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敬爱的钟敬文先生

缅怀敬爱的钟敬文先生

陈永香

（中文系教授）

2010年10月23-24日，我与陈文清教授去北京参加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支持的“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0”学术会议。

24日中午利用会间休息，我来到曾经学习过两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在细雨濛濛的寒风中，伫立在钟敬文先生曾经居住的小红楼前，深切怀念敬爱的钟老，在先生身边学习时的点点滴滴浮现眼前……

1999年9月我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专业作访问学者，与99级的3位博士一起学习有关的课程。记得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主要是讲学习方法，讲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我认真听着、记着，忽有茅塞顿开之感。

在先生的民俗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课上，钟先生对我的要求与几位博士的要求一样。钟先生教学方式是课程开始就把课程内容分成若干专题分给每个学生下去准备，课堂上先由学生专题发言，先生再讲。这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的读书，向同学和先生请教。几位同学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先生更是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指点。后来当我的课堂专题发言得到同学的肯定和先生的鼓励时，我曾对先生说：一开始分到专题时，我的感觉是：一只旱鸭子，被扔到泳池中，要它表演高难度的花样游泳。先生微笑着说：努力就会提高。2000年9月，我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专业高校教师同等学力学位课程班学习民俗学，课程需要学分，先生亲自用略有些抖动的手为我写了“民俗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两门课的成绩86分和87分。我交给先生的两篇课程论文是在课堂发言的基础上，先生的指点下进行修改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了的民俗学理论文章，先生给予了肯定。这是先生给我们那个班同学的唯一成绩，其他同学也有想要成绩的，先生不同意给，同学们觉得先生较偏爱我。先生讲的这两门课程是博士课程，北师大中文系管教务的老师在算硕士课程学分时还有些为难，鉴于是先生亲笔手写，还是给了我学分。

除了上课，我也经常去先生家里，谈我的读书情况，常常一聊两三个小时，先生常对我说，学习研究一定要掌握方法，他用浅显的语言比喻说：比如你回云南，是乘飞机或火车，或者你从师大到北太平庄是走路或骑车，从什么地方走，如何走，就是方法。一个人时间有限，一定要学会方法。先生说，现在书太多，一般的书了解就行了，可先看前言后记目录，再看有没有新意。对经典理论的书则要反复读细心领会，必要的时候要做笔记，学会用理论分析实际的问题。掌握一种理论，实际就是掌握了一种方法。许多个下午，在先生小红楼的书房中，先生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给我以启迪，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去到先生家，他经常会从沙发下面抽出一本书给我，那段时间先生的很多书相继出版，他说老师给的书，学生会认真读一下的。这些年先生给我的书都是放在我随手能拿到的地方，闲暇时，随手翻几页，好像又在聆听先生的教诲。先生的文章文字平实，深入浅出，绝没有时下那些学术文章的词藻术语的堆砌。先生曾说那些文章是没内容而故弄玄虚，成心让人看不懂。他认为“不肯把文词写得平易些的人，往往是胸中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人”（钟敬文著《芸香楼文艺集》，P116，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1999年2月）。

先生的家在北师大校园北边的小红楼，小红楼是外面红砖构成的二层小楼，是北师大各学科的泰斗级的大师们居住的地方，如历史学界的大师白寿彝先生、书法界的大师启功先生、民俗学的界泰斗钟敬文先生等都住在这里。师大的师生都知道绿树丛中的小红楼是师大的学术圣地。

进先生的家，迎面而来的是一架架书，象进了图书馆。拐进右手边的小客厅是先生会客和教学的地方。房间不大，靠南边的窗下是两个单人沙发，东墙边一个长沙发，西边是一个小些的沙发和一张以前常见的有三个抽屉的那种办公桌当做书桌。家具极其简陋，书桌上，沙发的下面和靠背上、茶几下全是书。书把房间的空间占去了大部分，仅容人通行。先生对物质的要求极其简单，他常对学生说：一个人，事业上要有所成，生活方面就要看得轻。否则过分分心，事业是难有成就的。去先生家，经常看到先生坐在窗前的沙发上，用放大镜看书，或者在被书占得只剩一角的书桌上写东西。

天气不好的时候，先生就在小客厅的书海中为我们上课，长沙发前的茶几上常有吃的糕点水果一类的东西，我们边吃东西，边听课和讨论。房间小，这时听课的往往就是五个学生（三个博士、二个访学的）和先生的助手董晓萍教授。一次课一般3个小时，从下午3点到6点。天气好的时候，先生会到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的会议室上课，一张方形的大桌子，先生坐一边，学生坐三边，还有一些加的椅子。这时听课的人就较多，有本专业的研究生和其他专业的一些来旁听的研究生和老师。上课前有同学搀扶先生来，下课后有同学搀扶先生回去。我也多次搀扶先生回他住的小红楼，先生走在师大的校园，常有师生来向先生问好致敬，先生也总是很客气的向别人问好。学生们搀扶先生走在校园边走边聊是当时北师大的一景。

先生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为中国民俗学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被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先生为中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一辈子，先生为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今天在中国民俗学界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大多是出自先生门下。在他的《拟百岁自省一律》中总结自己的一生：

历经仄径与危滩，

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

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峻想终何补，

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

发挥知有后来贤。

 

先生对人和蔼可亲，对学生一方面循循善诱，一方面要求极其严格，原则性很强。他对学生期望极高，希望他们学有所成。因此，在他门下的学生，无论是在读的博士还是访学进修的，都不敢马虎，学习极其刻苦。这些年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常遇到先生的学生，大家都会回忆当年苦读的情形，感念先生的严格要求使自己学有所成，为自己之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让我明白，作为教师，对学生真正的爱就是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学有所成，为将来的人生奠定良好的基础。纵容学生可能会讨得学生一时的欢心，赢得一些不太懂事的学生的欢迎。但实际上是间接地害了学生，是为师者缺乏师德的表现。

钟敬文先生是对我的人生成长影响最大的恩师，在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是快乐而幸福的。先生的人品学问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我为能在先生门下学习两年而感到荣幸，先生走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我们只有更努力，才能不辜负先生对我们的期望。先生是指引我前行的灯塔。

小红楼前花树依旧葱笼，先生离开我们九年了，我深切怀念敬爱的钟敬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