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与禅者（五尺道述古19）

·五尺道述古之十九·

王者与禅者

邓启耀

　　天高皇帝远，没人管，所以大理是个让人散漫的地方。

　　散漫得连大理国的许多国王都为了不上班，而想出家。

　　当王，还是当和尚?

　　我发现，这个在现在差不多不用问的问题，在一千多年前，竟然是一直困扰大理国的王者们的问题。

　　大理国王段正兴执政25年。他将儿子嗣立为王之后，自己也学父王一样，索性出家当了和尚，静心供奉圣像。

　　值得一提的是，此公避位为僧前后的这两百年间，可能是大理国佛教最盛的时期。在这期间(公元1026-1238年)执政的13位国王，竟有7位出家当了和尚，占一半多。至于政治上呢，如果仅从大理国的大事记上看，很少有你杀我我杀你篡位夺权的事，反而屡屡出现扶上新人后老国王即“避位为僧”的事。“国人”的作用也很大，大理国史里连连出现某某“为国人所立”或“国人废之”的字样。且无论“废”还是“立”，均未出现宫廷政变时常见的刀枪相见的情况。我一直搞不懂这算哪门子的“民选”?比如公元1080至1097这十余年间，便有一些很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段寿辉干了一年国王，即“禅位”给非嫡传的段正明;段正明勉强坚持了13年后，因政绩不突出，“国人废正明”，只好丢下王朝当了和尚，弄得国中无主，“国人遂奉善阐侯高升泰为主”。因高“屡建功绩，国人戴之”，就改了国号，段氏王朝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高氏王朝;但高升泰似乎也只有做看管政府的意思，临终时诫其子把政权还给段氏，于是一年后其子守诺将前国王和尚的弟弟找来复国，接任大理国国王。

　　这种互相让权的事稀奇得悬乎。但史书又是这么写着的，看来只好从文化上找找原因。除渊源久远的部落联盟体(“会盟”)的部落选举制传统(神判与成员推举相结合，如“铁柱会盟”中的白蛮首领张乐进求让位给乌蛮首领细奴逻)，或许也与当地民族积极发展文化的需求有关。查此时的大理国史，除有两三次异文化部落的局部动乱，大多为“贩马”、“议市马”、“贡金装碧阡山毡 ”、“贡象马”及麝香、牛黄、金刚经等，和“入宋求经书、药书”、“入宋求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七部”等，皆为商贸及文化交流之事。从许多记载和艺术品上看，南诏大理国的君王臣民们，似乎更热衷于精神领域的活动，沉迷于宗教、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事。置身于几大文化板块交汇处的大理人，并不愿使自己所据的交通要冲位置变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千方百计使其成为文化艺术之都。此种与世无争的禅性心境，当与佛教的熏陶有很大关系。

　　由此，我们也便可以理解，大理国的人为什么倾其所有，铸造那么多佛像观音像的原因所在。他们是将自己精神的追求，熔结在一种灵性的象征物上了。

　　当然，这种“灵性”或精神的追求，并不像我们考证的那么枯燥和虚幻。在大理地区，我看这种文化人嘴里的“追求”，其实就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穿衣吃饭一样来得自然而然。在大理，所有能显示某种精神性存在的地方，都被人的脚踏遍了，巨大的石板被来来往往的人磨得光润如玉。老斋奶们心满意足地舞动着扇子、霸王鞭和草帽，老头子吹着一管恐怕已经成精的竹笛，而壮实的马大哥们则赶着马帮在石板路上送去茶叶、彩布和金刚经，运回麝香、药材或大藏经。他们将家乡的圣迹和远方的圣迹连在一起，一点也不挑剔地驮运着它们来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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