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物学的创新与开拓——评《中国民俗文物概论》

        正当2007年底，中国文化界上上下下热情关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特大丰收，共同展望2008年再创辉煌的欢乐时刻，一部密切关联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著作《中国民俗文物概论》“俏”然问世了！我之所以没有用悄然形容这部书未经时下流行的隆重推出的炒作就出现在书市上，而是用了“俏”然一词形容它，那是因为它的蓦然出版犹如一朵鲜红的早春木棉花抢先开放在文化书林的残冬花枝上，使民俗文化、民俗文物界读者为之眼亮，感受到一种报春的文化清新和芳香！。

一、在民俗文物学学科建设中的全新立意

        这部学术著作的理论创新特色，首先表现在学科建设的全新立意上。本书作者徐艺乙教授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之前，就单刀直入地对中国民俗学和文物学两大学科以往发展中的弊病，进行了无私无畏的科学透视和解剖，从而把中国民俗文物学的建设提升到高新的起点。他对当下文物学的研究在本书《引言》的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关于民俗文物的研究的确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中国内地仅有的两本关于文物学的专著中，对民俗文物和民俗类的文物，只是在讨论文物之分类法时指出大概，并未列专门章节进行讨论”。他还尖锐地指出：“尤其是文物学的研究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就其倾向而言，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重视了古代的，而忽视了近代、现代的；重视了中原地区的，而忽视了边远地区的；重视了汉族的，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重视了经济价值高的，而忽视了经济价值低的；重视了王公贵族的，而忽视了民族民间的。······反映了文物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之不平衡”。他用一句话概括说：“民俗文物研究的学科建设近百年来并未获得相应的发展”。他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在《引言》中坦率地指出：“由于受国外民俗学理论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偏差，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民俗学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民俗文物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却一直停滞不前，处于从属于民俗学和文物学的微弱地位。”“传统的民俗学认为，‘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鱼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长期以来，这样的观点曾左右着中国民俗学的理论研究的方向。”他还遗憾地指出，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民俗学已经扭转方向，把民俗文物纳入到民俗研究的范围以后，中国民俗学界对此仍然没有任何改进的反响。他还用令人吃惊的负面事例论证了民俗文物研究的滞后“弱化了社会对民俗文化保护的意识，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可想而知，作者对一直以来文物学、民俗学严重忽视民俗文物研究的透析、解剖，决不是一时之见和一己之言，而是作者作为兼备文物学、民俗学和工艺美术三栖学术身份的学者的客观论断和负责任的科学反思。这些新鲜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建设意见，代表着学术发展前进的方向，展示了作者建构民俗文物学的睿智和胆识，十分难得！①

        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民俗文物学的新颖主张：“构建完善独立的民俗文物学科、并通过实践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理论，便成为民间文化和文物工作者在近期内的重要任务。”面对这个重要任务，作者提出了四点论证：1、构建独立体系的民俗文物学科，要充分关注学科对象的“物质”特性，从而广泛汲取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这原本是作者1998年就发表的重要论断，在本书中他再一次作了深入地阐述。2、众多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在不断更新和拓展的现代化意义中不断升华了对民俗文物的认识，取得了多方面、多视角的成就，对构建民俗文物研究理论大有好处。3、民俗文物研究在文化传统积累的基础上，要与时俱进为新时代的新创造提供智慧和经验，并通过事实证明它们具有现代世界性意义；为此学科建设需要开阔视野，广泛关注历史、考古、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学术动态，有助于学科理论的深入。4、民俗文物研究随着中国政府主导并实施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学科建设将会在有利的政治、政策环境下规范工作，将会使独立的民俗文物学科建成。

        作者在书中阐述的这些创新的主张，毫无疑问正是构建中国民俗文物学科的纲领性见解和理直气壮的宣言。它既不是什么忧心忡忡的呼吁，也不是信誓旦旦的呐喊，而是实实在在的以学科建设为己任的创意策划，以身体力行为职责的科学实践，它在本书的《引言》中是这样说的，他在本书正文的所有章节的理论阐述中也是这样做的。只要沿着这部新作的逻辑结构顺序和论述方式认真细致地读下去，读者就不难发现作者一连串的民俗文物学的开拓性见解，都在有序地围绕着本学科的本体、对象及其基本特性一一展开，使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作者对中国民俗文物学本格的论证解析脉络。

二、在民俗文物学学科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开拓

        本书结构的设计，就其表面形式来说，和传统人文学科概论编写体例没有多大的出入，应该说是概论类书籍的规范格式。然而，就其内容的组织结构安排来说，本书的编排有作者的新颖独到之处。本书采取了花开两朵各论一枝的上下两编的对等平行论析方式，用来讨论民俗文物学本学科独特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按说，本书上编所论述的四章十三节，包括民俗文物的定义、范围、基本特征、发展源流及分类等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在传统因循下来的概论编写惯例中，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概论”的讨论任务。即使有一些人文学科的应用性较强，也往往在上述章节外增加一两章方法论的解说，或调查作业的一些附录，就足以达成“概论”规模了。但是，本书作者却把本来可以作为一本概论的章节放到了本书的上半部分，却把本学科的应用理论和作业技术规范的研究放到了本书的下半部分，清晰地论述了民俗文物工作的历史经验，民俗文物的调查与政绩，民俗文物的认定与鉴定，民俗文物的保管与展示等重要内容。并使这个下编以比上编多60页篇幅的分量，显示了该下编在民俗文物学科中独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而使这部民俗文物学的著作具备了学科理论与实践全方位的视野，构成了一部全新的开拓型的专业学科的论著。作者在编写体例上的创新和开拓，充分证明了他对民俗文物学的学科性质和任务有着足够的胸有成竹的科学估量。

        基于上述对本书作者在概论的逻辑构思中所展现的创新和开拓的认识，作为读者我们再认真看看作者到底是怎样进行民俗文物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分析论证的。

1、                 对民俗文物基本概念的论证提出了创新的概括和解读。作者对民俗

文物概念认识的切入点，并没有像通常概论读本那样借助旁征博引大量古今中外繁复艰涩的定义做出认定或界定，因为作者明确地指出：民俗文物这个概念在现有的文字资料中几乎找不到现成的解答。尽管作者也引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 “文物”条中的一段说明，但是那段说明并不是严格的准确的科学定义。因此，作者只能是直截了当地从眼前的日常民俗生活器具谈起，从人们生活中造物、用物的过程中谈到民俗的文物优化、固化的发展形成。这显然是一种原创式的定义法，这种方法需要作者从民俗文物遗存的由来与发展中认真调查研究做出科学的解析和概括。这是一种原理的探究和求证，来不得半点的推测或臆断。作者还从“民俗”与“文物”两个专业名词的嫁接中，找到了民俗的内涵外延与文物定义的密切结合点，进而为民俗文物一词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含义：“民俗文物，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 ②这个被作者整合出来的“民俗文物”的定义，显然是周全的、切合实际的，因此也是科学准确的。从民俗学的角度理解，这个定义显然使民俗文物的“民俗文化的物化遗存”概念十分清晰了，这也正是多年以来中国民俗学特别模糊和弱化的部分领域，也是民俗学多年以来田野调查最为忽略的重要环节，从文物学角度理解，这个定义显然提高了民俗文物的价值，纠正了多年以来那种过分重视文物古董较高经济价值，轻视民俗文物为一文不值的文物学病态；这个定义恰好也找出了多年以来中国民俗博物馆建设在当今世界上严重滞后的关键所在。因此，这个定义的确立，无论对于中国民俗学还是中国文物学的学术反思和学科再完善，都有着直接的积极意义和科学导向作用。

        与此同时，作者还把民俗文物的概念和当下十分流行的相关学术名词进行科

学内涵的比对，进一步为民俗文物的理论与实践找到了属于本学科领域的坐标和位置，找到了和历史文物、民族文物、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美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探寻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异同，使民俗文物的特征醒目地突出出来。其中，作者的精到之处不少，例如剖析民俗文物与历史文物的异同时，不仅强调了它们同样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还特别指出民俗文物还具有明显的“现在性”，他认为多数民俗文物仍然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而进入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发掘的历史文物显然不再具备这种现在性而远离民众的现实生活。这些民俗文物理论研究的深广开拓，对于民俗文物学科的建设当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作者针对多年来面对民俗文物不公正的政治化氛围以及种种偏见所作的严肃批评，同样展示了作者建立和开拓民俗文物学的新鲜活力。 

2、对民俗文物基本特征的研究和论断，同样展现了作者对民俗文物学科的创新和开拓。本书作者，概括了四个基本特征，学界的专业读者也许会直觉地以为集体性、娱教性、区域性、延续性是很容易从字面上去通俗易懂地理解它们的内涵；但是当我们展开文图并茂的篇页细细阅读这一章的内容时，就会马上发现作者是选取了比较刁钻的角度进行特征论述的。他对集体性特征的阐述，从一开始就跳出我国传统民俗学探讨民俗集体性特征的窠臼，不去大谈特谈什么民俗是集体创造、集体流传、集体保存和集体所有的文化事象等等；而是先声夺人地强调指出：“多个个体的聚合形成了集体，集体性则为多个个性的求同存异。因此，集体和个体是不能绝然分开的。使用‘集体性’一词来表述用品、起居等的民俗文物的某个特征，并不是要排斥劳动者个体的创造。‘集体性’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民间物质文化而言，其实质是成千上万劳动者个体的长年累月的创造的质和量的总和。” ③这种对于集体性特征的解析，充分证明了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民俗文物创造的本质特征，从而阐发出来的集体性内涵所包容的与个体个性的辩证逻辑关系，这对于集体性特征的探讨自然就更接近民俗文物的实际，而不是民俗文化研究中常有的有关集体性特征的空谈。尤其是他对于民俗文物“约定俗成”的功能和审美标准的深层次的集体性特征表现，发表了新颖而深刻独到的见解更是难得。他对于娱教性特征的解析也自有新意。他把民众造物劳动的欢乐与造物中的美化和深刻象征寓意的教化,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阐释造物者在创造并使用民俗文物中的功能性特征,从而把民众的精神力量物化到整个大众社会生活中,作者对这个特征的分析与概括显然也具有民俗文物学理论开拓性意义。至于区域性特征的论述和延续性特征的讨论，两者相辅相成，前者瞄准了民俗文物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限定中的闭锁型特点，阐发了民俗的地方性约定，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色”和民俗文物的就地取材，土产造物的生态环境特色；后者抓住了民俗文物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时间限定中的延续性特点，解析了民俗生活世代沿袭的需求，形成了民俗文化记忆的传承特色，以及使日常用具、道具、玩具等民俗文物的祖辈传留或反复制造得以延续的特色。这四个基本特征的论述，在以往的相关学科的理论研讨中似乎极少涉及，这应当被认定为创新和开拓之作；话说回来，即使过去有所涉及也没有本书论证分析得如此透辟和切中要害，也很少有本书如此举证确凿精当且富于说服力。

3、创造性地论证并梳理出中国民俗文物发展的源流。一个学科对象的发展史历来是该学科概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学概论类书籍当然有民俗文化由来与发展的历史叙述的章节,本书也毫无例外地撰写了这个重要的章节。但是许多传统的人文学科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了这类现成的系统史料记载，既可以借鉴，又可以借用；而民俗文物学的民俗文物发展史，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一片空白，作者既无法借鉴更无处借用，只有白手起家创新开拓，从人类的开天辟地的造物开始谈起，理出一条中国人巧夺天工、造福人民的造物和用物历史。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在这里做出了充分的展示。他在本书的《引言》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在进行民俗文物暨民间物质文化研究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历史、考古、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学术动态和成果，这将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深入。” ④他所撰写的《民俗文物发展之源流》这一章，正是他这一主张的最佳实践。他精选了考古发现的许多确凿证据，证实了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造物的源头，证实了此后制陶器、制青铜器的发展。同时深入到古代文献的经、史、子、集的细部，查证了从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南北宋（辽、金）、元、明、清，直到1840年西方生产机械进入中国时的民俗文物发展史迹。为此，作者涉猎了《诗经》的《国风》、《小雅》，寻访可信的物证；查阅了《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新唐书》、《宋史》等史书的志、传；对证了《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管子》、《列子》等诸子百家的记述；引证了与本学科史密切相关的《周礼》的《考工记》、《吕氏春秋》、《说文解字》、《风俗通》、《齐民要术》、《陶纪略》、《天工开物》等大量的专集文典，这是作者对一部民俗文物史的百工巡礼，物象探微和甄审钩沉，如果没有厚实的民俗史学、文物史学、科技史学和工艺美术史学的功力，很难创造性地撰写并梳理出这章中国民俗文物发展的源流来。

4、民俗文物分类体系的创新。学科概论中的学科分类是建立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异常复杂，尽管物以类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分类的标准却是多种多样的，难以简单划分的，民俗文物存在于纷纭繁杂的民众生活中，对它的分类尤其如此。作为新兴学科出现的民俗文物学，并没有现成的为民俗文物可以借用套用的分类办法，而是亟需创造一整套适合民俗文物自身的科学分类方法。本书作者责无旁贷，自然挑起了这个重担。因为本学科处于初创阶段，并不是当下就可以立即把分类体系做完，当务之急需要首先找准本学科的分类原则。所以，作者把这一章叫做《民俗文物的分类问题》，以便明确本学科的分类应当首先解决一些有关分类的问题。于是作者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先提出了一般分类的中外历史经验和国际通行的分类法。接下来作者又列举了和民俗文物相关的学科专业的分类法以便借鉴参考，诸如民俗学的分类，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故事分类，民间美术的几种分类，文物学中的几种文物分类等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此，作者分析了当前民俗文物分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困难程度，指明了民俗文物分类的关键，最后提出了新的切实可行的民俗文物多层级分类法原则和方案。他认为“作为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学科，民俗文物暨民间物质文化的分类，在目前尚不可能具备像动物界或植物界那样的既体现着分类、有体现着划分的门、纲、目、属、种的科学系统，但建立一个结构合理、条理分明、层次清晰的分类系统，无疑是人们所希望的。” ⑤在这里鲜明地表明了作者创建本学科分类系统的积极态度。他针对民俗文物的全部对象概括说：“在社会生活中大致有着生产、生活、祭祀和友谊等方面的用途，据此便可以分列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祭祀用品和游艺道具等大类。” ⑥针对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考虑将其逐级分为多种类别，即：在大类之下按其行业的形态进行第二层的分类，例如在‘生产工具’类别之下，可以列出农具、猎具、渔具、纺织工具、印染工具等等；在第二级的类别之下按其名称进行第三层的分类，例如在‘纺织工具’的类别之下，可以列出纺车、线车、织机、木梭等；在第三级的类别之下再按其产地或其他因素进行第四层的分类，例如在‘织机’类别之下，可以列出南京云锦织机、崇明土布织机、贵州侗族织机等。” ⑦最后作者推出了他创制的民俗文物暨民间物质文化的分类层级梯次：“第一层级：功能形态特征分类（6大类）；第二层级：功能形态特征次分类；第三层级：品名（用途、材料、技术）；第四层级：地域（民族）。”⑧这正是作者在民俗文物学建立中的重大创新成果，它的出现必将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开拓出一望无边的千姿百态、繁花似锦、充满生机的学术视野和科学领域。

5、民俗文物学方法论及其科学作业实践的创新与开拓。这是本书作者在一本概论中独具特色的大手笔、大制作，如果没有丰富厚实的民俗文物工作实践，是万万不可能撰写出占有全书下编244页共分四章的篇幅来。作者用如此规模的浓墨重彩解读民俗文物学的所有调查研究工作的作业规程和方法，标志了该学科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本身绝不是一门形而上学的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学问；而是一门既有专业理论体系的引领和统率，又有十分广泛应用价值的工作实践层面的应用学科。它的全部作业体系其实是属于实践论范畴的学问。把该学科的工作实践突出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和开拓。

        众所周知，民俗学的田野调查长期以来不大关注民俗文物，只采录民俗事象，这是一种不大规范的作业法；文物学的调查作业长期以来很少关注民俗文物，只热衷于收集历史文物的值钱古董，也不是名副其实的作业法。本书详尽地解析了民俗文物的调查、征集、认定、鉴定、保管和展示等系列方法和规范的程序，已经构成了系统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这在一个新兴学科的初建阶段，当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创新和突破性的开拓。读者只要看过了本书下编第六、第七和第八三章的分析解说，就会感受到一个民俗文物工作实践的清晰到不能再清晰的作业线路图呈现在面前。这里有怎样做民俗文物的调查准备，人员怎样组织配备，调查方法和要点，怎样计划征集文物，怎样做文物甄选和现场处理，民俗文物怎样认定，怎样进行价值鉴定，怎样保护，怎样管理，怎样陈列、展览和展示等等，叙述得细致入微，面面俱到。可以说，民俗文物概论体系中民俗文物工作方法及作业实践的规范指导所占的比重，充分标志了该学科的应用性质和实践特色。这将决定民俗文物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发展前景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与认同。

总之，作为民俗学人我读了这部民俗文物学的创新之作，确实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学习收获自不必说；只就人文学科蓬勃发展的当下形势而言，本书的问世，必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为中国民俗文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的比喻那样，它犹如一朵鲜红的早春木棉花抢先开放在文化书林的残冬花枝上，使民俗文化、民俗文物界读者为之眼亮，感受到一种报春的文化清新和芳香！。

        春来了！我建议民俗文化学的青年学子和辛勤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工作第一线的朋友们，都能人手一册地读一读这本创新的好书——《中国民俗文物概论》，和我分享这报春的文化清新和芳香！

注：

①本段落中的所有引文均引自《中国民俗文物概论》（徐艺乙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年12月初版）引言部分第3页。

②同上书上编第4页。

③同上书第41页。

④同上书引言部分地8页。

⑤⑥同上书第163页。

⑦同上书第164页。

⑧同上书第164-165页。

              （2008年2月11日、戊子年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