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即1995年开年，我收到一份最对胃口的新年礼物，是学忠来邀我参加中国探险协会。那之后我便老跑学忠家，学忠家也成了协会在云南实际的大本营。南来北往的朋友在他家会合，野外器材也在他家存放。一堆臭味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策划于密室，奔走于陋巷，为好点子馊主意大呼小叫，忙忙碌碌准备行囊，跟真的一样，而且还真的搞成了事：中国探险协会决定在云南设立两个专业委员会――山岳丛林专业委员会和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我们得到授权组织了一系列探险考察活动；台湾摄影家林克彬先生赠送我们四辆北京越野吉普，更为我们的计划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我们把新上户的四辆“北京2020SG”命名为“野狗号”、“野猪号”、“野牛号”和“野马号”，还依各自特性配上一些门联，如“吃酸甜苦辣，滚泥水风尘”（猪性）、“去无人理处，住满天星级”（狗性）等，引擎盖贴上“中国探险”几个红色大字，装饰得很酷。学忠成为野狗号驭者，我则常驾野猪。开着这些回头率很高的酷车，我们和台湾朋友联手开展第了一次探险考察活动――穿越云南境内的哈巴雪山。此行使我们的合作更加频繁。第二年，我负责的一个跨学科文化研究群体“田野考察群”再度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们立刻着手实施蓄谋已久的计划：走走茶马古道。1996年7月起，我们自驾那几辆“野”字号吉普，开展了从云南到西藏长达万里的“滇藏文化带”综合考察（后来在各个点上的考察一直延续了好几年）。那次考察回来后我们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搞了一次摄影展，并在《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学术画册《滇藏文化带考察》和一些著作里陆续发表了考察成员们的相关影像和文字成果。不用说，负责摄影的学忠在其中起的作用有多大。
那几次野游是我，也是我们这一帮朋友终生难忘的经历。我至今特别怀念那些特别的日子，怀念我们那些“野”字号的家伙。
转眼N年过去。2005年新年前夕，我又收到学忠用email发来的一个礼物，那是学忠和他的夫人杨莉谈摄影的一部书稿。
从我认识学忠起，就知道他属于“好色（摄）”之徒。夫人舞蹈出身，美女面孔魔鬼身材；学忠那时最拿手的是舞蹈摄影，拍得出神入化。联系这些作品的“上下文”和最终成果（舞者和摄影者成为一对）看，我们即可推知当时的浪漫故事。学忠一举两得：通过舞者成就摄影，通过摄影获得舞者。
杨莉脱下舞鞋后成为白衣天使，后来又到北京进修美学，与时俱进从外到内进行模塑和修炼；
学忠则继续“好色”。沙龙、风光、人物、纪实、婚纱，甚至影楼，都弄过。他的摄影路数很广，在境内外搞过不同类型的影展。我们组织野外考察活动，他便是摄影方面的头。我就特别佩服他按快门的指头――同样的指头和相机，他拍出来的就不一样。为了野跑时不受管，他辞掉在外办的体面工作，年轻轻办了“退休”。于是在许多年里，他都和“野狗”做伴了。只要中国探险协会或国内外的朋友去云南或西藏，陪着跑的多半有他；只要见到把“野狗”开得像美国大兵一样，必然是年轻的退休干部张学忠同志。他因此拍到不少好照片，让影友们羡慕不已。
学忠不但“好色”，还好玩。他生性幽默，天下事过他的嘴，顿生风趣；寻常动作经他一比划，便成了漫画。记得那次穿越哈巴雪山，由于极度疲劳和高山反应，大家走得眼睛发直，神情恍惚。休息时，个个都瘫坐着，唯学忠还摇摇晃晃走到一片草地上，撅起屁股，双腿内夹为X形，身体扭曲为小儿麻痹症的样子，用拐杖作了个打高尔夫球的动作。呆滞的团队立马笑翻一片，充氧一样来了许多活气。学忠有很多经典的搞笑动作，连摄影的姿势，也常带几多谐趣，成为朋友们抢拍的小品。
我是读着学忠和杨莉的摄影对话而想起那些故事的。如今这两口子一唱一和，论起了摄影，竟又是从舞蹈摄影开始，在风趣中进行――这种惊人的历史相似性让人联想起新一轮升华了的浪漫故事。
学忠和杨莉的摄影对话从传统到现代，从写意到纪实，从技法到伦理，无不涉及。说是散侃，论的却多是摄影圈里聚焦的话题。煌煌十二论，天南地北，褒贬激扬，语言生动，问题意识甚强。因是对话，形式使也自由得多。或彼此叫阵，对垒论战，一针见血，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俗话也说“打是心疼骂是爱”）；或互相吹捧，共同提高，吹得忘形了，不小心就透露一些独家秘诀。这些对话有理论而不艰涩酸牙，有实践正好现蒸热卖，边读就边忍不住笑，想起“文如其人”这句老话。杨莉自是不枉京城所学，总欲合着学理的节拍舞动，把各家的理论尽可能揉合进去，认真而诚恳；学忠表面一本正经，话语中却时时透出机锋和诙谐。他时而挑逗权威，时而引发怪论，天“狗”行空，任性撒野，不羁常情俗理，“狗”嘴里一不小心就吐出根深茎长锋芒毕露的象牙。
比如谈到权威：
杨莉：我听说摄影界有一句名言：“学哲学就要过康德的桥，学摄影就要过布列松的门坎。”
张学忠：这过于神话了！布列松也许是个的门槛，但你可以从他门槛上过，也可以不过。不想过你可以绕过它或者跨过它。我倒觉得进不进他这道门对摄影家来说无关紧要。……不就是一道门吗？它对我们是敞着的，想进去就进去玩玩，懒得进就一个撑杆跳跨过去，何必那么迷信。其实布列松拍的东西我们也未必不能拍，而我们拍的东西没准儿他就拍不出来了。
杨：这我要警告你，你这话太狂躁了！如果被摄影界的人听到了，非把你这个胆大妄为的狂徒“OB（殴毙）街头”不可。
张：不会吧，议论一下布列松有什么不得了的。不过你的警告是有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我说我们未必不能拍布列松式的照片，意思是说我们也有拍那种照片的能力，比方说那种观察力，那种幽默感，那种把握瞬间的能力和控制画面的能力等等，布列松拍片的招数我们是知道的，而咱们拍片的招数他可能就未必知道。而且他这个人有个缺陷，只会拍照，不会作暗房，缺少后期制作的能力和想象力，所以咱们有些东西他就弄不出来，不信你可以看照片，可以比较。
比如谈到思考：
张：板桥有很多好东西没留下来，留下了“难得糊涂”，有些人就稀里糊涂地挂在家里，很假。自己浑浑噩噩了一场，到头来什么都没弄清楚，还说难得。搞摄影不能稀里糊涂的，哪怕是很简单的按一下快门，也要用心去做。
杨：你总是在强调摄影家要多思考，而我却想起了米兰·昆德的那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不是在跟你调侃，这可是一句真正的至理名言。
张：上帝要笑就笑吧，跟我没关系。他就是笑死了，人类不还是要思考吗。噢，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人类要是不思考呢？上帝恐怕就得哭了。人不可能停止思考，哪怕是胡思乱想，哪怕这种思考会给人自身带来痛苦和灾难也别无选择。我觉得在一幅摄影作品的后面是发笑的上帝还是思考的摄影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不管干什么，要么别干，干就干出个子丑寅卯。不要开车的不像开车的，跑堂的不像跑堂的。
比如谈到法则：
杨：我怎么觉得你是“为了打破法则而打破法则”，这不成抬杠了，给我的感觉似乎有点儿变态。
张：如果你说我变态就是抬举我了。有人曾说杜尚的代表作《喷泉》很变态！我国古代哲人在讲“道”时也说：“百姓日用即道”，“道在尿溺”，这是不是也很变态？可杜尚正是以这个“小便器”创造的“现成物”的艺术观念来回应“道在尿溺”的东方哲思和道家妙语，并奠定了他作为“现代艺术之父”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在艺术上不只是“乐舞之妙，在乎变态”，所有艺术门类的革命性创造和成功之妙都妙在“变态”，当然这个“变态”主要还是指“打破旧的艺术法则和创造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意思”。
比如谈到以摄影“自愚自乐”如同发梦癫：
张：能发梦癫也是一种乐趣。天天有“梦”，多好啊。是梦就要有滋有味地把它做完。
杨：这是不是和现实太脱节了。摄影家的生活状态像是钟摆，心神不宁。他们不停地徘徊于梦幻与现实、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他乡与故乡之间。可最后还是要回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所以还是应该找到一个生活和理想的结合点。要有根，就像走路，一只脚在空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只脚在地上——落在现实，两只脚结合起来才能走动。地上的脚就是“根”的意思，如果都不在地上就失去了根，成了漂流的人。
张：不管是什么人，关键是要问自己，有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没有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而不是迫于生计，一辈子脚踏实地的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像我原来，大半辈子都在干自己不愿干的工作，有一天忽然省悟了，想自由自在地做做我自己了，于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终于被“解雇”，成了只“老野狗”。现在一晃十年过去了，“野心”还是没变，无非就是要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我觉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意识，是一个人生命快乐的基础。人一旦回归了自己，就像死过一次的人又活转过来，终于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了。如今和弟兄们出去拍片，常常一觉醒来，嘿！精神不错，心里就念着好朋友向明的话：“好日子不多了，赶紧过吧”。然后打点行装，收拾心情，背着心爱的包，照着地图上勾勒的那些绵绵延延的线去丈量着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便又从“零公里”开始朝着远方走去。……从表面看人生活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而能成为现实的只有一种，就看自己怎么选择。其实“自由”就意味着你可以选择自己最佳的生活姿势，就是那种用不着老想着坐相、站相和吃相，而只要舒服相的姿势，这应该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生活姿势。
……
这时便忍不住赞一句――这个驾“野狗”的家伙！
这也正是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对话的缘故。这样的对话有实感，有悟性，有妙语或许也有屁话，但皆率直自然，出乎本性，读这样的对话不累，你不会迷失在那些故作高深不得要领的流行术语中。
新年有这样的礼物收到，不亦悦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