千年,但它在农耕文明史上所占的时间是最短的,因为此前漫长的刀耕火种的历史恐怕有万年以上。这样看来,人类的农业文明是漫长的原始文明。有人认为,人类经过采集阶段之后进入狩猎阶段,其实不是,狩猎需要有生产资源,不是所有的大平原都有野兽。在不种庄稼的地方是从采集直接到狩猎,这在许多原始岩画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我认为采集跟原始农业有直接关系,人们采集之后多了种子就种植,种植业就这样产生了。而狩猎则独辟蹊径,它是有一定生产资源条件的。所谓农耕的“食”是相当晚的,我们的先民能知道先种植然后再收割,而且还拿石棒、石磨把它一点点地研磨出来,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文明了。

当中国的农耕文明进入到用五行思想来思考后又是一大进步。物质就有金、木、水、火、土五种,五行的看法认定土为中,土就是中原的土,就是中央为土。土的观念战胜了其它的观念,因为谁都知道没有土就没有农业。五行的观念产生以后,解释世界都用这五种物质了,这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文明对土的鉴别非常直观,现在北京的中山公园是古代的社稷坛,那里的五色土真的就是从中国大地东西南北中直接运来的,我国最南边的大地都是高温多雨下残留有氧化铁铝的红色土;西部高含镁钠的盐碱地都是白色土;东北大地湿冷条件下积累的有机物厚实形成了一片黑土;东部大地常年浸水,氧化铁还原成蓝色氧化亚铁使田土呈青蓝色;中原包括黄土高原的土壤普遍缺乏有机物形成了黄色土。中国最早农耕文化的自然根基就在这五色土中产生了。于是出现了五帝崇拜:对东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和中央黄帝的崇拜,随之才发展演化出社稷祭祀制度,全民膜拜土地粮谷的农业神了。

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基本上都与农耕文明有关。饮食中的发酵就是了不起的发明,一旦粮食吃不了就把它发酵,创造了酒这种农耕文明的产物,全面影响了封建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特别是影响了祭祀礼仪民俗文化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产食文化的巨大进步。除了酒以外,更多的就是腌制品,就是把食物腌熟,这也很不简单。农耕文明出现集权后,就把盐先管制起来,因为人们生活离不开盐,因为有盐就不怕过日子了,用盐把多种食料腌了就能吃,这就是农耕文明的观念。所以汉字中以坛罐类容器为形态的“酉”字偏旁的所有食物或食法,都和发酵饮食密切关联。例如:酒、醋(酢)、酱、酥、酪、醢、酵、酿、醡、酸、醃(腌)、酹等不下百种与农业产食密切相关的字样,就连当下最流行的时尚字眼儿“酷”,其字义原本就是“酒味醇香浓烈”。“酉”字型器皿就是饮食必需的用具,陶器的发明、青铜酒器、礼器的铸造,完全是为农业文化服务的。没有陶器、青铜器就无法储存,无法制作熟食,更无法斟酒摆供祭祀众多的农耕神灵。

农耕文明的演变是很系统的很具体的演进历程,农耕文明史必须从细节中解剖。如果只是关注每年粮食的产量,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每年都有丰有欠,技术非常好也可能有天灾人祸而颗粒无收。所以农耕文明要不进行细致的研究,而是抽象地表明农耕结束了我们已经现代化了,我们很多大宗的农业产品已经跟美国接近了,这些说法是完全无视农耕文明最为精致的细节。离开了农耕文明那一点点水、那一点点土,也就看不出农耕文明的全貌了。

孙: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属性,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在研究农业文化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细节我们要特别关注?农业文化研究的核心要义又在哪里?

乌:跟农耕最直接相关的人文表现形态就是农业耕作技法,这一点是原始积累最多的。最早的木犁不含一点铁,直到今天有的地方还在使用木犁。但现在最先进的犁铧和农业机械都有了,这些都应该感谢原始农业,没有它们就没有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咱们从农耕作业最精细之处找到它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农耕文明一直延续不断的物质基础是从原始农耕到今天农业的转型时期到底发明制作了多少农具。这些农具的制作过程没有一个是没有仪式的,像铁匠的仪式、木匠的仪式。现在为什么说农业民俗重要呢?首先是农耕本身对仪式的需求。人们制造工具,然后使用工具耕作、培育、收获都有多少技术和方法的序列,把收获的食料通过多少道手工技艺吃到肚里、把蚕丝棉麻穿到身上,甚至用的都是非常精致纤细的工具,使用的都是最为精细的手工绝活儿。然后再把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等农业的副产品经过调制还原到土地里,这都需要一整套的作业工具及其操作技术和方法去完成。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把百多年来的民具(主要包括农具)用博物馆的形式保留下来。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首先做的就是把江户时代的农具都保存下来,因此出现了民具学。把老百姓所有用过的工具收集起来,这是最好的证据,有了这些证据才能进一步地调查考证它的使用方法。工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人们当时的理念是什么,是减轻体力呢还是精耕细作所必须的要求。例如苗之间的间距多宽,高粱和豆子是不一样的,只有采用了相应的工具才能提高效率,这就是农耕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研究。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今天我们要研究农耕文明的遗产就要先从“利其器”着手,同时从农具保存的遗产上去看他们是如何“善其事”的,从而探索出农耕文明发展的脉络。可是我们现在断代了,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进程以迅猛的冲击力几乎把传统农具及其作业方法一夜之间扫光了。全面完整地收集农耕民具,恐怕为时已晚了。

中华大地上的农耕之所以是完美的还在于它的多元化,多元化自古以来就解决了以丰补歉的问题,这不是我们今天才想到。例如汶川地震粮食不够了,其他地方就运过去,从古就是这样做的,不会是整个中国全都遭灾的。这是源于各个地方根据它的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作业方法。农耕技术的多样化决定了东北就是东北、华北就是华北,江南就是江南。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划就是很据古时候的耕作划分的。我们曾经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破坏了农业的组织结构,内蒙古太贫瘠了,就把昭乌达盟划给辽宁,哲里木盟划给吉林,呼伦贝尔盟划给黑龙江,这三个省是农耕大省,但最终还是要退还原处返回给内蒙古。因为中国原来的行政区划都是跟农业有关,各地百姓必须有自己的生业,生业必须是每个地方根据自身的特点去解决。草原只能是按照游牧业的生产方式去解决,历史上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是因为大批农耕民移民到那里要种地,跟草原民争地发生了冲突。经验已经证明,原先是草场的地方怎么改农田也不行,产不出多少粮食,因为那里原先是牧区。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是想通过这些现象来说明中华大地上多样性的生产方式,其中还是以农耕的生产方式为主导的。

农耕文明的多样性历史,要压缩可以压缩到一起,要展开可以展开到无限远。我做了将近十年的“非遗”保护工作,使我对非物质的农耕文化看得更具体而全貌。你的视野可以很宽阔,但是你的视点却能透视到所有的细节,而且每个细节都是可考察可研究的。就拿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的“麦客”来说,这些割麦子的庄稼汉,就是根据当地气温变化,根据祖祖辈辈多年的传统和自己的经验,念农耕习俗那本经,根据二十四节气脑子里能排出麦子种植、生长和成熟的时间表,哪块地方先种后种,哪块地方先收后收,他们一年就出色地干这两件事儿。中国农业文明最早的时候是种植五谷杂粮的,其中种子是否优良十分关键。它的优点是什么地种什么,什么季节种什么,马上换种别的,都有相适宜的种子。中国农民对种子的识别是高水平的,同样是黑豆有十几种叫法种法。这种对种子的识别,从采集时代几乎就开始了,分别留种,然后杂交。杂交后他要验证好吃不好吃,不是说杂交粮产量高了就好,还必须得弄出好吃的种子来。所以农耕文明在识别大自然物产上是非常准确的,分门别类都储存好,一旦这茬地荒了,怎么办?这茬庄稼没种上或遭灾了,就补充播撒其它品种,找回几成收成人们就活下来了。所以无论是下种的选择,还是农时的安排,农民脑子里都有一本精细的帐。现代农业里出现的气候、施肥、除病虫害、水利、土壤等诸多要素,都在农民口传心授的所有日常生活习俗惯制之中,这就是劳而又苦的农民独特的生产生活智慧。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就不能不对此加以关注。

中国的农业文化非常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从打春到过年每一个大小阶段和数不尽的每个细节都是农耕文化遗产最宝贵的资料。把从有丰富经验的老农口述中采录下来的那些纪实的农事史志,都完整地保留下来、展示出来,建立起一部鲜活感人的农耕文明百科全书。别让我们的现代青少年和后代子孙对中国农业文明史继续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

孙:在您以前的讲演和著作里,提到民俗学研究有一个重要领域“灾难民俗学”。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赖以生存的基础。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能看到的有地震、泥石流,有干旱,有水涝这些自然的生态灾害,同时也有人和土地之间矛盾,以及由此而生的人为的生态性灾难。您一直积极倡导灾难民俗学的研究,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灾难民俗学的潜存价值和启发意义又在哪里呢?

乌:灾难民俗学最早是人类学提出来的,就是灾害人类学。因为从有人类开始,灾害就是不断的。古代神话中那个没有光的混沌世界里发生的天塌地陷、洪水滔天、女娲补天、十日并出、后羿射日等等故事,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人类一出现就遇到了灭顶的灾难,所谓的“灾难民俗”也就因此与生俱来了。周期性有规律的灾难和无规律突发的灾难就会接踵而至,所以农民祖祖辈辈深受的水旱虫病灾害之苦难,连同他们丰富的防灾、避灾、减灾和救灾的实践经验,都活生生地反映在一部厚重的农业文化史中。几千年来,中国人各地族群不但没有因为地震、洪水、旱魃、暴雪、冰雹或蝗虫之灾而灭绝,反而壮大了族群繁衍至今。可见,农业文明中十分丰富多彩的应对农业灾害的大大小小的民俗事物和表现,都是老百姓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值得认真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灾害民俗学呢?就是要把广大农耕民这个族群,也包括包括林业、牧业、渔业这些普通民众世世代代对付灾害的经验搜集总结下来,不仅提供农业文化史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为现代化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借鉴。比如从灾害民俗学的视角来看端午节,就会发现驱瘟、辟邪、除五毒的行事,甚至画个钟馗也能把鬼抓去,这都是灾害民俗在发挥作用。它既有对灾害的防范,也有对灾害恐惧心理的抚慰,也有医药上的治疗。家家采插菖蒲艾叶,用它洗澡也好,洗发也好,喝雄黄酒也好,这都是直接抗拒瘟疫灾害的传统民俗。遗憾的是,我们研究民俗学往往对节日人文主题很感兴趣,却常常忽略对更深层的更复杂的与农业文化息息相关的灾害研究。这里所说的灾难包括了天灾人祸,自古以来农业社会的天灾人祸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因此才有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学说。在这种观念之下,认为国君若不兴仁政,就会有大灾报复,这种意识就是在农民承受不了灾难的时候提醒国君,不要使老百姓遭涂炭。历史的经验证明,天灾人祸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民大众。因此,我们要认识到灾害民俗学的重要性,对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对减灾免灾,对社会转型中农业民的生存与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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