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诸问题：译者的话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30 15:16:05 / 个人分类：以文字为生存？

译者的话

一、关于作者

哈佛大学的口头文学研究肇始于1856年，至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成为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学术旗舰，其间经历了以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B. Lord）为代表的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形成了逾150年的学术传统。正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中，作为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国际著名的希腊文学专家、口头诗学理论家、印欧语音韵学家，本书的作者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在跨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领域中成为术有专攻的第五代学者和理论权威之一。

纳吉教授于1942年10月22日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1962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古典学和语言学硕士学位；196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古典语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先后任古典学讲师（1966－1969）、古典学助理教授（1969－1973）、霍普金斯大学客座副教授、教授（1973－1975）、哈佛大学古希腊语与拉丁语教授（1975－1984）；1984年荣膺哈佛大学弗朗西斯·琼斯古希腊文学教授和比较文学教授至今，其间历任民俗学和神话学学位委员会主席（1980－1987），文学学位委员会主席（1989－1994），两度任凯尔特语言文学系代理系主任（1986－1987；1990－1991），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Milman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rature）副监理、代理监理、监理（1991年至今），古典学系系主任（1994－2000），希腊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至今）。其主要的学术兼职和荣誉学衔有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学术委员（1977），古根海姆杰出学者（1977），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87），美国语文学会主席（1990－1991），国家人文学术夏季研讨班基金会主任（1984－1989）等。

纳吉早年的成名作是《希腊和印度步格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Greek and Indic Meter, 1974），其方法论被誉为印欧语言传统研究中的“重大突破”，由此奠定了他在国际口头传统比较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此后他出版了一百多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和一系列学术著述，代表性的个人专著主要有：《阿开亚人的佼佼者：古风时期希腊诗歌中的英雄观》（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Concepts of the Hero in Archaic Greek Poetry, 1979）,该著荣获古德温优秀著作奖（美国语文学会，1982），《希腊神话与诗学》（Greek Mythology and Poetics, 1990），《品达的荷马：往昔史诗的抒情遗韵》（Pindar’s Homer: The Lyric Possession of an Epic Past, 1990），《作为演述的诗歌：荷马及其后》（Poetry as Performance: Homer and Beyond, 1996），《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1996），《柏拉图的史诗吟诵片段与荷马的音乐：古典时期雅典的泛雅典娜赛会及其节日的诗学》（Plato’s Rhapsody and Homeric Music:The Poetics of the Panathenaic Festival in Classical Athens, 2002），《荷马的回应》（Homeric Responses, 2003），以及《荷马的文本与语言》（Homer’s Text and Language, 2004）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的传世之作《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出版40周年之际，纳吉与其哈佛同道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作为该著第二版的编辑，共同重新撰写了长篇导论，对这部口头诗学的重要文献及其理论和方法论作出了翔实而精审的论述，透发出深厚的学术功底。

作为哈佛大学弗朗西斯·琼斯杰出教授，纳吉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家。他常年开设的讨论课程有“古代希腊诗人的城邦观念”、“希腊神话概念与当代理论”、“古代抒情诗原理：比较研究法”等；多年以来，“希腊文明中的英雄观”（Concepts of the Hero in Greek Civilization）一直是哈佛大学的基础课程之一，“口头传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Oral Traditions）则是古典学系和比较文学系一直保留的精品讨论课程。与此同时，他还长期活跃在北美和欧洲的诸多著名学府，担任研讨会教授和系列讲座教授。纳吉这些年在美国高校的人文学术课程中，率先倡导将国际互联网的数字技术与多媒体的远程教学活动整合为一体，并以其领导的哈佛希腊研究中心的网站为依托，通过“虚拟教室”将哈佛课程和教学资料推向公众社会，尤其是在希腊史诗传统的在线教学工作中形成的实验性工作模型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因此他也被誉为美国当代教学技术革新的“主帅”。此外，纳吉主持的“荷马再发现：诗歌与演述”（“Rediscovering Homer: Poetry and Performance”）成为哈佛远程教学项目（Harvard@home）率先推出的系列可视化讲座之一。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纳吉作为哈佛大学威德纳学院图书馆“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监理人之一，一直致力于维系和发展哈佛历代学者的口头传统研究及其悠久的学术传统，在资料学建设、数字化档案管理以及多相化的文献整理研究中，为推进口头传统这一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在长期发展规划中，建立起一支有深厚理论功底和研究实力的学术梯队。此外，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还吸引了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中青年访问学者，推进了国际交流与跨学科的学术对话。

作为一名资深的古典学者，纳吉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古典语文学、古希腊文学、神话学、印欧音韵学、修辞学、比较文学、叙事学和口头诗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他立足于书面文本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高度关注古代希腊诗歌文本的口承性及其演述传统的复原性比较研究，在口头诗学理论的拓展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学和希腊文化研究的范畴，对历史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相信读者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也能充分领略到纳吉教授厚积薄发、胜义迭出、卓有洞见的学术思想。

二、本书的翻译与志谢

关于本书的学理意义，我希望以另外的方式来进行解读，这里就不赘言了。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有赖于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说来话长，这里略述经过始末，以志由衷的谢忱。

2000年9月至2002年1月，我作为访问博士研究生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学，主要任务是围绕学位论文进行独立研究，其间有幸跟姐姐巴莫阿依一道成为纳吉教授“口头诗学与修辞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7.Oral Poetics and Rhetoric: Seminar2000）讨论课上的两名“特殊学生”。记得当时他以“克里特岛人的谎言”（Cretan Lies）为主线，沿波讨源，步步深入，通过口头艺术与视觉图像的丰富资料进行参证比较，将我们带进了古代文本与口头传承那经纬交织的华野天地……那时的纳吉经常穿梭在波士顿与华盛顿特区之间，兼顾着哈佛校本部的教学与希腊研究中心的管理，尽管他常常拎着旅行箱出现在校园，但每堂课下来的当晚，他都要亲自在轮值学生完成的课堂讨论笔记上批复具体的意见，并作出小结，然后通过邮件列表发回给大家……举凡我们有任何问题，他都会在第一时间予以书面解答，不时地穿插一些好玩的古典学典故以活跃气氛；百忙之中还会记得邀请我们两姊妹一同去观看伊朗第一位女导演的新片首映……因而，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我们都为他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多样化的教学实践和平易近人的大师风范而叹服，也为他授业解惑、诲人不倦、不遗在“远”的职业精神所感染。在问学哈佛的短暂岁月中，我们与纳吉教授的“相遇”为那段繁忙而充实的时光雕刻上了最难忘的印记。回国之后，从完成本民族史诗演述传统为主题的田野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到给研究生开设口头传统研究方法论的专业英语导读课程，纳吉教授的口头诗学主张、教学方法和学术视野，一直都像是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在引导着我……久而久之对口头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也有了更深一些的理解和领会，于是也就有了“翻译”的念头。一方面，我想以实际行动来回报自己从纳吉教授和他当时的博士生助教凯瑟·迪欧（Casey Dué，毕业后在休斯敦大学的古典学教研中独当一面），以及讨论课上的同学们那里受到的莫大教益，尤其是玛丽·劳布（Mary Laub）在课下一直给我们的特别关照，这已然成了我由来已久的一个“心结”；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将纳吉的学术思想和哈佛的学术传统介绍给从事口头传统研究的国内同仁和研究生，这与自己近年调整后的专业研究方向也是契合的。

大概是在2003年圣诞节前夕的问候邮件中，我跟纳吉教授提到了《荷马诸问题》的翻译，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他的回应和支持，他将给我的回复同时抄送给了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的工作团队（CHS Team），此后的翻译工作一直是在纳吉本人和这批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得以推进的。令人惊喜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哈佛当年那堂讨论课的邮件列表中。因此，首先要感谢纳吉教授的信任和鼓励，尤其是他在百忙之中给我及时的答疑，并在版权联系和后续的出版环节上亲力而为，作出了全面的协调和周到的安排；感谢纳吉的夫人奥尔加·戴维森博士（Olga Merck Davidson）的格外关注，她是近东诗歌传统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在古典波斯史诗《王书》（the Book of Kings）的研究中独树一帜；为了本书涉及的比较研究案例，她通过好友Niloo Fotouhi女士特地将自己关于波斯古典诗学的研究文集连同纳吉教授的几部新著惠寄给我作为参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的工作团队一直都是我工作的主要动力：除了由衷地钦佩他们的集体协作、专业精神与工作效率之外，让我更加难忘的是我们彼此因格里格（纳吉的昵称）而结缘，进而通过网络的无形桥梁建立起来的真诚与友爱，跨越了时空与学科的分界，无论怎么表述都难以传达我一直铭戢于怀的感动和感激。这里我要特别道谢的团队成员有：信息技术与出版部主任莱昂纳德·米尔纳（Leonard Muellner），在翻译书目与版权许可的权衡与定夺过程中，他给予了决定性的建议，并且自始至终都以“闪电速度”回复我所有的技术问题；图书馆的负责人和影像资源专家吉尔·柯里·罗宾斯（Jill Curry Robbins）博士不仅为本书的出版组织了四百多兆的高清晰电子图像资料，亲自为每一幅线条画撰写了文字说明，还解决了所有图像的授权使用许可，为此她加班加点却毫无怨言；Outreach项目主任肯尼·莫雷尔（Kenny Morrell）教授对中国史诗传统的关注和他给出的建议，一直让我倍受鼓舞。这里要专门提及专攻中国与希腊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的瑞丽（利萨·拉斐尔，Lisa Raphals）博士（也是纳吉的老学生，现执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除了她给予我的翻译以细心指导外，我们俩在电子邮件中的漫谈式讨论也让接到抄送邮件的纳吉教授开怀不已。此外，纳吉、CHS Team与我之间的两百多封邮件也经常打扰到中心的其他学者和纳吉在哈佛校内外的几位同道好友，他们的关注让我多了一份压力，也多了一股动力。当然，还要感谢2000年秋学季纳吉讨论课（comp. lit. 207）上的各位同学，他们一直在我的“哈佛印象”中，是最棒的Group；大家留在我电子邮箱中的课堂讨论笔记和专题发言，则一直是我治学和教学中的参考。

纳吉教授在本书的《跋》中特地引用了当代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康利（Robert J. Conley）的一首诗作，深有寓意。这首诗在原著中享有独立版权，中文翻译也就遇到了相应的授权许可问题。有幸的是，在美洲印第安人作家网（Storytellers: Native American Authors Online）的负责人卡伦·斯特罗姆（Karen Strom）女士的热心帮助下，康利很快就回复了我的问询函，并无偿地提供了该诗的中译版权，还热心地传来了自己的创作档案资料。这里让我们──受纳吉教授的委托──向这位切罗基印第安人的杰出作家和斯特罗姆女士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美国考古学插图艺术家瓦莱莉·韦尔费尔（Valerie Woelfel）和摄影家吉纳维芙·希夫纳尔（Genevieve Shiffrar），也当出现在我们鸣谢的人员之列，她们为本书的出版特地向哈佛大学希腊中心图书馆及时地提供了所需的图像资料，方使本书的装帧设计与内容交相呼应。

本书涉及多种语言的史诗传统。除了向作者本人咨询和求证之外，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法语和拉丁语问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编审余中先先生的指教；梵语、印度语的注音和解释，乃至有关印度文化的疑难问题，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郑国栋先生的倾力相助；德语方面的问题则有赖本所同事热依汗·卡德尔副研究员随时伸出的援手。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与我一道分享本系读书沙龙“重读经典：荷马史诗”的美好时光，他们颇有心得的阅读笔记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探索人类的口头表达文化之根的认识论意义。这里尤其要感谢朱刚同学一直以来的协助，本书术语简释部分涉及的印度当代口头史诗传统案例的英文资料查核，加上索引部分的页码核对和原著参考文献的校订，让他付出了太多的个人时间。

我要格外感谢我的好友、康奈尔大学古典学系的博士候选人亚伦·泰特（Aaron P. Tate）多年来给我的鼓励和帮助，通过上千封的电子邮件，我们之间关于古典学、荷马文本和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的讨论，一直在督促我不断地发现自己的知识盲点与专业缺欠，本书的翻译也从这份长达十年的学术友谊中受益匪浅。

本书最终得以付梓出版则有赖于中美两所高校的出版社之间达成的通力合作。这里尤其要感谢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版权部经理劳拉·扬·博斯特（Laura Young Bost）女士自始至终给予中方和译者的理解和耐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出版这套译丛的全力支持，还有责任编辑吴晓斌的不断督促和辛苦劳作。

以上致相关方面的感谢，也是“我们的”感谢──受纳吉教授本人的委托，这里我谨代为传达。

三、体例格式与译注处理

学术译著的规范和体例，大都有学科的相应要求。就本书而言，作者本人始终恪守着古典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同时借鉴了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以帕里和洛德提倡的比较观照穿行在不同的语言传统中，因而原著在广征博引之间深有文本疏解、词源考证、音训义释等古典语文学的旨趣，频有古希腊语、印度语、拉丁语和其他外来语的使用和诠释，还有专门以斜体字表述的重点或旨在强调的特定意涵，等等，这些细节都要求中文版在体例排印格式上要充分体现作者的考虑，以突显原著的内在蕴藉，因此也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处理诉求。虽然让我花费了一定的时间来斟酌，好在出版社不避其烦，这里似有必要向读者作出大致的交代：

先要说明的是，我不懂古希腊语，“不善为斫，血指汗颜”。但有幸的是，纳吉教授在原书的写作中，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不懂古希腊语的普通读者，但凡有古希腊语／文或其他外来语出现的地方，都紧跟着相应的英文解释，为翻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深知自己古典学与荷马研究中的专门知识还有太多的欠缺，只能结合翻译广泛阅读，谨慎查对，认真补课。幸而本人先后师从马学良教授和钟敬文教授，受过语言学与民俗学这两个学科的系统训练，较为熟悉原著特定的概念和术语及其背后的学术传统和工作方法，当然也希望自己在翻译中不会走得太远。

言归正传。就行文中的专名与术语的来说，按目前国内学术译著中比较通行的做法，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古希腊语／文、印度语、拉丁语及若干其他外来语，以及作者着意强调或者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在文中首次出现时或在关键性的阐述中，均以互参为原则，按原文语种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圆括号或方括号的夹注形式，或附上原文，或附上对应的汉译。这样于读者可以方便查对和引用，于作者可以保留其良苦用心，于译者则可以留下纠错的空间。此其一。

其二，就格式编排与字体排印而言，中文版根据原作体例作出了一定的本地化处理。归总起来讲，原文加引号的术语或语句，译文也加引号标出；行文中以半角方括号“[……]”引出的文字为插入语，用以语义补足或解释，除特别注明外，大多为作者所加；原文的斜体，译文用黑体；但凡书后附有译者作出简释的专名和术语，正文用楷体标出。下面就相关的体例问题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⑴作者着意强调的术语、概念和特定的表述段落，但凡采用斜体者，译文中一律以黑体表示，例如：程式（formula），创编、演述和流布（composition,performance, anddiffusion）等。

⑵本书正文与注释中出现的专名与术语，但凡译者认为有必要在附录中作出简释者，译文中都以楷体表示，其标记方式大都以第一次出现为准，个别集中讨论的地方则以就近处理为原则，读者可在书后相应的汉英对照条目下查阅其释义，例如阿里斯塔科斯（Aristarchus），演述中的创编（composition-in-performance），言语行为（speech-act）等。

⑶原著涉及古希腊语／文、拉丁语、印度语和其他外来语的专用词或特定表述语句，均按第一语言在先，释义性的同位语（英文）在后的斜体单引方式进行排列；中译本也按第一语言在先，其后用全角方括号纳入其中文对译，并以仿宋体标出，例如：aoidós［歌手］，Hómēros［荷马］，rhapsōidós［史诗吟诵人］，μεμυκὼς ἠύτε ταῦρος［发出公牛一般的吼声］，anagnostae optimi et plurimi librarii［最好的诵读者和人数最多的抄写员］等。

⑷诗行号、边码：原著中出现的荷马史诗诗行编号和相关源文献的页数边码，译文中一仍其旧，尽量不作任何改动，以利读者复核原文，例如：“《伊利亚特》23.340”即第23卷第340诗行；“《奥德赛》17.381－385”即第17卷第381至385诗行；又如：亚里士多德《诗学》23.1459b1－7，利库尔戈斯《斥莱奥克拉特斯》102，“柏拉图”《希帕尔科斯》228b，凡此种种，在古典学著述中都是约定俗成的引证体例，汉文翻译中均以原著为参照标准。

⑸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原著注释有文中夹注和页下脚注两种，文中夹注多为引证文字的源文献出处，通常按作者（文献）、章节／页码、卷号／诗行号、版本／编订者的方式列入圆括弧之中，若作者的传世作品有惟一性，则往往省略原著作名；翻译中对首次出现的文中夹注予以对译，并在逗号后附上原文，如：“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明哲言行录》，Diogenes Laertius 1.57”；“奥维德《变形记》，OvidMetaphorphoses6.62”，其后行文近距离再次出现时则省略源文献的主词信息（读者可以在书后的主题索引中进行复查），仅保留汉译与章节／页码、卷号／诗行号、；远距离出现或隔章出现时，则重复以上操作，以方便读者查对。译文对页下脚注中的说明性、引文性或引证性注释文字进行翻译，对应的引证文献及其标注方式，除读者大都熟悉的书目、篇目外，则基本保持其原有形式，不做翻译上的任何处理。同样，原著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一概维持原状，以便读者与正文注释信息进行复核和查对。主题索引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进行了翻译和重新编制，但依旧是以英文字母排序，页码则请按中译本的页码进行对照检索。

其三，学术翻译中加上译注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译者究竟应该注解什么、如何注解、参与程度怎么把握，等等，都值得认真思考和反复玩索。从完成译稿到终审排印，始终让我跟自己纠结不已的正是作注的尺度问题，编辑也跟着我一道深受其苦。经过反复的几次调整，最后根据他的建议将原来增加的文中夹注和页下译按基本都挪到了书后，目的是保持原著的体例，尤其是每章注释的连续编号，以利读者复核；同时以专名与术语的简释方式单列在书后，以增补必要的注释信息。这么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本书读者的预设对象最初主要是针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平行学科中从事口头传统研究的同仁和研究生，所以按本人理解中的“知识点”加上了若干的【译按】，根据学界的既有成果和相关的工具书，对原著中出现的重要专名和学科术语进行一定的诠释，尽量做到精当，便于非古典学专业的读者参阅。另一方面，这些在我看来的“知识点”大多对古典学或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常识，如果采取夹注或脚注方式势必会妨碍他们的阅读。所以考虑再三，才决定另添两个“附录”于书后：【译按】文字基本纳入到了译文后所附的《汉译本专名与术语小释》之中，并以汉语拼音为序、按汉英对照方式排列；遇有个别特殊情况，才将【译按】留在了在正文相应的脚注之下，主要是因之与作者阐发的主要观点有密切关联。最后附有译者参引的主要文献目录，以示翻译过程受益于学界前在成果的知识互文性，以免掠美。希望这样一种“体例外的体例”，最后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毕竟编辑煞费苦心。

关于本书的阅读，还应强调三点：一是，作者在本书的导论[应为“第一章”，特此更正──译者2008年11月27日]中就口头诗学的基本问题专门列出了10个概念清单和10个误导用法的清单；与此同时，在行文的阐述中，对于其他常用的核心概念如“神话”、“崇拜”、“标记的”、“未标记的”等也往往会给出简明的操作性定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相关概念和术语的理解应以原作中的定义、阐述及其案例分析为本，译者的简释仅供参考。二是，古典学界一般不采用公元前5世纪由希腊人狄奥尼修斯（Dionysius）设计的“公元前（B. C.）、公元（A. D.）”的基督教纪元（the Christian era）系统，尽管它更为人们所知；而是应用B. C. E.（共同时代以前）和C. E.（共同时代）的系统。其主要原因是：用基督教术语来说，学者们想要探求和理解的希腊人绝对是多神教崇拜者和异教徒；那么，“公元前、公元”这样的基督教词语就显得很不合适了。除非特别指出，一般学术著作中涉及古希腊问题所有的日期都指向共同时代以前，本书采用的古希腊纪年系统亦然。但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本书中的时间表示仍沿用大家熟悉的公元纪年法，举凡“公元前”所指仍为“共同时代以前”，这里特地提请读者注意。此外，作者常常述及的几个历史分期为：⑴古风时期（the Archaic Period），约当公元前776年至公元前480年；⑵古典时期（the Classical Period）：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323年；⑶希腊化时代（the Hellenistic Age）：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1]三是，本书在出版前曾以讲座手稿的形式在哈佛师生中流通过一段时间，后来纳入了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CHS）与斯多亚联盟（The Stoa Consortium）合作的人文学术电子文献库中，[2] 读者可以前往阅读和下载。但需注意的是，斯多亚网络版（2001年上网）与本书所据的德大版（1996年）还是有若干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作者在正文和脚注中对相关的段落和措辞作出过一定程度的修订或增删。故而，网络版应视为未修订稿，本书所据的德大版方为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