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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学的新历史任务面前——从东北、华北沦陷区的民俗学历史谈起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0-11 20: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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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8日在吉林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这次吉林省民俗学会的成立，使半年前成立民俗学会的辽宁和吉林两省的民俗学界更亲近了。从民俗观点来讲这还不是什么亲戚关系，但邻居关系是足够了。“远亲不如近邻”，从这关系看，将来携手合作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有一些想法，想在会上提出来大家研究。属于民俗学理论知识上的东西在座的同志都比较熟悉，不必去讲，但有些问题很需要探讨。民俗学是一门新学科；或者叫老学科新出现。民俗学界也都谈到这门学科荒芜多年，停顿多年了。这种停顿也要客观地去看，建国初期我们忙于医治创伤，尽管老同志也都是从民俗生活中过来的，但是，参加革命没机会谈民俗学，来不及；吃草根树皮与民俗学联不上，那确实是战争年代的情况。大年三十晚上吃不上饺子，也不必想它，那是为了解放。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民俗学排不上号，后来，又由于左的干扰，民俗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四人帮”做了反面教员，在民俗学复兴上，确实还应该感谢他们。他们大搞破“四旧”，把好的传统也破掉了。这下子真把大家教育过来了。民俗学本身不是坏东西，还得研究，还得用，这才使民俗学应运重生。我常想，为什么民俗学活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才复兴起来，确有它有历史背景。

回顾“十年内乱”的历史，“四人帮”利用古老的旧俗最多。在座的同志受到的私刑，挂大牌子戴高帽都是可以从民俗资料和历史文献中查出来的，都不是什么新玩艺儿。江青等人也跳不出民俗圈。天安门事件也是一场民俗大搏斗；从民俗观点看，那次事件最能触动民俗学者。亿万人民把清明节纪念祖宗的日子用来悼念总理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带着挽救国家危亡感情把祭辞、挽联、民歌、诗词都放到广场上。“四人帮”和他们的打手也同样利用民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什么“天安门广场上一小撮人利用‘鬼节’掀起猖狂的反革命运动。”这宣传看起来也振振有词。同是一个节日，怎样看，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场斗争的结果，终于最后证明是这个民俗节日的优良传统唤醒了人民，取得了胜利。这是最好的一堂民俗课。我们的青年充分地利用了这次民俗课。我们常讲，大家怀念“四·五”，老一代纪念“五·四”；青年一代，纪念“四·五”。“四·五”本身，在日历上并没有任何意义，有号召力的恰是传统的清明节。从井岗山树起红旗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毛主席发表纪念张思德文章以后，新俗已经开始形成。从那时起，清明节就有两条线并行在民间，一是纪念祖先，一是纪念革命烈士。公社的中学生，上午到烈士墓前献花圈；下午就到祖宗坟上烧烧纸，这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过去，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后来发展到“四人帮”横行时在辽宁平坟，用拖拉机推平。可以想象，平坟在人民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和激起的民愤，该有多大。所谓“民心不可侮，历史是无情。”就在这细小的地方都能找出来，所以我感触很深。前年，我到河南省去的时候，正赶上清明节，我问到一个老人：“你说，坟上都压点纸该怎么看?”他说：“我不信我那老人有神有鬼。坟头上压上一点纸，也正是表示这家后继有人。”坟里埋的多是劳动人民的祖先，用民俗形式纪念他们，这里面有不忘先人创业的良好愿望，形式上需要慢慢引导。良莠并存，鱼龙混杂，这正是民间习俗更替转变时期的状况。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就是祭奠祖宗和扫烈士墓，并行发展，逐渐形成的一个大的运动。人们对清明节的仪式印象十分深刻，使它在传统节日中树立起来了，也使当代民俗学者不能不从现实出发想到在社会主义时期民俗学要不要研究?民俗学要摆到什么位置上？我们是复旧，还是复兴?值得思考。

下面我再讲一下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时期的民俗学历史状况，这些被抗日战争历史掩盖了的沦陷区民俗学史实应该让我们这一代民俗学人牢记在心的。我想介绍以下八点:

第一是，辽宁、吉林、黑龙江整个东北地区的民俗发展的中心问题，在民俗学中有个简单原理，叫“同心圆说”，同心圆说还是可以用的。在一定的地区范围里各种民俗类型的发展大体上有个中心，至于哪年，哪个朝代形成的可以研究，总是有个中心向外扩散。就拿文艺活动来说，海城可以说是辽宁大秧歌的发源地，河北秧歌也许在定县，东北很多习俗分门别类都有定点中心。整个东北为什么很多大类型的民俗，包括方言俗语都那么接近，应当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为什么一入关和山东、河北就有区别，但是沿海大连、丹东又有些与山东沿海相近，什么原因?这些问题需要研究，需要了解我们东北地区地理的、历史的特点，我们怎样在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中摆我们的位置，这一点很重要。这此下边我想回顾一段历史，讲一段平时不大注意，不大讲的情况。从“五·四”运动以后，民俗的发展基本情况是，从北大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以后到二十年代迁到南方中山大学，由北到南不管是怎样发展，民俗学还是一条线。当时东北的民俗在《歌谣周刊》上介绍了“关东三宝”等；可见五四时期东北民俗已被人注意了。但是作为东北地方性民俗的研究始终没有提到日程，北平的民俗学活动，也没有影响到东北。后来，东北地区民俗学活动就进入一个非常时期，“九·一八”一声炮响，东北地区首先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占领。这场战争给中日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伪满洲国的成立，华北的沦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这一段历史里我国的民俗学发展和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是用血写出来的。我现在就讲讲这段沦陷期历史，这跟我们东北是有关系的，简单的回顾如下：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民俗研究中心被迫南迁。当时的北大、清华、中国、辅仁、燕京等大学，只有个别教会学校未被占领者完全操纵。当时在北平，基本上整个学术界处于冬眠状态，教授、专家、学者、其中包括民俗学者都各走各的路了，用政治术语就是“大改组”。有的人跑到后方，有的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当时还有些学者、专家留在了北平。象周作人、沈兼士、还有江绍源、常惠等。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民俗学会，没有集结，后来，周作人还是出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等国和日本也成了交战国，于是日本占领者接管了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了一个研究所，叫“燕大华北综合调查所”，其中成立一个“习俗委员会”，委员长是周作人，委员还有江绍源等，还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这委员会无所作为。据资料分析，可能由于日本人没有直接参入，因此，财力物力上没有条件，这个组织有其名无其实地不寿而终了。

第二：民俗组织活动频繁，很有成效。这个组织是1941年在北平由日本人成立的民俗研究俱乐部，叫《民风社》，负责人是桥川时雄，影响很大。大家知道日本民俗学界有两个权威，一个是柳田国男，被日本人称为“民俗学之父”，另外一个人是折口信夫博士，他留下很多著作。’1941年9月，这个民风社特地请折口到北京进行讲座，题目是《民俗学分类》。这个会还聘请周作人为顾问。日本侵华以后，很重视中国民俗，要注意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视，还请来权威讲座。在这基础上，1942年9月，又把《民风社》改为《东方民俗研究会》。会章上规定：“本会以发展中华民国(按指伪汪)及东亚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科学研究为目的”。成立时，周作人到会讲了话，他呼吁日本民俗学者与中国学者，携手合作。对此，日本人并未理睬，还是日本人自己搞了起来。这个会，每月召开例会一次，会上除做关于搜集民俗的报告外，还举办了资料展览会。原计划刊行一部《东方民俗丛书》，计划很大，当时由新民印书馆已出两部，即是《北京地名考》和《白云观道教》，因日本侵略战争失败，没有出成。它是当时华北很重要，很有名的组织。

第三，还有一个势力最大的机构“满铁”，即《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他有一个“满洲北支经济调查所”，附设“北支惯行调查班”。调查所负责人为杉之原舜一。这个所利用“满铁”控制中国主要大动脉的条件，和天津、上海的事务所，取得了全面的联系，基本上把华北一带、后来包括上海等地区都作了调查，有些甚至是冒着我抗日游击队袭击，在枪林弹雨中搞的，这一点从反面给我们很大的激发。他们对华北村落的民俗调查，写出了很多著作，当年那些调查，现在在日本还在整理，前不久还在出专著，可见影响之深远。在1955年发表的六卷《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前言后语中，还说到当年他们在满铁时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调查著作的题目，包括《中国农村的分家制度》、《北支村落社会》、《中国农村的家族与信仰》等，“村庙”、“宗族”等都作了调查，有很多是我们从来没作过的调查。

第四，当时在伪北大有一个“北大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由日本人主持。共出了十一本调查报告。其中有关民俗的很多，如《山东一个集镇的社会构造》报告等，写得很详细。

第五，是日本至今一些民俗学者一直很推崇的一个组织，那就是1939-1941年设立的“支那民俗志刊行会”，他们原计划出版十二卷《支那民俗志》，后来遭到大火，只抢出了三卷，即一、二、六卷。一、二卷是“正月行事篇”是整个正月全国各地民间习俗，从大年初一直到正月完了。第六卷是“儿童章”，书中对中国儿童的民俗都作了详尽调查。这十二卷计划没有实现，日本民俗学者一直引为憾事。他们早在文章中谈到永尾龙造主编的《支那民俗志》时预言：《支那民俗志》三卷集将会对未来复活的中国民俗学会研究有极大的激发作用。他们说对了，今天，这些只能激发我们的民族意识，绝不会长他人志气。

第六，是在日伪统治下，由其它国家留学回来的学者，不甘心日本占领者独霸民俗的研究，在沦陷的条件下，利用其他国家的财力物力，搞民俗研究。这就是著名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他的成立本身就是曲折地对日本的抵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在中国象法国那样国家的财产很受威胁。北平的中法大学南迁后，日本占领当局要强占该校址的。于是法国学者就在那里成立一个研究所，邀请当时在国际上有声望的专家、学者参加，杨坤先生也参加了，他当时是法国社会学派。1942年7月该所举办了“民间新年神象国画展览会”，展出了各地各年代的中国民间的灶神、门神、神祃十分齐全。还举行了明代版画展，举办了十七、十八世纪法兰西研究中国的资料展览，都是非常珍贵的。到1944年又出了《汉学》刊物。第一辑中有两篇很有国际影响的论文，即：杨坤的《灶神考》和孙楷第的《傀儡戏考源》。这期间杨坤先生在清华讲授“家族社会学”，有些文章也在清华刊物上发表，在国际上影响较大。

第七，辅仁大学的“文科研究所”附设的“东方人类学博物馆”很活跃，他们自己编了一个外文刊物叫《民俗学志》发表了不少质量可观的文章，其中有辅仁大学培养的专家写的《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还有外国人写的如希洛克古洛夫的《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在地方民俗研究上有一个叫约瑟夫梯尔写的一篇研究中国“烧替身”的文章，还有研究“春联”、唐代“瓦棺”、中国的“求雨”以及专门研究北京房屋门脸上的砖刻装饰图案的论文等，都有详细附录，影响很大。在当时，刊物出得非常漂亮，外国人称它为“豪华的印刷”。

在地方研究上他们利用传教的条件，深入到他们的教区山西大同。出了“大同专号”介绍和研究了大同的儿歌、婚俗、谜语、节气等。这个组织一直发展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北平时他们仍继续活动，直到解放前才结束。由于这段历史的原因，使华北的民俗学大体形成了一个体系。同时对东北有相当的影响。

第八：伪满洲国也有三个有关民俗的组织。

1.约在1942年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出了《满洲民俗图录》第一集，研究了东北各种民间风俗，图片很全。对东北各种年节的游艺活动介绍颇详，照片十分珍贵。

2.满洲事情案内所，它刊出的知名文章有：《满洲民俗考》、《满洲宗教》、《满洲娘娘考》、《满洲街村信仰》、《满洲农村民谣集》等，这里的满洲指东北，而不是指满族。

3.伪满建国大学，当时有日本学者叫大间知笃三，他主持成立了“满洲民俗同好会”，也出了会刊好几期。大间知著有《满洲民族杂记》。

由于东北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政治背景的特殊性，使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民俗学主要的成果都出自当时的日本学者之手。当然他们中间也有侵华的御用学者。这一段历史整个都是悲惨的历史，我们自己的东北民俗学，在我国民俗学史的空白上是填满了血泪。

通过以上这十个组织的情况介绍，我想，今天当我们东北地区走上民俗学的恢复、重建、拓荒、创业的新阶段时，对这段惨痛的历史是不应该忘掉的。

当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做的中国民俗调查资料我们也要研究，其中很多东西，我们想再重新采录，已经没有条件了。当时他们的调查意图，当然不是留给我们，但我们仍旧可以把那些民俗资料，当做遗产接收下来，这是历史给我们造成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东西，以避免走弯路。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加以分析，找出合理的成分科学对待，不能拒绝。这就是东北地区民俗学发展的特殊的历史背景。通过这段历史，看出了民俗学发展的特点，拿近百年历史来说，给我们的启发是：哪个国家忽略了民俗的研究和发展，就会给哪个国家带来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吃了不不苦头。比如人口学，现在想起了马寅初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当时如也能研究民俗学，岂不更清醒些了。中国人口与家庭制度有关系，和儿女有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有关。舞台上也是七郎八虎，八姐九妹。过去哪个婚礼仪式上的祝词不都是“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再不就是“怀抱石榴”，象征“多子”。如果早研究民俗，给党的政策提供依据，也可能就使人口得到一些控制。

现在讲“党风不正”，党风怎么来的?还不是从老民俗来的?民俗学也研究社交往来，正如西方人说：“没有无代价的亲切”象给姨姨、舅舅送礼品，也不是不要代价的亲切，这就是从民俗来的，再不研究它，就刹不住歪风。在座的老同志，谁也逃脱不了民俗的压力。北京也不得不举行两千对的集体婚礼，辽宁有一次就是八十对。但有的是参加了集体婚礼，回到家和亲属再举行一回，还是照样送红包，排宴席。所以说，民俗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得沿着它的规律来引导才行。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利用这个道理，利用自己的占领条件，提供各种各样的调查资料，从而制订对中国的殖民政策。要搞“大东亚共荣圈”，为了便于统治，有些政策就要适应于他们的占领地的情况。所以他们不管战争打得怎么紧，也不管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他们对民俗这项工作都不放弃。这从反面给我们很大启发，为了搞好建设，应当时刻不忘民俗工作。民俗学本身并不坏，看用在谁手里，如敌人的三八枪，拿到我们游击队员的手里一样是有利的武器，如果我们自己把民俗学拿到手，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会起到积极加速的作用。

一百年前英国民俗学者班尼女士说过：“民俗学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上，恐不能希望过份的贡献，但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效果，当然会从这种研究中生出来，即：统治国对于隶属民族可以从此得到较善的统治。”他又说：“我们倘不研究隶属民族，那么恐怕我们永不会正确的理解他们。我们要记着，亲近和正当的理解，可以生同情，同情可以生良好的统治。”这就是民俗学后来为什么名声坏的来源。

日本军国主义欣起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强调大和民族的“大和魂”的绝对优越性。鼓吹用“大和魂”征服“劣等民族”，为了统治才那样研究中国民俗。东北地区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的民俗研究正是这样一种惨状。

今天，八十年代，我们民俗学研究，它的背景不同以往了，经过这么长的坎坷历史，经过几个战乱年代、内乱年代使我们的民族开始了新的觉醒。党的三中全会是新觉醒的重要里程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决不会让民俗学走上希特勒、东条英机道路。我国各民族是平等的。国际间是独立自主的与各国人民是友好的。因此研究民俗学对振兴中华、把自己的民族志气展现出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不能把民俗学摆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不能把他看成可有可无。但是，认为民俗学万能，认为抓它就万事解决了也不对，振兴中华还得发展经济，搞好现代化。但是民俗学是不可缺的，不能使民俗发展总是处于不自觉状态，任其自发自流。我们有好的条件，那就是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指导，就能够排除自身承受的民俗压力。因此，我们那些简单的一般化的作法就不够了。如沈阳抓住一个卖灶神祃的，缴获迷信品几万张灶神祃，请想想他如果不考虑能有几万家买他的，他是不干的。所以我们抓住他一个的同时就要解决那几万户信仰灶神的问题。研究民俗学的立脚点也就在这里。

我们的民俗研究刚刚恢复和重建，一定要注意立足点。要注意时代的特点。据说辽宁现在有扶乩的民间信仰活动，对此，抓起来不可能解决问题，也要研究这问题，要立足于今天的时代要求和特点来考虑。从这段历史的回顾，摆出民俗学特点、规律，以及各个国家利用它的种种表现，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得到启发，非把我国民俗学的研究工作振兴起来不可。这个振兴，说它是恢复也好，拓荒也好，重建也好，一定要清醒一点，绝不能走回头路。正象有的同志曾经提过的那样：“可不要把民俗学，一开始走上了老路，以后名声又坏了。”让我们辽、吉两省的同志们共勉吧!现在，很多资料是三十年代的遗产，这要继承，不继承那叫忘本，不合乎民俗。连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都是从唯心主义哲学脱胎而来的。要实事求是，民俗学者的研究也是从三十年代成果那里脱胎的。但是，必须发展，我们毕竟是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民俗学。正象高部长讲的那样，那不是空洞的教条。有的同志也曾经给我以很大的压力，他说：“你得突破呀!”“突破什么?”“破坏过去那套理论教条。”但是，我还恰恰是从马恩有关古代社会民俗学的论述中找到很多科学根据，来研究当代民俗的。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对过去的要继承，但要看到他的历史特点，然后再发展今天的民俗学。如：方纪生的《民俗学概论》是陈旧的(编者在前言中提到)研究时可用，但不要普及，因为他是唯心观点，形而上学方法，不是从社会根源上看待民俗问题的。这本书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他对奇风异俗注意很多，而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都是日常习俗。我们想振兴民俗学就要注意日常习俗的研究，日常习俗牵涉到的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来龙去脉，过去怎样，又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哪些是已经淘汰的，现在怎么看?那就是史的研究。还有现状的研究，当代民俗的状误解必须随时加以注意。在舞台上，吉剧《包公赔情》中包公叫一声嫂娘，听众也掉泪，那段正是民俗，亲族制中的“乳亲”问题，因包公是吃嫂嫂的奶长大的，“老嫂顶母”。像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的。

所以要研究现状。民俗研究不能回老路，走歧途，不能老追求奇风异俗。为此提出两个问题，共同探讨：

1.主体与对象问题：东北民俗学的工作任务是：一是，一定要回顾，要继承，对过去民俗学者的研究成果要给以足够的评价，要尊重给我们民俗学创业打基础的老前辈。但一定不要走回头路。现在有某些走老路的迹象，饥不择食，没有资料可以做依据，因此就把班尼女士的观点又拿出来了。我们东北地区，不要停留在伪满的遗产上，还要去利用他再挖掘新的。因此的有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这就是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对象的问题。民俗学者应有自觉性，要有自觉状态，要不然是麻烦的。比如有位同志，本人过去受宗教影响，有些东西还信，因此遇到有关宗教这方面问题，他对民俗就研究不下去，这得慢慢摆脱。在民俗的压力下，有时都是不自觉的，有时是逃脱不了的，如有位老工人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谁说一点党的坏话，他是不让的，可他常常在车床干活时，右眼一跳，他便赶紧找一块小纸贴上，而左眼跳，他是不管的，因为“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有这个民俗心理。其实两眼一样难受，一样疲劳，这就是民俗在他身上产生影响。如果我们的民俗学工作者也是这样，就无法进行民俗学的研究了。对我们的民俗学者来说，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外国有的学者，信仰基督教往往研究佛教，信仰佛教的人研究基督教，遇到自己信仰的宗教问题，他们就说不清楚了。这都和主体有关。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既要看到民俗的强大压力，又要摆脱民俗的压力，去科学地对待民俗，这样才能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研究本民族民俗，就不能用本民族偏见看待其它兄弟民族的民俗事象。不能把本民族的习俗都看成是精华，把兄弟民族的民俗都看成糟粕。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科学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研究民俗。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要考虑主体与对象问题，不这样就会出现要么大汉族主义要么就狭隘民族主义的误解。在多民族的省份，若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不团结，自己也就随俗而去了。社会政治认为民俗有好有坏，要求民俗学者不要把所有的民俗现象都当做好东西，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如“我们说跳神，跳得可好了。”那有什么好?那无论如何被认为是坏的嘛，但是它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有极为有用的，这问题要逐渐地解决。在科学研究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某种习俗，不管人们怎样称赞它或谴责它，只要它确实在老百姓生活中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就要研究它，把成果同时供给党和政府，这既是科学成果，又给党制订政策提供依据。这种作法也是有历史先例的。魏武帝时，寒食节不举火，都吃冷饭，在太原地方，长达一百零五天不举火煮饭，致使当地人民有病死亡的很多，生产受到影响，官员对当地习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皇帝下达《明罚令》，革除了这一习俗，下令改成禁火两、三天。这里由习俗到立法，最后把这一习俗做了改革。我们三十年来，如果从礼俗定法，那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如婚姻法、丧葬法等，能够掌握民俗心理，创造条件，是会慢慢得到改革的。

《喜盈门》电影，反映了我国家族结构特征，特别是敬老问题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但作为民俗学者不能停留到此，要深入研究整个家庭的结构、发展、解体等问题，不能总宣传四世同堂，因为当前老人问题是世界性的尖锐矛盾。所以在研究上就不能光看到这一面，看不到另一面，要既注意对象的历史，也要研究现状，又要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用人们优选的习俗加以引导是对的，但引导的结果不能走老路。现在有些地方用封建时代的“二十四孝”故事去引导敬老问题，其结果也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另外，在民俗思维上有一种叫“互渗”的特点，法国学派有的称为“互渗律”。这东西用科学的叫法，应当是“逻辑的谬误”。我们在搞民俗调查过程中，如遇到民俗上大量存在的逻辑谬误，有时就不能自拔，弄不清楚。如日常生活中说：“太阳从东边出来了。”这话是不科学的，但我们绝不能说：“地球转到哪个角度才看到太阳。”在民俗上也有这些问题，如逻辑上最常见的谬误公式：因为甲在先，乙在后，因此甲是乙的因。在民俗上也有很多这种谬误。例如我调查了七六年那年，咱们国家自然灾异多，地震、出扫帚星、下陨石雨。在政治上那一年也是大动荡的一年，最后“四人帮”复灭了，在老百姓当中就认为是因为先有地震、出扫帚星、四妖才倒台。这和诸葛亮抬头见一颗大星坠落，便说是伤了一员大将是一样道理，事实上，是先有一颗星陨落，后有一员大将战死，各有各的因。民俗上不能把所有“预兆”说法都看成是迷信，有些就是逻辑上的谬误。还有相似问题，如民间偏方，都说偏方治大病，就是由于它有一定科学性，同时还有神秘性。民间偏方都很奇巧，如吃花生米要七颗，多大规格，就用得灵，就是这么来的。因此，对研究的对象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排除主观上非科学的思维活动。

在对象问题上还有迷信与俗信的区别，有些东西是正常的，这不必去苛责，如吉凶观，祸福观，这不叫迷信，应当叫俗信。人们的心理愿望总是向往吉祥、幸福的，俗信是可以保留的。什么是俗信，例如，人家老人死了，夏天死的，你作为亲戚，好朋友至关去探丧，你把凉鞋擦的亮亮的，头发吹过风，烫上卷，穿着鲜艳的喇叭裤，去悼念，那你所受的压力是什么?是正常的压力。人家结婚时，你挂孝就别去了，这种忌讳是可以存在的。人家结婚，你一进来就号啕大哭，大概是不行的。一个家庭，由于辈份上不同，相处习惯上已形成了各种稳定的状态，违反它，家庭生活就感到不协调。这些无害的俗信就可以保留下来。这是主体和对象的摆法问题。

2.调查与研究的问题：调查和研究是两个问题，当然调查本身也有研究，现在我们是他们分开来谈，调查作为方法来讲应是科学的。目前有些人还是属于饥不择食，听到一点就感到新奇，得一点就用了。作为民俗工作同志，不能零打碎敲，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调查，如专题调查和综合调查要分开。专题调查如：婚姻、丧葬、饮食、服饰等，其中还有小的细目，如某地订婚习俗等等。要分清种属类目。打糕研究那是饮食习俗的一种，研究朝鲜族习俗那也是专题性质的。但同时又是综合的，包括这个族的所有民俗。一般说来，不能停留在琐细现象的研究上，而是通过专题调查能把问题抓出来。如婚俗调查怎么入洞房等等，不仅如此不行，要调查婚俗本身结构，了解这种婚姻怎么结成?家格如何?前因后果都要分析研究，要调查婚姻内在的东西。最后才能得出结论来。

点和面的调查很重要，点里有面的东西，个别体现一般才有意义。把个别当一般那就使调查走入歧途。纯属个人的习惯不能叫民俗。小村落里极个别的现象可以研究，但要调查它的来龙去脉，是外来影响，还是当地习俗生发出来的。然后找出这种习俗的来源。就把民俗关系研究清楚了。最后才能看出将来怎样发展。

应当避免间接调查，尽力做到实地实物调查，对第二手材料要核实鉴别，不然就会得出错误结论。

日常风俗与奇异习俗的调查要结合起来，不要单纯猎奇，价值最大的是日常习俗，而不是奇风异俗，因为，它能推动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

再一点是新俗调查与旧俗调查的结合。因为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风俗，要注意调查。如有人注意利用自行车结婚的形式，新式家庭关系，新的分家制，老人也分一份儿等等。不能老调查旧习俗，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俗，要适当地注意，要立足于日常生活中新习俗的调查。调查旧俗也要查清时代，最忌把消逝的旧俗拿来当做当代习俗看待。

下面讲讲研究的问题：历史的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一是民俗史的研究，一是民俗学史的研究。现在就得注意民俗学史的建立，如吉林民俗学会的成立大会，就要载入史册，做了什么，现在、将来做些什么，给子孙留下来。所以情报工作要抓紧，各地都作了什么工作，要互通情报，要积累起来，推进工作。全国性研究与地方性研究相结合：地方的学会应以乡土研究为主，从而去丰富、充实全国性的民俗研究。对乡土研究要立足于东北三省，要联合起来，搞出全面规划，脚踏实地为全国民俗史的研究作出贡献。研究工作不要太实用化了，要研究我国的民俗学，也要适当地注意外国的研究动态。东北地区还要注意，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国际间的交往等等对民俗的影响，其中包括产生大量的借词。这些调查也有助于和国外的交往。

最后谈一谈，现在，东北地区民俗学研究的队伍还很小，不要急于扩大。中国民研、社会科学院的同志都这样建议，队伍要精干、工作要有效，不要再把名声搞坏了。要扎扎实实地研究，在实用民俗学上，能给各级党委及有关部门提出些有效的建议，使他们在艰苦的工作中能收到实效，就好办了。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两省及黑龙江的民俗学工作同志们，要好好协作，尽最大的力量，作好民俗学工作，不然，有些民俗就有失传的可能，我们的后代就更难办了。要想振兴中华，就要扎扎实实建设点东西，我们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一定要把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肩负起来，为中国民俗学的新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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