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的另类书写(五尺道述古2）

筒裙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留下的字。

--景颇族谚语

孙髯翁追溯的历史始于汉代，那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孙髯翁毕竟是个读书人，出典即是有史可据的事件。更早时候的史实呢？那些书上没有写的人和事呢？我不知道为五斗米受困于昆明街头算命摊的才子孙髯翁先生，有没有"史"之外的"往事"注到心头，"书"之外"脚到、眼到"的写作？

我们习惯的历史，大致是文字中心的历史。所以要把无文字时期称为"史前"，把无文字民族称为"原始民族"。在我们学习的人类学经典中，这样的陈述比比皆是。

但问题又来了：有文字之前（即所谓"史前"）的人类没有历史吗？没有文字的族群没有创造历史吗？

从神话时代走过来的族群

上个世纪70年代，我曾搭乘装运铜矿的卡车进入滇东北乌蒙山区东川、会泽、汤丹等地。诗人和政治家赞美的磅礴乌蒙，因丰富的铜矿矿藏资源，从青铜时代就闻名于世了。那些被钻得千疮百孔的光山秃岭和巨大的泥石流滩坡，印证着历史的沧桑。两千多年开发，开发，过度的开发，铸造了他人的辉煌，却留给了自己无比的荒凉。

最让我吃惊的是人。在那样荒凉贫瘠的山坡上，竟然还有依赖土地为生的牧人和耕者。我第一次听到当地汉人对他们的称谓，是"苗子"，一个性格倔强（在云南方言里，"苗"意为犟），据说在远古时就和咱们的始祖黄帝较量过的异族。还听说他们是从远方迁来的游民，居无定所，"走过一山吃一山"，没有了吃的再走。我当时很好奇，在这样只见石头不见草，"拉屎都不长蛆"的荒山上，能找到什么吃的？我更好奇的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并从那段传奇古史中走过来的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是我70年代在云南省会泽县乌蒙山区调查时拍摄的当地民族肖像。老人的披毡和像乌蒙山一样沉默的神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遗憾的是，当我试图查询史书，却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在主流历史中缺乏记录的族群。《史记》寥寥数言带过，偶有在志怪野史或《山海经》那样类似博物志地理志之类的古代科学著作中提及，却是类似神话的叙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山海经·大荒北经》436页）在述及苗族始祖蚩尤族和黄帝族逐鹿中原的那段历史时，有的文献使用的甚至是侮辱性的描述，如"炎帝之裔"蚩尤"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太平御览》卷七九368页引《龙鱼河图》）等等，似乎是"黄帝子孙"们对异族的夸张描述，对异邦他者充满偏见。这当然是所谓主流族群留下的文献。胜者记述的历史，就像所有的"正史"一样只是王者和英雄的事迹，百姓历来失语，异姓异族因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被置于"化外"。苗瑶等族的历史，除了史籍近乎神话的描述，那场与炎黄族群"逐鹿中原"的大战及今后的历史，就只留存在他们的口传史诗和服饰符号、节祭仪典之中了。近年来，曾有人发起寻找苗瑶先王的发祥之地，亦众说纷纭，一片迷茫。他们的历史散落在南部大山，散落在东南亚，甚至散落在大洋彼岸。也许，除了活态的文化遗存，传说中"铜头"部落的历史遗迹和文物，似乎要等待21世纪的人们去发现。

其实，这些神话，本可以不成为神话的，之所以成了"神话"，大约有这样的原因：一是黄帝"遏绝苗民"（《尚书·吕刑》，见《十三经注疏》247页）的政策，使苗族自古以来便落了个东躲西藏的命，让史家们见头不见尾，只好乱说。什么"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什么"胳下有翼"，或许正是对古代苗族喜"斑斓衣"（或兽皮衣），戴巨型金属头饰，穿如翼披肩的一种描述吧。可惜当时民族隔阂一定很厉害，彼此无法深交，只能远远观之，见有与自己不同的"奇装异服"，不免生出遐想，将其讹传为神怪异物。二是苗族先民在远古那场著名的战争中，逐鹿中原败走他乡后，四处漂流，当然无法像得胜的黄帝族一样静坐下来修史立传。长年的迁徙生涯，迫使苗族不得不将自己民族的文化，用最便易的方式，变为密码，随身携带。于是，口传的古歌和手绣的斑衣，便成为他们记史述古、文化传承的基本样式。

后来帝王为了了解治下的族群，发旨记录和绘制各地风土人情，人们才在类似《职贡图》[1]这样的图像民族志文献中看到他者的身影。作为一个曾经以"炎黄子孙"自豪的汉人，当我第一次看到《百苗图》那样的古代图像民族志中描绘的真人，在惊异于这个消隐在大山中几千年的族群顽强的生存能力的时候，霍然明白，没有一个族群一种文化是可以忽视或轻视的，何况这个远古就能够和强大的黄帝族对抗的族群。即使在有限的描述中，以"五色斑衣"作为形象标识符号的苗－盘瓠族群，仅仅体现在服饰文化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令我叹服。我于是很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自述的历史。

可惜苗－盘瓠族群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一部分苗民使用了传教士新创的拼音文字，但他们的古史和许多本土传统知识，还主要依靠口传身授，用具体的、具象的或象征的方式传承。

人类学的职业使我有幸进入他们的世界，倾听他们的亲口叙述。他们教我阅读书上没有的知识，学习不用文字记述的文化。在我出生地昆明的近郊和附近安宁、武定、禄劝等县，也生活着一些苗族。我经常到他们居住的山村作客，听他们摆古唱歌，吃城里吃不到的野菜和走山鸡。他们的服饰和黔西南、滇东北苗族相似，女子穿百褶裙，无论男女老少，都穿自织的麻布长衫，不染色，也没有纽扣，披挑绣红色大花纹的宽大披肩和背牌，扎绣花绑腿，人称"大花苗"。妇女在额上缠高髻，有的地方还修饰得尖尖的像一只角，所以又被外人称为"独角苗"。

大花苗基督教徒。她们还保留着头上的发髻。2002

云南昆明市郊山村苗族。她们的服饰和黔西南、滇东北苗族相似，
也是自织的麻布衣衫，百褶短裙。2002年。

从1940年前后外国传教士拍的照片看，他们的穿扮一直没变。他们自称"阿茂"（Hmaob），说自己来自黔西南威宁等高寒山区，也就是夜郎古国的地盘，经昭通、宣威、曲靖等地，从乌蒙山南行到滇中横断山余脉温暖的山地，十分满意这儿的气候，就留了下来。看地图，他们正是沿秦汉古道中的五尺道一带山岭辗转而来的。

据后人考证，这条古道民间很早即通（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比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还早几百年[2]。秦时开修官道，从蜀至滇，两路南下：偏东的一条叫"五尺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常頞在李冰父子修筑的"僰道"基础上，从蜀（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南延至味县（曲靖），全长近二千公里，由于山高水险，不易开凿，其道仅宽五尺（约合今之三尺），只宜行马帮。再往前，路已不难行，与旧商道连，至滇池（昆明），西经楚雄、云南（祥云县云南驿），抵叶榆（大理）；偏西的一条叫"灵关道"（又叫"西夷道"），在原"牦牛道"的基础上开凿，也是从蜀出发，经临邛（邛崃）、严道（雅安）、笮都（汉源），渡大渡河，到邛都（西昌），渡雅砻江，过盐源，再渡金沙江，至青蛉（大姚）后西行抵叶榆；两条路在大理汇合，即进入"永昌道"（"博南道"）。[3]

苗-盘瓠和氐羌等族群主要是从北方迁徙南下的。南下的苗族开拓的道路，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一些借用秦汉古道，也是很自然的事。整个族群的流徙，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缓慢但没有停止。他们现在还在继续迁移，例如在离昆明不远的安宁、易门、禄丰交界处，有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空地，叫老羊箐。这里山大箐深，气候温热，树多土少。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一下来了30户来自贵州威宁一带的苗族。他们用石头搭窝棚，好像随时要走的样子。当地有关部门抱怨他们烧山开荒，不交公粮，不实行计划生育，也不送孩子上学。但据我了解，由于地方政府和周边族群没有接纳他们，他们的聚居点没有实现三通（通水、通电、通路），上学要到很远的地方。按当时的政策，他们将被遣返原籍，但他们不愿意。他们拿祖先传下的神话说事，咬定他们的"原籍"是北京那样的地方，弄到警察也很头疼。他们并不在乎什么"黑人黑户"（没有户口），只要山里的土地能长出苞谷和土豆就行。他们说老家种不出水稻，苞谷只长得有腰那么高。最要命的是缺水，鸡叫起来去背水，中午才回得来。

[1]《职贡图》最早为梁元帝 萧绎（505-554）所作，图中绘列国使者立像十二人, 皆左向侧身, 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 今有宋人摹本，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198厘米，藏中国历史博物馆。http://www.esgweb.net/Html/ldmh/renwu/022L.htm。清代以来，由于朝廷重视，各地都绘制了大量职贡图，后来冠以"皇清职贡图"的名刊刻传世。本文所指即此。

[2]　徐冶、王清华、段鼎周：《南方陆上丝绸之路》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

[3]　范建华：《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编写组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3－21页，199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