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1993年，山东艺术学院开办文化艺术管理、美术学两个本科专业，我为学生开设了“艺术民俗学研究”课程。我这人做事一向不会讨巧，不太愿意选一两本教材照本宣科应付完事，于是就一边讲课一边写讲义，数年下来也积有十五六万字之多，算是我构想的艺术民俗学教材的“胚胎”吧。2000年，蒙泰山出版社青睐，又得本院艺术文化系领导支持，遂有机会将“艺术民俗学研究”讲义修改充实，冠以《艺术民俗学》之名出版。
抚今追昔，当年独居斗室奋笔《艺术民俗学》的情状恍如昨日。时值济南盛夏，我兀坐于书桌之前，笔走龙蛇挥汗如雨，那真是不管不顾地“放开了”写！虽然不是咳唾成珠，但心中模糊而强烈的想法、观念裹挟文字倾泻而出，真有种淋漓尽致的痛快劲儿。月余稿成，投笔而立，如庄子笔下“提刀四顾”之庖丁，不免一番踌躇满志。教材出版后，我除用作本科教学，还于2000年为山东大学民俗学硕士专业、2003年起为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民俗学硕士生开设了这门课程，颇受学生欢迎。
自此之后，时光荏苒，各方面条件渐有改善，可惜当年如虹气势已不可得，盖人随事老，心由境迁，不得不然。我且疑且惑，甚至一度旁搜绍求，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俗学之路。
2001年，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钟敬文先生访学，翌年入刘铁梁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乍来到心目中的民俗学“圣地”，每日与书为伴、与师长学友交流，我时时处在新鲜思想漩涡的裹挟中，载沉载浮；又如流连于民俗学的百花丛中，乱花迷眼之余，也在潜心寻找着自己最钟情的花朵。在不断地对比与反思中，连我自己都已有些陌生的“少作”《艺术民俗学》，一次又一次倔强地凸显于面前，似有一段未了情缘。既然不能忘怀，惟有坦诚相对。
虽然《艺术民俗学》成书于我对学术研究的理解非常浅薄之时，但其中却寄托着自己一份孤心苦诣探索艺术之奥的苦情隐衷。如果说艺术是人类自由的象征，那么艺术研究就是我们反思生命自由的方式。传统艺术学的研究范式总是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摇摆，“内部”研究即是对于艺术作品的文本研究，“外部”研究即将作品看作对于外部语境的被动折射。然而，不管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它们似乎都在回避着“艺术”之于“生活”的真正意义，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我们在“艺术”中所体验到的渊深沉厚的来自于生活本身的热情与力量。以我而言，自小在鲁中山区长大，最熟悉那些朴实到近乎木讷的父老乡亲，和那些幕天席地、年复一年展演着的粗砺、率性的“艺术”。在经典艺术学的视野里，这些活动难入法眼，而他们更是注定与“艺术”无缘的群氓。然而，当你亲眼目睹他们投身其中所展现出来的风貌与激情时，你就很难再否认他们从事的是真正的艺术活动。那么，艺术到底应该在何种意义上去理解呢？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这描绘的是一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景象。再进一步去想：这些生灵何得如此自由？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体验着源于自身的生命律动。作为人类自由之象征的艺术，只有在特定区域－群体的生活世界里才能真正实现其自由意指。循此理念，与精英艺术迥然有别的民间艺术，其实植根于更为开阔深厚的历史之渊，指向更为切实切己的人文价值。民间艺术从来就是为生活、为人生的艺术，只有从乡民主体的生活世界出发，视之为乡土生活与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进而从乡民在所处乡土社会中长期构建的价值系统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其丰富意蕴与生命真谛。何谓民间艺术之真谛？曰“生生不已”而已！《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而要将民间艺术放归整体性的乡土社会中去，一方面是要体谅其在特定语境中被动适应的结构性功能，另一方面则要反思其在被动境遇中的主动表达，观其水穷云起，自在生机。前者考察的是民间艺术的现实功能，后者展现的是民间艺术从现实中拔升的超越意义，两者并不矛盾，由此构成了民间艺术的传承惯性与裂变张力。譬如掌中把玩的核桃，开始时只为强身健体之现实功用，天长日久渐为人体气血所熏，圆润不可方物。此时之核桃，已成为记忆历史人生的整体时间形式的物态见证，超越当下而成为艺术珍品。民间艺术，恰如被把玩在广大乡民手中的一枚枚核桃，朴实无华，内蕴生机。
经此体悟，我再回头审视当年的《艺术民俗学》：它像一块未凿开的璞玉，字里行间其实已隐藏着对以民间艺术为基点的艺术之真的切身体悟与直觉表达，但我当时正处于觉醒的中途，经常是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将点点灵机堪堪放过。由此，修订《艺术民俗学》的念头油然而生。恰于此际（2006年），“艺术民俗学”被评为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又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不期之誉固然是对原版教材的某种肯定，但也为正在筹划的修订工作平添了一份紧迫，一份神圣。就像当初写作《艺术民俗学》时是为新鲜的思想观念所鼓舞一样，本书的修订同样来自思想觉醒时所产生的欣喜冲动，这决定了这本《中国艺术民俗学》是一部研究型教材，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明确的学术目的，在努力保持教材规范性的前提下为个体思想的表达留下了很大余地。之所以冠以“中国”之名，一则在新版中对于原有个案多有增删，集中分析本土艺术民俗现象；二则对原初体例改动较大，多有新创，欲与之相区别。本书虽然是一部以传授客观知识为主的教材，却包含着思想对话的祈愿，希望读者不仅仅从中接受客观的知识，而且能够激起进一步探索的思想动力。我想，这应该算是本教材编写者并非完全不可实现的奢望吧。
古人著书，往往期以“藏于名山，传之后世”，一部书因之承载着作者厚重的文化期望。以此言之，《中国艺术民俗学》所折射出来的，是作者在长期关注中国民间艺术现象的过程中所抱持的文化诉求及姿态。特别是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杠杆，中国社会发生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传统官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双重失落，民间文化实现了在长久潜抑后的强势回涌，三种文化形态由此形成了波光云谲的涌撞局面。文化引领思想，落实在民间艺术研究领域，就出现了群雄逐鹿的热闹场景，真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一批学者在艺术与民俗之间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如有志于在学科的连接性上有所开拓的文艺民俗学、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结合门类艺术而有所阐发的音乐民俗学、舞蹈民俗学、戏曲人类学、美术民俗学等，使学科建设获得长足进展，呈现出一派蓬勃气象。
就研究对象而言，大家不约而同地凸显被经典艺术学边缘化的民间艺术，以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乡民主体；在研究理念上，强调以民间艺术为轴心建立起田野研究的关联性动态视野，从民众行为实践到社会生活轨范去发现并揭示民间艺术活动中的文化逻辑；在价值取向上不悬设、不崇拜，而以民众艺术实践中的意义生成为指向。如果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在经历百余年西方文化话语霸权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深情诉说“中国文化”，此时的诉说已与20世纪初一批文化先驱救亡图存式的呐喊迥然有异，他们不同程度地走出精英文化的藩篱，将心比心，以情入情，致力于中国民间生活世界的再发现，向我们呈现出本土之上的一幕幕“艺术人生”，这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然而就总体而言，学科教材的建设仍有明显不足，各种交叉学科的疆界有待明晰，尤其是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成熟的个案范式以及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方面更显薄弱。《中国艺术民俗学》系统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定位，以丰富个案阐释民间艺术与整体社会语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对艺术民俗在都市化新语境中的新变加以分析，并总结了艺术民俗批评的方法与原理。我们近年来在这方面多有思索，并意欲借此机会有所表达，这或许会使本书勾勒的所谓“艺术民俗学体系”不够珠圆玉润。不过我们更相信，这对于本学科的长远建设肯定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文化是相沿成俗的性格，民俗文化是其永恒的母体。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传承数千年的民俗传统如温厚的地母一样培育着中国文化一脉绵延不息。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也正因为厚重的民俗性格备受诟病，在与西方超越性文化的碰撞中长期“失语”。我想，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是完全沉沦于现实功用的，任何文化都有其崇尚自由、追求超越的层面，只是表达方式各异，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如此。在《中国艺术民俗学》中，我们要向广大读者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理念：在相沿成习的民俗厚土中，中国文化传统自有其超越现实的生机与理路，艺术民俗学研究将秉此为最高的学术信念。希望这一信念也能获得大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认同与共鸣。
首先要感谢山东民俗学会李万鹏、齐涛、刘德龙、叶涛和已故山曼先生及各位同仁多年来对我的厚爱与支持，正是得益于学会注重田野研究的良好传统，我一直坚持将实地考察放在自己治学研究的首位。寓京四载，我结识了多位良师益友。已故钟敬文先生在劳神细读我的《艺术民俗学》以后，谆谆告诫我应将“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作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正是循着这一学术方向行的前旅途中所留下的一个印记。感谢刘铁梁、赵世瑜、王建民、高丙中、巴莫曲布嫫、王铭铭、施爱东等诸位先生高朋，与他们之间密切的学术交往使我深受启发，本书中许多重要思想即发源于此。在构建学科群的意义上，陈勤建、郑元者、傅谨、廖明君、王杰、何明、刘士林等先生始终是我心怀敬畏的同行者，有的算是知交，有的仅缘一面，但彼此间密切的学术关注一直是我艺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动力。本书在付梓之前曾向多位方家征求意见，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为本书作序的两位前辈学者。著名美学家滕守尧先生与我未曾谋面，这次在通览全书初稿之后慨然应允作序，其扶掖后进之古道热肠令我感佩不已。滕先生是我国艺术教育方面的权威，他所提出的“生态式教育”理念影响深远，这也正是本教材从始至终坚守的一条红线。8年前于酷暑中为我撰序的陈勤建先生，今年又在冰雪年节里慨然“再序”，奖掖后学不遗余力，这也为本书平添某种历史感，一声谢字断难释我惴惴之情，惟有不断进取庶不负先生之厚望。感谢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艺术民俗学审批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感谢山东艺术学院为此拨发的专项配套资金，还要感谢袁丽娟女士以及山东人民出版社对我学术事业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我免除后顾之忧，专心本书写作，这在今日可不是常有的幸运。感谢拨冗帮我审稿的张从军、马知遥、李然三位学友，他们提出的一些意见是富有建设性的，还要感谢我的两位研究生张佳、杨文文所做的校对工作，这使得本书出版的速度令人满意。最后，特别要感谢的是我在本书中的合作者耿波博士，作为我在北师大求学期间曾经的室友，艺术民俗学曾是我们之间长热不衰的话题，当年的激烈论争为我们今天的合作打下了厚实基础，也成为我苦读生涯中最值得怀念的美好记忆之一。他主笔本书的第八章、第九章，当然所有的章节都经过了我们之间真率坦诚的讨论。他的加盟为本书增色不少，并使原本艰辛的写作过程充满愉快与期待。真希望这种学术论争在我们的生命中永无休止。
张士闪
2008年2月3日于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