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裙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留下的字。
--景颇族谚语
孙髯翁追溯的历史始于汉代,那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孙髯翁毕竟是个读书人,出典即是有史可据的事件。更早时候的史实呢?那些书上没有写的人和事呢?我不知道为五斗米受困于昆明街头算命摊的才子孙髯翁先生,有没有"史"之外的"往事"注到心头,"书"之外"脚到、眼到"的写作?
我们习惯的历史,大致是文字中心的历史。所以要把无文字时期称为"史前",把无文字民族称为"原始民族"。在我们学习的人类学经典中,这样的陈述比比皆是。
但问题又来了:有文字之前(即所谓"史前")的人类没有历史吗?没有文字的族群没有创造历史吗?
从神话时代走过来的族群
上个世纪70年代,我曾搭乘装运铜矿的卡车进入滇东北乌蒙山区东川、会泽、汤丹等地。诗人和政治家赞美的磅礴乌蒙,因丰富的铜矿矿藏资源,从青铜时代就闻名于世了。那些被钻得千疮百孔的光山秃岭和巨大的泥石流滩坡,印证着历史的沧桑。两千多年开发,开发,过度的开发,铸造了他人的辉煌,却留给了自己无比的荒凉。
最让我吃惊的是人。在那样荒凉贫瘠的山坡上,竟然还有依赖土地为生的牧人和耕者。我第一次听到当地汉人对他们的称谓,是"苗子",一个性格倔强(在云南方言里,"苗"意为犟),据说在远古时就和咱们的始祖黄帝较量过的异族。还听说他们是从远方迁来的游民,居无定所,"走过一山吃一山",没有了吃的再走。我当时很好奇,在这样只见石头不见草,"拉屎都不长蛆"的荒山上,能找到什么吃的?我更好奇的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并从那段传奇古史中走过来的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是我70年代在云南省会泽县乌蒙山区调查时拍摄的当地民族肖像。老人的披毡和像乌蒙山一样沉默的神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遗憾的是,当我试图查询史书,却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在主流历史中缺乏记录的族群。《史记》寥寥数言带过,偶有在志怪野史或《山海经》那样类似博物志地理志之类的古代科学著作中提及,却是类似神话的叙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山海经·大荒北经》436页)在述及苗族始祖蚩尤族和黄帝族逐鹿中原的那段历史时,有的文献使用的甚至是侮辱性的描述,如"炎帝之裔"蚩尤"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太平御览》卷七九368页引《龙鱼河图》)等等,似乎是"黄帝子孙"们对异族的夸张描述,对异邦他者充满偏见。这当然是所谓主流族群留下的文献。胜者记述的历史,就像所有的"正史"一样只是王者和英雄的事迹,百姓历来失语,异姓异族因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被置于"化外"。苗瑶等族的历史,除了史籍近乎神话的描述,那场与炎黄族群"逐鹿中原"的大战及今后的历史,就只留存在他们的口传史诗和服饰符号、节祭仪典之中了。近年来,曾有人发起寻找苗瑶先王的发祥之地,亦众说纷纭,一片迷茫。他们的历史散落在南部大山,散落在东南亚,甚至散落在大洋彼岸。也许,除了活态的文化遗存,传说中"铜头"部落的历史遗迹和文物,似乎要等待21世纪的人们去发现。
其实,这些神话,本可以不成为神话的,之所以成了"神话",大约有这样的原因:一是黄帝"遏绝苗民"(《尚书·吕刑》,见《十三经注疏》247页)的政策,使苗族自古以来便落了个东躲西藏的命,让史家们见头不见尾,只好乱说。什么"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什么"胳下有翼",或许正是对古代苗族喜"斑斓衣"(或兽皮衣),戴巨型金属头饰,穿如翼披肩的一种描述吧。可惜当时民族隔阂一定很厉害,彼此无法深交,只能远远观之,见有与自己不同的"奇装异服",不免生出遐想,将其讹传为神怪异物。二是苗族先民在远古那场著名的战争中,逐鹿中原败走他乡后,四处漂流,当然无法像得胜的黄帝族一样静坐下来修史立传。长年的迁徙生涯,迫使苗族不得不将自己民族的文化,用最便易的方式,变为密码,随身携带。于是,口传的古歌和手绣的斑衣,便成为他们记史述古、文化传承的基本样式。
后来帝王为了了解治下的族群,发旨记录和绘制各地风土人情,人们才在类似《职贡图》[1]这样的图像民族志文献中看到他者的身影。作为一个曾经以"炎黄子孙"自豪的汉人,当我第一次看到《百苗图》那样的古代图像民族志中描绘的真人,在惊异于这个消隐在大山中几千年的族群顽强的生存能力的时候,霍然明白,没有一个族群一种文化是可以忽视或轻视的,何况这个远古就能够和强大的黄帝族对抗的族群。即使在有限的描述中,以"五色斑衣"作为形象标识符号的苗-盘瓠族群,仅仅体现在服饰文化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令我叹服。我于是很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自述的历史。
可惜苗-盘瓠族群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一部分苗民使用了传教士新创的拼音文字,但他们的古史和许多本土传统知识,还主要依靠口传身授,用具体的、具象的或象征的方式传承。
人类学的职业使我有幸进入他们的世界,倾听他们的亲口叙述。他们教我阅读书上没有的知识,学习不用文字记述的文化。在我出生地昆明的近郊和附近安宁、武定、禄劝等县,也生活着一些苗族。我经常到他们居住的山村作客,听他们摆古唱歌,吃城里吃不到的野菜和走山鸡。他们的服饰和黔西南、滇东北苗族相似,女子穿百褶裙,无论男女老少,都穿自织的麻布长衫,不染色,也没有纽扣,披挑绣红色大花纹的宽大披肩和背牌,扎绣花绑腿,人称"大花苗"。妇女在额上缠高髻,有的地方还修饰得尖尖的像一只角,所以又被外人称为"独角苗"。
大花苗基督教徒。她们还保留着头上的发髻。2002
云南昆明市郊山村苗族。她们的服饰和黔西南、滇东北苗族相似,
也是自织的麻布衣衫,百褶短裙。2002年。
从1940年前后外国传教士拍的照片看,他们的穿扮一直没变。他们自称"阿茂"(Hmaob),说自己来自黔西南威宁等高寒山区,也就是夜郎古国的地盘,经昭通、宣威、曲靖等地,从乌蒙山南行到滇中横断山余脉温暖的山地,十分满意这儿的气候,就留了下来。看地图,他们正是沿秦汉古道中的五尺道一带山岭辗转而来的。
据后人考证,这条古道民间很早即通(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比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还早几百年[2]。秦时开修官道,从蜀至滇,两路南下:偏东的一条叫"五尺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常頞在李冰父子修筑的"僰道"基础上,从蜀(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南延至味县(曲靖),全长近二千公里,由于山高水险,不易开凿,其道仅宽五尺(约合今之三尺),只宜行马帮。再往前,路已不难行,与旧商道连,至滇池(昆明),西经楚雄、云南(祥云县云南驿),抵叶榆(大理);偏西的一条叫"灵关道"(又叫"西夷道"),在原"牦牛道"的基础上开凿,也是从蜀出发,经临邛(邛崃)、严道(雅安)、笮都(汉源),渡大渡河,到邛都(西昌),渡雅砻江,过盐源,再渡金沙江,至青蛉(大姚)后西行抵叶榆;两条路在大理汇合,即进入"永昌道"("博南道")。[3]
苗-盘瓠和氐羌等族群主要是从北方迁徙南下的。南下的苗族开拓的道路,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一些借用秦汉古道,也是很自然的事。整个族群的流徙,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缓慢但没有停止。他们现在还在继续迁移,例如在离昆明不远的安宁、易门、禄丰交界处,有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空地,叫老羊箐。这里山大箐深,气候温热,树多土少。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一下来了30户来自贵州威宁一带的苗族。他们用石头搭窝棚,好像随时要走的样子。当地有关部门抱怨他们烧山开荒,不交公粮,不实行计划生育,也不送孩子上学。但据我了解,由于地方政府和周边族群没有接纳他们,他们的聚居点没有实现三通(通水、通电、通路),上学要到很远的地方。按当时的政策,他们将被遣返原籍,但他们不愿意。他们拿祖先传下的神话说事,咬定他们的"原籍"是北京那样的地方,弄到警察也很头疼。他们并不在乎什么"黑人黑户"(没有户口),只要山里的土地能长出苞谷和土豆就行。他们说老家种不出水稻,苞谷只长得有腰那么高。最要命的是缺水,鸡叫起来去背水,中午才回得来。
[1]《职贡图》最早为梁元帝 萧绎(505-554)所作,图中绘列国使者立像十二人, 皆左向侧身, 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 今有宋人摹本,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198厘米,藏中国历史博物馆。http://www.esgweb.net/Html/ldmh/renwu/022L.htm。清代以来,由于朝廷重视,各地都绘制了大量职贡图,后来冠以"皇清职贡图"的名刊刻传世。本文所指即此。
[2] 徐冶、王清华、段鼎周:《南方陆上丝绸之路》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
[3] 范建华:《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编写组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3-21页,199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