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多民族民俗的调查与研究虽然早在19世纪末已有发端，但是真正走向繁荣发展，还应当以近半个多世纪兴起的汉学、中亚学、东亚民族学各领域的民俗研究成果为标志。其中，不仅有老一辈学者W·爱伯哈特和W·海希格等的贡献，也有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学者的突出成就。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庞纬博士关于中国信仰民俗中汉民族占卜习俗的科学研究成果，就具有代表性。
哲学博士庞纬，德文原名是维尔奈·班克（Werner Banck）。他以精通汉学的智识给自己取了汉文姓名庞纬。用“庞”姓谐德姓“Banck”音，用“纬”名谐德名“Werner”音。从70年代起到现在，中国海峡两岸的民俗学者、民族学者、文化史学者们便以庞纬博士称呼这位联邦德国的“中国通”了。这位定居在学术城奥古斯汀的汉民俗学者在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区等地至少有十年的调查研究历史；1976年在台湾阳明山完成并出版了他编辑的巨著《中国灵签研究》（台北版）的上卷（16开本1131页签诗资料本）。1985年在当时的西德维斯巴登又著述出版了《中国灵签研究》（DAS CHINESISCHETE MPELORAKEL）下卷（德文本，大32开本理论研究本）。对中国近现代拜庙求签占卜吉凶的习俗做了集大成的研究。1986年庞纬博士带着他以多年的心血研究成功的科学成果前来我国，应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从签诗看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ystem as evaluated fromtemp eoracles）的学术讲演，博得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赞赏。
庞纬选定中国民间占卜术的寺庙神签诗作为自己探究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目标是十分有意义的。他早在70年代《中国灵签研究》上卷前言中就认为“占卜术在中国已有3千5百余年的历史，无疑地是中国最古老的今天仍然遗留的社会惯制之构成元素。其重要性可以从甲骨文中窥见一般，甚至作为占卜手册的《易经》也证明那种重要性。至于灵签，那也许代表《易经》演变之最后发展，也从而和《易经》传统有密切关系。11世纪左右，灵签已从易占中脱颖而出，其普遍性也与日俱增。然而，今天所有关于占卜术的研究，都以甲骨文和《易经》为重心，仅有极少数人士注意灵签，对于这种重要资料，何以它的研究工作却呈现一片空白？此事实在令人费解。因为在中国，上自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莫不或多或少地将自身遭遇的疑难或希望质诸于所信仰的神祗，灵签就是具体的神意，其影响极为深刻。甚至今日，灵签仍是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占卜方式。加之，每首签诗除了正文以外，还有释义和典故，从整个的签文中可以看出时间性的和地域性的因素，也反映着当时人的动机和需要等问题，并且也能看出过去与现今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之最主要的价值体系。总之，对于研究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和文学等等人士而言，签文及其释义和典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这里，庞伟阐明了两个重要意义：一个是通过签诗占卜的研究探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的价值体系；另一个是通过丰富的签诗资料，研究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及人文科学。前者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解剖及深层分析的需要；后者是发展某种学科的需求。显然，对于一个民俗学家来说，这两者都是极为重要的，直到1987年5月，庞纬还在上海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特别强调签诗“由于它的通俗化，更能普及于民间”①；“比易占更容易接受，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要想了解中国社会和她的思想文化，我认为灵签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份很有意思的第一手资料。”②由于他研究签诗的目的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十分正确，因此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在德国起到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创和重要的作用。
签诗，旧时佛寺道观中以一定数目的竹片为签，上写通俗诗句，编号标等，存贮竹筒中作为卜具，令参庙拜佛跪神的信众在祝祷中抽取，以诗语卜吉凶。早在五代、两宋时期，求签习俗已经风行，明、清两代更为盛行。现时，我国内地佛道两教的绝大多数寺庙宫观，和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还有南朝鲜、日本、新加坡、泰国、印尼、越南、柬埔寨、美国与欧洲各国华侨区的寺庙仍然盛行这种求签的习俗。和旧时察看竹签诗所不同的是，现在多作纸贴、纸卡或纸卷，上印诗句或加有“神意”或“解语”。有的寺观还设有专事解释神签的僧道，以帮助信众寻求适合的答案。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的某种繁荣和天灾人祸的强力袭击，在我国传统习俗影响下的许多人中又泛起了求神问卜的俗信风潮，很值得认真关注。为此，我认为庞纬博士对签诗研究的高度重视给我国民俗学者以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有如此重大影响的民间占卜术的研究有了新的醒觉认识。
庞纬的《中国灵签研究》所以取得很大成就，是和他对签诗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的调查不仅十分辛劳，而且也十分周详。从1968年开始，他从德国远涉重洋，到台湾、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及美洲华人区陆续收集到大约一千套各路寺庙的签诗。每套签诗的首数不等，少则11首，多则365首，比较常见的有28、32、60、64、100等首。他对收集到的千余套签诗做了认真仔细的核对整理，找出相同的签套161套，筛选出有代表性的标准签诗402套，共纳入签诗2万4千多张，每一张签条上还有4个到20几个不等的占卜答案或题解，总共包括36万个问卜项目。他对这浩如烟海的几十万个项目都做了详细统计、分类、论述，完成了《中国灵签研究》上下两卷巨著。
这种调查采录的学术风范，为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好榜样。试想，这种国际性的调查收集要度过多少年月？走完多少路程？投入多少经费和花费多少心血？要经过多少周折？要遇到多少困难？但是，庞纬博士在资料调查方面终于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掌握第一手资料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集近现代签诗之大成的程度，已经受到中国海峡两岸民俗文化研究者的特别瞩目和高度珍视。他所拥有的签诗资料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的国际共有财富。这也正是庞纬博士的巨大贡献之一。尽管他本人对于经费不足，印刷数有限，不能全部复制签文而深表遗憾，但是，就他已经公之于世的55套3121首影印签诗资料来看，其容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心理及代表民众价值观念的信息量已经是很可观的了。这55套签诗分别采自55座寺庙的主神殿或配祀神殿，这些寺庙除百分之八十分布在台湾的台北、台南、彰化、澎湖、新竹、高雄、台中、宜兰、金门、马祖等市县的里巷乡村外，其余百分之二十分布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的华侨区。足以证明这位德国的中国占卜习俗研究家的踏查线路之漫长及调查工作所标志的国际水平了！这一点，很值得我国民俗学者认真借鉴和学习。
除了上述有关中国签诗调查研究的巨大贡献外，庞纬博士对于中国签诗的分析论述，在德国的中国占卜习俗研究领域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他对于签诗的科学分析都收纳在德文本《中国灵签研究》的下卷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的上卷被称做“资料篇”，下卷则被称做“分析篇”，以此构成中国签诗研究的上下姊妹篇。
《中国灵签研究》的分析论述卷计394页，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第二部分是导论；最后一部分是附录，其中包括缩写目录表；包括用欧洲各种文字撰写的和中文、日文撰写的参考资料目录；图片及图片目录，勘误、修正及补遗。其余三个部分是这部著作的中心部分。也就是本书正文部分的一、二、三章。这第一章是典型签诗分析，共30首，包括它的原型复印件和它们的德文译文、注释；变体异文的图表及序文、主文、说明；同时有介绍37个寺庙的目录，包括它们在台湾、福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各地的分布情况。第二章是灵签考查总图表。包括灵签组的总目录指南；灵签组的总目录索引；以签诗第一句为题的目录索引（以ABC顺序排列）计161首；签诗神谕之神佛名总目录，计155位；灵签结语表，包括“上上”、“大吉”等结语导言；结语分类组表格；结语组在灵签组中的分布。第三章是求签问卜的表格分析。包括求签问卜总表格说明及其数量分析；包括求签问卜及其异文变体的160个类型表格，关于上述类型的分析。
在上述三部分对签诗的科学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对36万个占卜项目的160个类型分别进行了求平均值比数的精确计算，成为最令人醒目的分析特点。试想，面对36万个占卜项目，逐项分类统计，归纳成160个项目类型，这已经是一桩很艰苦细致的解析工程了。但是，做为民俗学家，如何从这种分类中辨认求签群众对哪些占卜项目更为关心？哪些项目又最能切合大多数求签问卜者的动机？却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取得结论和寻求答案的研究方法。一种是民俗学者依靠自己对求签深信者的问卜动因的调查统计做依据；另一种则是对签诗占卜项目分别在总平均值中的百分比数进行计算，然后找出各类项目所占百分比数的高低顺序，依次找到与深信者切身利害相关的社会问题。第三种就只能靠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做出科学判断了。前者对求签问卜动机的调查是十分困难的。除了由于求签人的流动性、松散性使多方面背景资料无从取证外，更主要的是求签动机的许多隐秘性因素也使这种调查不大可靠。后者对于社会问题的判断又往往因学者本人的主观因素干扰也容易失之武断而不确切。最客观的结论来自科学的调查统计数据。在掌握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后，精确计算出科学数据，并用这些数据证实科学结论，则是最有说服力的。庞纬便选用了这种精确计算，寻找科学数据的方法，取得了成功。
他把36万个占卜项目合并同类项后，归纳出160类项目，然后把每类项目在总平均值中求出它的万分比数（比百分比更加精确的数），再依比数的高低次序把160类项目列成表格，立即得到前20几类项目是数百年来与中国求签问卜群众有最切身利害关系的社会生活问题这个结论。经他计算的结果表明，以下项目居前列：
1 | 婚姻 | 万分之839.405 |
2 | 求财 | 万分之828.729 |
3 | 讼事 | 万分之816.531 |
4 | 六甲(求子) | 万分之622.318 |
5 | 功名 | 万分之612.487 |
6 | 疾病 | 万分之583.466 |
7 | 失物 | 万分之516.135 |
8 | 出行 | 万分之422.850 |
这些数据表明：婚事、钱财、官司、生育、功名、疾病、寻物、行旅等问题是人们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
庞纬博士认为这样统计的结果，和社会现实中人们受到上述切身问题的困扰的实际情况十分接近。人们在以上主要问题所形成的矛盾中，感到前途茫茫，不能预知，只好问卜“神意”。他认为“从这些项目可以了解中国社会自明朝、清朝以来的传统价值观。”③
他在论述这种测算占卜项目平均值百分比数的方法时，还提出“可以用地区性、时代性和信仰的神等方面，分别统计，所得的高低顺序必定会不一样。譬如：都市和乡村的价值观可能很不相同。”④
他在对占卜项目的分类统计中还发现许多亵渎神明，违反传统道德的事情，诸如：偷盗、堕胎、贿赂、嫖娼等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任何签诗占卜的问答中。他以此论证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道德取向。
在他的研究中，由于大量收集了海外侨区及华人移民区的签诗,所以，当进一步把占卜项目再归纳成24大类时，立即发现万分比数的最高数值却是“旅行”一项，高达万分之875.211，超过了原来列为第一的“婚姻”。旅行项目中包括出行、渡洋、回乡、旅游等。他分析说：这项统计表明，“这乃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遭遇较多的社会波动，向外谋求发展的倾向逐步加强的结果。”⑤从庞纬的《中国灵签研究》中，透过精确的统计与精密的分析，从占卜签条中可以窥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全部和细部，为中国民俗研究提供了打开深层封锁迷宫之门的金钥匙。
他在近几年的研究中还介绍了台湾社会学家蔡文辉先生在1968年对706名求签男女所做的调查统计，并把这种对求签问卜项目的采访调查和他本人的签诗统计分析做了比较。他指出：从方法论上看各有长短利弊。他认为蔡先生的资料证明了他采访的求签人女性占79.9%；受教育程度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问卜者占91.35%。同时还可以看到，由于社会的开放，减少了人们在婚姻方面对占卜的依赖，从而标明“价值观的趋向会随时代的背景和需要而改变。”⑥
总之，德国学术界对中国占卜习俗的研究，是二十世纪60年代兴起的；庞纬以他几十年的心血和辛劳从调查和研究两方面为德国开拓了这一东方民俗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以他的巨著《中国灵签研究》作为这一领地的科学基石，为国际民俗文化史宝库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他所起到的先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正像老一代德国民俗学家沃尔夫姆·爱伯哈特在《中国灵签研究》上卷序言中所说：“我确信这部灵签研究和庞纬先生现有的分析，将会澄清许多观点，并且将促进其后人们也去探索这些问题和其他更多的问题。我还希望，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做一些实地考察工作，要和求过签的人们进行谈话，听取他们的反应。最后，我希望有一天比较人类学家会把这些中国神签同尼日利亚的签诗做一个比较，它们之间有许多有趣的相同点，当然也有许多有趣的区别。”这段话说明了庞纬博士所做贡献在理论上方法上对这个领域的深远意义，很值得我国民俗学者借鉴和思考。
庞纬博士是我国海峡两岸民俗学、民族学界的老朋友，他的科学成就无论从理论上和方法上都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笔者1989年夏秋两季在当时的西德讲学期间，在波恩和庞纬博做过几次深谈，以后我返回西柏林寓所后，又通过电话长谈过几次民俗研究的问题。他的许多好见解对进一步发展中国民俗学，对从深层、底层进行民俗调查研究，对我国当代民俗研究方法上的改进，都有积极意义和十分有益的借鉴。我们期待着中德民俗学界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