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言辞中的城邦──卢梭与莫尔、培根的理想政制(上)
哲人言辞中的城邦 (上)
黄群
卢梭在近代思想史上被视为伟大的民主政治思想家,他关于民主政制建设的思想迄今是人们思考民主政制的宝藏。不过,学界迄今仍面临的一个理解卢梭的基本难题是:卢梭的民主政治论究竟是着眼于实际的政制设计呢,还是仅仅纸上谈兵?换言之,卢梭究竟是要建造一个实际的民主政制,还是仅仅要建造一个言辞中的民主政制?如此问题是我们进入本文的线索——
言辞与行动
我们记得,在柏拉图的《王制》(旧译《理想国》)卷二中,苏格拉底对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们说:“来吧,现在,我说,让我们从头建一个言辞中的城邦。看起来,我们的需要会把它建起来”(369d1)。[1](P46)这句话隐含着一个意思:言辞中的城邦是基于我们的需要。如此问题便来了,“我们”指谁?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言辞承载的城邦?言辞中的城邦有多少现实的可行性?哲人笔下“至善的国家”是爱智者之间的智力游戏,还是针对现实处境的一纸药方?最核心的问题也许是:哲人在多大程度上意愿推行由言辞制作的最佳政制?毕竟在苏格拉底这场关于最佳政制的讨论中,他曾无奈地承认在哲学成为统治城邦的主人之前,由于城邦与邦民皆生活在恶中,言辞中的城邦就不可能实现。(《王制》502a10-e3)
此外,我们还不应忘记,当苏格拉底与其哲学伙伴意欲在言辞中建立一个崭新城邦时,正是基于年迈体衰的克法诺斯离场去照看祭祀这一前提。为什么苏格拉底要乘这位保守的老人不在场时建造言辞中的城邦呢?依照文脉来看,“我们”当然是指苏格拉底及爱好哲学的青年人,若着眼于西方思想史整体脉络,“我们”还是一小部分热爱智慧的哲人庸需 及青年伙话对些大而不当的问题。只有在尘世中找不到载体的,平常百姓不会想这些不能裹腹的大问题。从古希腊圣王梭伦开始,西方思想史上的先贤大哲对于完美城制的设想可谓代不乏人,对人类完美政治生活的设计仿佛成了少数哲人命定的任务。然而,与古典政治哲人的审慎节制不同,近代政治哲人对于完美政制的设想充斥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自信,隐藏古今差异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517年,托马斯·莫尔在闻名于世的《乌托邦》(Utopia)[1]一书中再三提到柏拉图,并回应了《王制》中的私产共有的问题,不过,比较《王制》与《乌托邦》,我们首先感受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情绪:古典哲人审慎节制的立法原则开始让位于近代哲人的乐观和自信;相隔43年后,英国大文豪培根勋爵于1561年降生在莫尔的出生地——伦敦,62年后,已步入人生暮年的培根被迫中断政治生涯,在1623年撰写了政治寓言大作《新大西岛》( New Atlantis)。[2],“大西岛”典出柏拉图的《蒂迈欧》(Timaeus),由小克里提阿向苏格拉底转述了老里提阿从祖辈那里辗转听来的,由古代圣王梭伦讲述的真实之事。[3]而在《新大西岛》问世135年之后,当欧洲的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如此激动人心的地步时,[4]身处欧洲启蒙大潮之中的政治哲人——卢梭似乎想要接续起某种已然中断的古典传统,他推进了莫尔、培根及其先辈哲人的思考,并试图推出一个崭新政治构想。在莫尔、培根与卢梭之间出现了一些有趣且重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暗中指向一个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
由于莫尔、培根与18世纪的启蒙思潮的关系如此之紧密,[5]西方学界大多将卢梭的《社会契约》与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相提并论,从中辨析三种理想政制的异同。然而,若是考虑到作者特定的写作笔法——莫尔、培根不约而同采用了寓言故事的写作体例,从卢梭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6]描述的洛夏岱尔寓言进入,或许更能接近我们要寻找的问题线索。从分析卢梭的洛夏岱尔寓言对《乌托邦》和《新大西岛》中理想政制理念的承继与背离入手,由此进入西方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完美政制是否可能。[7]我们记得,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向苏格拉底询问过,在《王制》卷五中(471c5),这位爱好哲学的青年人迫不及待地打断苏格拉底关于最佳政制的讨论,急切地询问如此完美的城邦如何可能实现(471c4c-472b1)? 但是柏拉图并没有让苏格拉底直接回答格劳孔的问题,而是先提醒格老孔等青年人回忆在进入完美城邦话题之前停止的地方——正义和不义的问题,随后苏格拉底即坦承,行动获得的真理要少于言辞的真理。苏格拉底责怪格老孔不该在言辞中的城邦如何实现的问题上迫使他表明态度,他说:
就不要强迫我必须表明,我们凭言辞描述的东西在所有方面都会凭行动实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城邦可能以最接近所说的方式得到治理,就请你说,我们已经发现,你要求实现的那些东西有可能[实现](473a-b2)。
表面上,苏格拉底回避了完美政制的现实可行性这一问题,他婉转地表明,哲人在言辞中建立的只是现实政制的一个理想范本,最乐观的状况是以最接近范本的方式去治理地上的城邦,而非复制一个完全相同的天上城邦。换言之,柏拉图-苏格拉底认为在城邦正义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言辞中的城邦不可能完全实现。
大西岛的“新”与“旧”
如前所述,培根的《新大西岛》典出柏拉图的对话《蒂迈欧》,不过,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这个大西岛并不完美,它只是通向完美、真实大陆的桥梁(《蒂迈欧》25a),最终,当狂妄、好大喜功的大西岛人入侵希腊时,被梭伦率领的希腊军队翦灭,随后整个岛屿没入海底,形成淤泥。
然而在大西岛沉寂千年后,当17世纪的“新大西岛”在培根的笔下重新浮出海面时,新旧大西岛便呈现出迥异的面目。正如研究者指出,培根这部寓言大作反思并质疑了柏拉图的《王制》、《蒂迈欧》、《克里提阿》(Critias),以及莫尔的《乌托邦》里呈现的政治共同体。[8]《新大西岛》的本撒冷人(Bensalem)与《蒂迈欧》里好战狂妄的大西岛人不同,他们似乎更为理性和冷静,甚至比生活在《乌托邦》艾默若(Amaurot)城[9]的人还要智性。古大西岛人的狂妄、自大消隐于神秘的萨罗门学院(Salomon’s House)内,[10]新自然科学在新大西岛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在培根笔下,本撒冷人对自然的掌控力远远超出了古典哲人的想象,17世纪新兴自然科学的突起,让明眼人培根在这部未竟之作中预言了今天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新奇,光怪陆异之事。尼采认为,科学的公共领域是对真理的追求,它基于一种信念:认为真理可以带给人自由;正是科学为哲学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8](P22)培根则借助新科学的力量,为“生活”在新大西岛的本撒冷人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科学城邦。但是,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埋下的隐微笔法,又让我们困惑于寓言作者的暧昧含混:培根究竟是在向我们兜售一种新的城邦政治理念,还是在向我们揭示并预言,科学宗教的治辖将是现代社会不幸的根源?有研究者认为,培根在《新大西岛》及另一部断章之作《宣告一场圣战》中,暗自透露了他曾发誓绝口不提的“政治的最高秘密”。[10](P18)此外,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两部书的断章笔法似乎是作者有意如此,毕竟两部书的开放性结尾给了读者更多的想象,毕竟培根并没有全盘说出他隐藏的秘密,他似乎仍持守古代哲人审慎与节制。
虽然,新大西岛的缔造者和立法者——所罗门纳国王“全心全意地谋求他们的幸福”,但是却忽略了在本撒冷人中间树立正义。或者说,本撒冷人的新大西岛不再讨论苏格拉底的正义问题,他们只关注人的幸福感和肉体存在的持久性。与正义问题相比,本撒冷人更关心当下生活的完善,古典哲人提出的好城邦应具备四种美德:正义、审慎、勇气和智慧(见《王制》427e7),在培根笔下的新大西岛只剩下智慧,而被古典哲人视为城邦首要问题的正义在现代哲人的政制理想中消失了。本撒冷人似乎并不考虑正义问题,新大西岛的权力核心层,由少数哲人组成的萨罗门学院——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拥有至高无上的科学权柄。萨罗门学院是这个国家的“眼睛”,它时时关注子民的生老病死,致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尤其是要改造人身上的自然:本撒冷人在科学的帮助下甚至能突破生死大限,接近神族的永生。这让我们想起莫尔在《乌托邦》中处理生死问题的方式,虽然,乌托邦人同样依靠理性来解决生死问题,比如他们劝服绝症患者要适时地摆脱病痛的折磨,在教士的允可及帮助下自行了结生命,以免给生者及自身带来负担。但是,在这种理性地近乎残忍的对待生命的方式中,宗教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乌托邦的宗教宽容政策下各种宗教信仰并存,受传统宗教驯养的全体乌托邦人皆相信人死后的会因生前的行为受到奖惩,“他们相信死后可享广大福泽,因此他们哀怜病痛之人所受的苦,但面对死亡却不觉悲伤。”(115页)乌托邦人鄙夷贪生怕死之徒,认为这类人必不为上帝所悦。从而,乌托邦人根本不会与自然对抗,遑论设想去改造自然。乌托邦人沿袭了《王制》中的治邦原则,他们尊崇正义和审慎。乌托邦人与本撒冷人面对自然的态度完全不同:乌托邦人“研究自然,进而敬畏自然,他们认为这是合乎上帝旨意的崇拜方式”。而新大西岛人将科学宗教推行到极致,科学取代传统宗教的地位,因此,普通人合乎自然地死亡反而变得不正义,不符合新科学的信仰。新科学已侵入到新大西岛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掌控人类的生杀大权。隐身于萨莫门学院内的少数哲人全心投入到改造自然的工作中。他们发明“天堂水”以促使常人延年益寿,用药物来维持人的健康,甚至能永葆青春;甚至在实验室里模拟种种自然现象,以期最终能呼风唤雨;改变动、植物的生育发展规律等等不可思议的试验——这多象我们今天的转基因食品……简言之,培根的新科学致力于取代上帝的权柄,由此,我们返观新大西岛的宗教外衣——那位向流落新大西岛的外乡人们宣讲宗教立法启源的基督教总管,曾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萨莫门院士亲眼目睹的启示:上帝在新大西岛显圣,并赐予圣经的神迹,这多象是一个院士们编织的谎言!尽管在新大西岛的宗教宽容政策下,犹太教徒也能从容保持信仰,但是当科学重塑城邦民众,彻底改造自然时,传统宗教至多是新科学的一件外衣,吊诡的是,新科学治辖下的人更惧怕死亡,千方百计寻求常生的药方。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培根的新科学仍然需要一件宗教外衣……
[1] Utopia一词出自莫尔的自创,希腊原文的两个字根相互矛盾:εὖ(完美的,正义的)-τοπια(地方,地域), ού(没有的)-τοπια(地方,地域);莫尔意图“呈现乌托邦的辩证本质: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国度。”引自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宋美璍译注本,台湾:联经出版社,2003,页iii。本文凡引用《乌托邦》的译文皆出自此译本。
[2] 本文凡引用培根《新大西岛》的地方皆出自李春长译本,见刘小枫编,李春长译,培根《论古人的智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4月。此外,还参考了何新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3]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21e-25d。
[4] 诺曼·汉森(Noman Hampson)在《启蒙运动》一书中,如此描述18世纪科学的发展:
望远镜和显微镜等新的科学工具促进了科学实验的发展,借助新工具,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都取得了崭新的变化。科学上的新研究成果、新发现立即成为知识阶层争相传读,争相谈论的话题。自古希腊以来的世纪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过,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会引发哲学上的激烈争论。(李丰斌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页77)
[5]“卢梭说过,最伟大的哲人可能就是那位英格兰的大法官。法国启蒙思想家视他为必不可少的先驱。康德和达尔文把他作品中的箴言放在自己主要著作的篇首,以示敬意。”引自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解读培根、笛卡儿、尼采》,前揭,页16。
[6]本文采用的《致达朗贝尔的信》版本是卢梭于1762年亲自修订,由卢梭的好友、阿姆斯特丹出版商雷伊(Marc Michel Rey)出版的第三版,卢梭的改动都保留在注释中。这是西方卢梭研究学界公认的定本,英、法学界的注释本皆采用此底本,包括王子野先生从俄文转译的中译本《论戏剧》。以及2011年10月商务印书馆新出《致达朗贝尔的信》中译本。译者李平沤先生采用的是1967年Flammarion出版的,由Michel Launay编注的本子。此外,本文提及的法文笺注本主要有:1、Brunel编,Hachette,Paris,1916(简称[Brunel本]);2、Jean Varloot编,Folio-Gallimard,1987(简称[J.V本]);3、Marc Buffat编,GF-Flammrio,2003(简称[M.B本])。英译笺注本是布鲁姆(Allan Bloom)编译,Potics and the Arts:J.-J.Rousseau letter to M.d’Alembert on the Theat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68(简称[Bloom本])。
[7] 在《王制》卷4中,苏格拉底将贵族制和君主制称为最佳政制:“如果统治者中一个卓越的个人统治,它将被称为君主政体,若有多个卓越者统治,则为贵族政体(445d)”,共和制与民主制次第则要低于前两者。
[8]参见Bronwen Price ed.,Francis Bacon’ s New Atlanti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2002。
[9]Amaurot源自拉丁文amauroton,意思是“无明,混沌”。参见宋美璍译注本注5,页51,前揭。
[10] 文中又称“六日工作学院(College of the Six Days’ Works)”。培根在文中随即解释此一说法来自希伯来上帝的六日创世说。这种隐含着一种对比:重建新大西岛的所拉门纳(Solamona)王与旧约中创世的上帝对举,作者将凡人的王升至与神对等的位置,暗中渎神。此外,“培根把名字拼作萨罗门,而不是所罗门,是根据希腊文《圣经》、拉丁文《圣经》和早期的英文《圣经》,如Tyndale和Cloverdale版的《圣经》。因此,把所拉门纳变成萨罗门并不表示所拉门纳与所罗门之间的妥协,而是表示完全屈从萨罗门。”引自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解读培根、笛卡儿、尼采》,李致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页32。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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