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夜读施爱东随笔《伊藤清司先生藏书将被出售》有感

今日重阳，读了施爱东博士最新随笔《伊藤清司先生藏书将被出售》一文，感慨万千，因藏书出售话题怀念故人，顺笔写了如下一些记忆中往事的断片。“未插茱萸少三人”！

1980年初我做关于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型与中国藏族故事比较研究时，经过通信交流结识了伊藤清司教授，当年末“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代表团”访华时，我又和他在北京初次见面，从那时起，直到他前几年去世，我俩成了最亲密的老朋友。我所有的9本著作，每出版一册，都是最早寄赠给他；他的著作也都及时邮寄给我。1983年5月我请他来辽宁大学讲学，也请年轻的樱井龙彦博士陪同他过来，在我家盘桓了一周，相处如兄弟。期间，他要求我带领他去抚顺抗日纪念馆参观，他献上了一个最大的花圈，并且在万人坑遗骨馆里，注视着坑底中国死难同同胞的累累白骨，深深地鞠躬，泪流满面，说了一番动情的谢罪词，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溢于言表。

当他离开辽大时带走了我给他快速内部出版的《伊藤清司学术讲演集》（中文本）留作纪念。后来，他一直把这本讲演集列在自己的著作年表里，十分珍视。

1985年、1987年和1989年我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和北海道连续讲学考察时，他邀请我给他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讲授《中国神话学》课，因为我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的住所距离他家新宅很近，所以几乎每周都有机会在他家聚会，享用他夫人的和式料理拿手好菜。有时是我俩约定大林太良、野村纯一四个人在东京涩谷区步行街著名的成吉思汗烧肉店聚会，伊藤年长我几岁，大林和我同年，比我大六个月，野村比我小五岁，往来频繁了，彼此便戏说我们自己是“四人组”（中文的“四人帮”），多次讨论问题，切磋学术，亲密无间。以后，我们书信往来不断。

前几年，他们三位相继离去了，他们的夫人都发来了讣告，我分别发了唁函，写了悼文，并向他们的夫人、亲属发去了慰问信。......

如今他们的藏书都在家属处理后事的安排下分别处理中，我赠给他们的书籍当然也在处理中转手他人。

我和他们不同，伊藤清司等好友赠我的书，连同《日本昔话大成》等多卷集大型丛书，我已经都放在了2006年赠送给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学院的1800册精品图书中了。有不少蒙古族学生读了那些书先后留学日本，考上了相关专业的硕、博士生。

写书、买书、藏书、售书，到头来还是为了代代相传的读书。伊藤先生的藏书出售，书，和所有东西一样，生带不来、死带不去，都得留给后人，其社会效应可想而知！

最后附带说一句：施爱东博士多次发表关注民俗学书籍的随感录，其中都蕴含着对民俗学人及民俗学的深厚情感，令人感动。

                           2010年10月16日重阳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