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阳]传统音乐文化视野中的“胜芳现象”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1-09 18:45:07 / 个人分类:小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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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项阳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 发布日期:2011-12-06 ]

  内容提要  笔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四次到胜芳古镇,对这里积淀的与诸种音声形态相关的民间礼俗进行考察。这是一片已经富裕起来的土地,当地的人们热爱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所以能够使得传统在这片土地上有较好的生存空间。本文对于这种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依然有较好传承与发展的“胜芳现象”进行辨析,试图把握其深层文化内涵。

  关键词  经济与社会发展  传统文化积淀  传统文化认同  音声形式与功能礼俗的相须为用  胜芳现象




  胜芳属河北省霸州市,当下是镇级建制。胜芳这个地名,老北京人都不会陌生。我曾经听母亲说起过胜芳螃蟹、鸭蛋供北京,如此得知这里应该是水乡。后来听音乐研究所老所长乔建中先生多次讲起胜芳,得知那里的音乐民俗丰富,在文化部颁布的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胜芳南音乐会的名字赫然在目,愈发引起我的兴趣。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多次到冀中一带的音乐会考察,对这片土地上与音声形态相关民间礼俗之厚重的把握逐渐加深,愈发觉得有扩大考察范围之必要,这将有助于深入和整体性地认知。从2009年上元节开始,我先后四次来到河北霸州市的胜芳古镇考察,每一次都有新收获、新体会、新感受。究竟是什么让我短期内多次前往呢?想来就是这逐渐清晰的“胜芳现象”。

  四次胜芳行

  第一次到胜芳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教授发起,由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河北省民俗学会等一行不同专业的十数人浩浩荡荡在上元节前夕前往胜芳考察节日民俗花会文化。历时四天的考察可谓高潮迭起,数十道会社组织聚集,街巷如市、联袂成帏、丰富多彩。这里的元宵花会由镇上多道花会公推的会首指挥,称“胜芳总会”,显现出自发、自为的传统节庆生活画卷。

  花会中有挎鼓会、多道武术会、高跷会、大头会、北音乐会、南音乐会、石沟音乐会、崔庄子音乐会、太上门、观音堂、秧歌会、篓子会等等20余档,加上参观古镇的民俗博物馆、大悲寺、清真寺等等,真是有些目不暇接,甚至有些来不及思考。

  那还是在大家参观五道会[1]时,我观察与五道会相辅相成的北音乐会的演奏,请求师傅们演奏一首工尺谱本记录的乐曲,管子手刘师傅讲到:“这首曲子用小哨演奏,今天我们没有带”。这引发我的兴趣,继而问谱本上哪些乐曲用大哨,哪些用小哨?当师傅们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我针对同一首乐曲分而用大小哨者提问,师傅们答曰:“调不同”。在了解乐社所用笙的簧数之后,我问同一首乐曲能够转多少调,不曾想他们讲大小哨交替使用能转七调。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毕竟学界都知道《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吉林卷》的主编李来璋先生撰写过中国传统音乐《七宫还原》的论文,而我们在山东岱庙藏谱《玉音法事》中见有《七调迎仙客》者,可见这应该是中国音乐文化大传统中的形态,但这种形态在当下很少有民间乐队完整地诠释。我这些年在各地考察,见过一些能够一曲演奏四个调者,但还没有遇到一首乐曲奏七调的乐队。我恳请师傅们演奏一曲,师傅们答应了我的请求,回去取哨子专门为我演奏,如此便有了我和研究生刘佳脱离考察大部队,跟着师傅们到音乐会的活动室听演奏的一幕。

  天气比较寒冷,师傅们来不及生火,应我的请求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老八板》用大哨和小哨在七个调上进行了演奏。说实在的,当时真是兴奋不已,如此印证了这历史音乐文化大传统中的“七宫还原”在河北尚有活态。当跟上大部队,我向大家汇报刚刚的经历,结果落得个埋怨:这等精彩的好事干吗不让我们体验!没办法,这是敲锣卖糖的事。

  我们还造访了与火神祭相辅相成的南音乐会,从音乐会保存的乐谱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民国十三年(1924)的抄本,在诸首乐曲中明确记录了上字调、尺字调、工字调、大凡调、六字调、五字调、雅一调等乐调的称谓,且同一首乐曲有多种用调的记录,诸如《上字调清吹》、《尺字调清吹》、《大凡调清吹》、《工字调清吹》、《雅一调清吹》《六字调鬼三台》、《五字调玉芙蓉》等,可见这里音乐会在乐制上的确是对大传统中的接衍。

  回到北京,我观看师傅们演奏的录像并记谱,可以看出这七调还是依五度链的回转,但有一处不合规,在想不明白的状况下打电话向李来璋先生求教。李先生通过电话听完演奏的录音讲到:可能是乐人们在这一点上搞错了。我惴惴不安地拨通了北乐会师傅的电话,将这种看法报告。不曾想师傅讲在他们事后进行了“复盘”,认定有一处转调搞颠倒了,说等我下次去可以重新来过。这让我陷入兴奋和期待中,于是就有了时隔一月重回胜芳的经历。

  第二次前往胜芳是在农历的二月十九。有意思的是时隔一年多在第四次造访时遇到一位音乐会中的老者,他准确地报出了我本次考察他们会社的时间。

  是次考察有中国音乐学院的傅利民教授同行,他在传统乐学方面造诣颇深。想去的同学较多,在一车坐不下的情况下,他有多名学生一大早5点多便起身搭班车前往,令人感动。我们在胜芳镇政府会议室见到了北音乐会的师傅们。他们完整地为我们重新演奏了七次转调的《老八板》以及其他乐曲,我们得知,作为同管用大小哨者,大哨塌一字,小哨尖一字,如此与十五簧笙相合则出七调(若用十七簧笙则管子不用大小哨亦可转七调)。以我的博士研究生郭威为首,同学们围着师傅们求教不肯罢休,毕竟这是难得的机会。此次采访有新收获,音乐会的刘师傅告诉我,他们以往用的管子是前七背二的九孔管,现在会里所存一支在刘师傅兄长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九孔管是唐宋时期即有的乐制,当下在民间有着较为广泛使用的工尺谱与这九孔管子——筚篥有着极深的渊源,甚至就是依此而创制者,宋代陈?D《乐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大者九窍,以筚篥名之。小者六窍,以风管名之。六窍者犹不失乎中声,而九窍者,其声盖与太平管同矣。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后二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谱其声。”(《乐书》卷第一百三十)这种管制在当下多被前七背一的八孔管所取代,少了背二孔的勾字。假如以合字为调首,从音孔排列看则不能够显现出雅乐音阶,如此也说明管子用乐的性质。但近年来学者们在山东、河北、山西浙江等多地发现民间依然有九孔管的使用,这的确是唐宋古制的遗存。我们在胜芳见到的这一支以及乐社中老师傅告知当地其他乐社尚存有该制之管的情状,又为这种唐宋制度的多地存在增添了新例证。虽然笙管乐中同曲乐转七调的主因取决于笙簧的数量,但古制之相对普遍性的遗存还是为传统的延续性提供了活态注脚,何况镇上的多个乐社中有如此数量古谱的存在,更说明传统的相对完整性。

  一般讲来,在同一区域或称相近区域内所见到的乡间乐社其传承的乐曲有着相对一致性或称相通性,毕竟乐社中的乐人们可以相互借鉴。但距北音乐会只有数华里之遥的崔庄子音乐会所传承的曲目却与前者有着相当的差异,我判断这两个乐社的乐曲来源可能有所不同。北音乐会的曲目中可能经过了佛教音乐文化的浸染,即历史上在寺院中经过规范后转而积淀在民间;而崔庄子音乐会极有可能是从地方官府的官属乐人中承继。我们可以从乐曲曲目以及乐曲的演奏风格上体味。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个小镇依附于民间礼俗所存音乐文化传统的厚重,因而有更多感受认知的冲动。胜芳镇多道花会都有各自的奏乐人员,诸如南音乐会、北音乐会、大头会、挎鼓会、崔庄子音乐会、太上门、观音堂、石沟子音乐会、高跷会、大头会等等,每档会都有数位、十数位、数十位能够参与奏乐的人员,他们都还在使用工尺谱传承古乐,这么一个小镇的范围内有如此众多传统音乐人口令人惊讶。当地文化干部讲,民国时期这里的花会有七十余道,同样经历的社会变革,当下在这个小镇上尚存近三十道,且可以构成不断链的谱系,这个中缘由值得深入探究。

  胜芳供奉太上老君的太上门可谓历史悠久,现在当家主持是齐孝忠(89岁)与其叔(87岁)两位老先生,我几次到胜芳都去拜访,主要是两位先生掌握了太多的传统音乐,什么小调、大曲、戏曲、说唱他们是成套的来,至于与道教相关的《十王宝卷》那更是二位的看家本领。太上门每月初一、十五是比较庄重的日子,而且每周四、五信众们都来集中唱经,并经常参与会众的多种仪式活动,但由于仪式所需乐曲比较固定,作为两位老先生所掌握的如此众多的乐曲还真是应该有专门的人为其整理记录,否则这些不常用却异常珍贵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曲目真是随时有失传的可能。令人欣慰的是,郭威已经在王晟和张镇的协助下多次前往,而且收获颇丰,特别是唱经规范、韵腔的把握,更是值得深入探究者,王晟兄称二老为胜芳的宝贝,一些不差矣!

  本来在农历六月二十三这里有“火神祭”(南音乐会为主导[2]),但由于出差在外无法前往,但我还是在中元节第三次来到胜芳。这些年在与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界的学者交往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当下北方地区的民俗活动中对于上元节比较重视,而中元节较少规模较大的群体性民俗行为。正是基于想观察北方中元节的考量,当胜芳古镇管委会张玉良主任邀请大家前去体验胜芳中元节的时候,我便邀请音研所的秦序先生和李岩老师以及两位研究生于农历七月十四来到胜芳。走在胜芳古镇的街道上,处处可见家家户户烧纸钱的场面,这是鬼节的气氛。天刚擦黑,我们赶往环绕古镇的一个河湾处,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临近村庄的人也向这里集聚,这完全属于民间自发的行为。远远听见笙管奏乐,挤进人群来到一座桥上看到河中有数艘张灯结彩的船,其中一艘大船上的鲤鱼和龙门图案在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熠熠闪烁。大船上集聚许多乐手,乐声由此而出,清婉哀怨。河面上莲花状的河灯点点,桥上和远处的岸边有人在放孔明灯,不断传来鞭炮声。不一会儿,烟花冲天而起,绚烂多姿,在空中与水中相映,煞是壮观。半空中有星星般的光点在漂移,那是孔明灯。无论这河灯还是孔明灯,都寄托着人们对家族中逝者的怀念以及对孤魂野鬼的“抚慰”,据音乐会的师傅告知,有些乐曲只有在这时方能演奏,而平时即便是在葬礼上也不允许使用者,这是规矩,专为中元节放灯所用。我在桥上向岸边望去,人群之中,有多位父亲的脖子上骑着自己的小公子或是小千金,这观灯何尝不是让他们从小感受民俗文化的味道,增强文化认同感的方式?夜渐深,人群开始疏散,河灯要连放两天,十五晚上的规模更大。

  在我们准备返回住所时,陪同前来的王晟兄告知,北音乐会的师傅们正在一家上公事——为葬礼奏乐,我即请他联系现场采访。来到镇上,穿过几条街道,远远又听到凄清的乐声。寻巷中花圈摆放走进一个院落,只见灵棚内安放着逝者的遗像和棺椁,供桌上摆满了供品。家族的成员在灵棚的内外行守灵礼,不断有人添入黄裱纸在硕大的香盆中燃烧。我们寻乐声进入主人家的正房。这是一座二层楼,本来宽敞的门厅由于人数众多的乐队在室内奏乐,显得有些拥挤,在师傅们与主家沟通过后,我们支起摄像机采录,几部相机从各个角度全面拍照。夜深,大执事在门厅中央点燃纸钱,宣告今天的告祭程序结束。回到住地,大家慨叹这里的具有功能性的民俗文化活得真自然!

  七月十五一大早我们赶往古镇的观音堂,实地考察盂兰盆会的仪式活动。这个地方与道教的太上门所在隔着两条街巷,乐声早就响起来了,前来上香者络绎不绝。观音堂前面有一片不算大的空场子,场子的一角支起的大锅在为香客们预备斋食,另一边摆着十多张桌子,已经有不少人在用斋了。我们首先进入观音堂内,观音塑像两旁贴满了捐施的记录,观音像前有众多信众在敬香祝拜,外间的两面墙壁上亦贴满往年香客捐施香银的纸条,一千元的纸条有不少张,余者数百元至十元以上不等,粗略统计已经上万。有位管事将一面墙壁上既往的纸条揭下,空出地方张贴新的捐施记录,不一会儿便贴了数十张。观音堂由临街斜对的两个院落组成。在两院中间街边的墙上悬挂着“面然大士”[3]画像,旁边长条桌子上摆满乐器,十多位乐手围坐,乐曲清扬。锣鼓喧嚣,这是秧歌队前来助兴,一支舞罢另一支登场,可以看出训练有素。秧歌队表演之时,观音堂所属的笙管乐队停了下来,这表示对前来助兴者的尊敬。表演完成,秧歌队员们纷纷进入观音堂敬香捐施,此刻笙管乐又启,诵经开始。在笙管的伴奏下,两位经师使用功放装置唱颂《盂兰盆经》,煞有韵味。恰好在一遍经颂罢,临街又响起了鼓乐声,挎鼓会来助兴,引起人潮的涌动。这边刚刚结束,又见太上门的老师傅率领会众到来,观音堂的乐手一番礼让,请太上门的师傅们坐定宣卷,这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释与道在此间如此和谐!整整一天的时间,除了观音堂属下的师傅们奏乐宣卷之外,多档花会前来助兴,既显示小镇传统文化的深厚,又令人感受到小镇文化的和谐氛围。

  回京不久,我接待了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和立清文化基金会的干事长、《民俗曲艺》主编王秋桂先生,当他看到这些录像时惊讶的神态写在了脸上,老先生这些年在中国大陆走得地方不谓不广,却还是直呼想不到这里会有这样细腻的盂兰盆会仪式,毕竟在他印象中以南方为盛者,但这里却明确为“北派焰口”,一面大旗上的文字如此张扬,更是让他有些不可思议。经我们考察,这里的焰口至少近百年就是在本地传衍,并非近期才传入者,要考察北派焰口,这里真是一个重要地点。我们看到,每一段焰口均有对应的曲牌,诸如《梅花引》、《准提咒》、《叹七期》(哭皇天)、《典茶》、《灯光耀》、《无计悲叹》、《回向偈》等,焰口的词格固定,而每一首曲牌也是与之相伴代代传承直到当下,正是这样的功能性用乐形式,这其间没有断链的古老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第四次去胜芳是一年之后的中元节。此次前往是想实地感受同一地点、同一仪式在不同时间的相同与相异。此外,我们也想通过是次考察了解这里更多的民俗文化信息,并以此制定规划,将古镇所存多种与音乐文化相关的民俗都尽可能把握,为更全面考察古镇音乐民俗创造条件。应该说,这次考察又是不虚此行。与上一年的盂兰盆会相比,我们的感受更加深刻。两整天日程排得很满,除了增加石沟音乐会和天主教堂遗址考察外,我们还与本在霸州开会专门赶来相见的河北省文化厅和廊坊市文化局的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我面对诸位领导“何以数次到这一地点考察”的疑问作答,提出“胜芳现象”这一命题。

  何以称“胜芳现象”

  何以称“胜芳现象”呢?2009年三次考察过后我已在思考,是年10月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传统音乐高端论坛”上,我的发言是《富裕了,传统就丢掉了吗》,重点剖析作为这座历史上曾经是为县城,经运河可通达北京、天津、保定等重要的水陆码头,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古镇,何以在许多地方作为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在这里何以会有如此集中的展现,又何以能够有相对完好地承继。当走进古镇的民俗文化博物馆你就会发现,许多在老照片中漫漶不清的文化事项,竟然在当下还有比较完整地活态传承,这非常令人惊讶。社会上常常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传统文化似乎应该更多保存在那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区域,但胜芳古镇似乎在颠覆这种认知:这座古镇2009年的产值近30亿,上缴国家税收接近8亿,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能数得着的富庶地区,这里应该从经济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是,可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传统保持得这样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探究的浓厚兴趣。

  在一次次的考察中,我们加深着对古镇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把握。虽然每一次考察的时间不长,看到的还只是一些“表象”,然而,正是这些表象引发探究的欲望。将多次考察的“碎片”拼接起来,大致轮廓逐渐清晰,下面我们就对何以形成胜芳现象作一点辨析。

  首先是这里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这既要考虑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又要考虑到经济和地理的因素。作为社会制度,应该考虑到传统社会中县治一级所有国家礼制完整性的存在,虽然在社会发展中这里仅为镇级建制,但毕竟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县治;就经济和地理因素讲来,从民俗博物馆反映的状况看,清末民初,这里作为沟通京津保定府的重要区域,商埠林立经济发达,当地民众有着深厚的商品意识,而且镇上的人们在京津一带为商为官之文化也在其后人身上有着深厚的积淀。恰恰是这些显现出这里既有传统意义上“国家礼制”的存在,又有实施和承继这些礼制的重要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家乡”观念相对厚重,如此形成古镇文化的深刻内涵。

  文化这一概念最为重要的是要由人来承继延续者,正是基于上述因素,这里的人们对传统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且相对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几年以前我曾经以《亲缘关系与音乐礼俗的承继》[4]为题进行思辨,重在探讨当下乡间社会中何以会相对多地保存传统音乐文化。恰恰由于传统形成之后,在一个亲缘关系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之中,人们在接受了礼俗并产生文化认同之时方能够使之有真正意义上的延续,而胜芳古镇就是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区域环境。胜芳古镇与全国一样经历了社会的变革,但在这样一个局部区域内传统并未显现出断裂,如同我们所提到改革开放之后依然能够有20余档的花会重生与发展,而且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与传统的密切关联,这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何以将其称之为“胜芳现象”的重要考量。

  由于胜芳人厚重的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创业和商品意识,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其根脉上便生出引人瞩目的花蕾与果实,这就是胜芳人在短时间内以钢木家具为龙头产业为国家创造出如此高利税的同时,也使得自己腰包鼓起来的重要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胜芳人在富裕了的同时并未像某些地方将传统彻底抛弃(这也是很有意味的),这里的人们不需要到外地打工(更多的外地人涌入胜芳,渐渐融入这个群体),这也是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对稳定不至于断裂的重要因素。在传统得到有效承继的状况下,那些出自当地的企业家们捐助上亿修建了大悲寺,捐助数千万修建清真寺和多种文化设施,也使得古镇旧貌换新颜。与此同时,多档花会也得到他们一定的资助。相比较硬件设施讲来,这些花会所需经费用企业家话讲来属“微不足道”者,但这却是它地为弘扬传统文化面临经费的无奈所不可想象的。企业家何以如此呢?因为这是他们祖辈、父辈生存的土地,也是他们继续创业和生存的沃土,在这一片沃土上文化的传统根脉需要延续,也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需要明了的是,就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讲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活态传承,所谓活态则是必须人的参与。参与意味着凝聚,参与意味着文化认同,参与意味着传统延续。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一提,那就是我们这些年在各地考察的一些为民间信仰服务的乐社常常是老年人居多,听到的是一些忧虑和抱怨,诸如年轻人对此没有什么兴趣,乐社难以为续,但我们在胜芳看到的却不如此。包括多档音乐会在内,几乎所有的花会都有大量年轻人参与,而且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可以说是“人丁兴旺”,这也是“胜芳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其它地方的年轻人需要为生计奔波,那么,胜芳的年轻人其压力一点也不小。胜芳人崇尚不挣有数的钱,意思是胜芳人忙于办工厂、企业、公司,不太关注那些拿“死工资”的职位与行当。走在胜芳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这里的小汽车多而档次高,新区楼房也漂亮,20多岁的年轻人拥有个人企业者非个别现象。如此可以讲胜芳人比起它地的人更为忙碌,可怎么就能够一到民俗节日所见有如此众多年轻人的参与呢?我也曾带着疑惑探寻了诸如高跷会、挎鼓会、北音乐会、崔庄子音乐会、秧歌会、大头会、多档武术会等,得到的答案各不相同,但相同性的一点是讲“喜欢”,虽然忙但还是要抽出时间来参与这些活动,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玩意儿,不能在我们手上丢掉。这样表述对于我这个经常进行实地考察者还真是一种震撼,如此朴实的言语蕴含着大道理,那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观念中传统文化的意识根深蒂固,如此才会有考察所见各种花会组织老中青均衡的现象存在。劳累了一天,他们还会挤出时间对传统技艺进行练习,花会巡游既活跃文化生活,也是一种集体荣誉感的培养过程。当然,像镇上多档音乐会平时还要承担起在会家庭丧葬所必须的奏乐服务,这也是民众集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种具体显现。当将这些传统意义上具有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仪式行为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众多年轻人念诵工尺谱然后上乐器演奏既而用其为大家“有事”服务所显现的文化自觉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更是为我们这些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者竟然在乐器、乐曲乃至礼俗等诸多层面都距传统越来越远感到汗颜。并非讲文化就不需要发展,但发展是否就应摈弃传统,胜芳现象已经给出了答案。

  从第一次到胜芳起,所有参与考察的学者无不感受到当地政府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体现出来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政府对当下民间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注重引导、疏导而不粗暴干预,这一点无论当地民众的口碑还是我们所见所闻都感触尤深。特别是主管古镇保护与发展的管委会主任张玉良先生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他对古建筑、民俗、手工艺等多个领域可以说相当“内行”。正是有这样一位有心人在打理古镇的事物,在对古镇文化有着多方尊重的前提下,他为每个领域想对古镇文化研究的学者专家、甚至包括在校的研究生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帮助,到此考察者都由衷地钦敬。是次在胜芳,我们就见到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位各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他的关照下进行着有效的考察工作。正是人格魅力所致,在张玉良主任身边还聚集着一批像“大孩子头”(王晟)、“玉麒麟”(蔡利)、“我爱高跷”(以上三位均为网名)等数位热心传统文化的“志愿者”,他们有的是企业老板,有的是学校教师,然而他们都热爱古镇、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向学者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将与学者相处学到的知识加以应用,而且不断将新的发现与学者们交流反馈,这为学者们越来越深入认知和研究胜芳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王晟曾多次在接近午夜时分打通我的电话,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信息,也足见他精力旺盛以及对家乡传统文化的挚爱。据我所知,有些前去考察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甚至会将自己家中的住房无偿提供,真是令人感动。近期我的博士研究生郭威在留所工作后又数次单独去胜芳到太上门采访,更是有直接和深切的感受。

  胜芳这个地方只有沉下来扎下去,方能够挖掘出更多的传统文化内涵,但仅就我们看到的这些“表象”,已经足以吊起胃口。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吉礼、嘉礼、宾礼、凶礼、甚至军礼都在此有多种形态的存在,特别要提到的是崔庄子的篓子会,当地学者将其归入傩舞是非常准确的。就傩礼讲来,在唐代属于军礼的范畴,虽然在其后演化为乡傩等样态,但从篓子会的傩仪来看,这种以脸谱为方相氏挨门逐户驱疫的行为,?E子(儿童)在前、音声在场,恰恰就是军礼傩仪的孑遗样态,我们可以与《乐府杂录》的记载相映照。岁时节令狂欢有如此多花会在场的确显现这里是为礼俗文化的浓缩样态。在音乐传统文化方面,以胜芳古镇为研究对象已经产生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5],从我们观察来看,在这个古镇要做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实在太多,应该是数篇博士学位论文尚不能完全能够揭示者,更何况当下有民俗学、社会学、建筑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者都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此也正是我将其称之为胜芳现象的理由。胜芳不大,但胜芳传统文化内涵厚重丰富,胜芳值得你常来常往,如此会让你体会愈深。

  所谓传统音乐文化意义上的胜芳现象,就是在历史大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基础上,在传统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礼俗而存在,由于传统音乐文化与民间礼俗的依附共生关系;由于当地民众对这些民间礼俗的文化认同;由于经济发展的当下人们对传统依旧怀有敬畏之心;由于这里的人们在亲缘关系(涵盖地缘与血缘)上能够相对稳定;年轻人对于这些民间礼俗中的文化事项有着较为广泛的参与意识,虽然这里的学校也传授现代的音乐知识,但这里掌握传统音乐技艺年轻人的数量众多是不争的事实。念诵工尺谱然后上家伙(文场有笙管笛云锣等,武场则是鼓钹铙镲),再后将其融进民间礼俗节日和日常生活之中;由于这里各档音乐会的丰富性内涵(包括不同的乐队组合,诸如笙管和唢呐、锣鼓乐、挎鼓乐等,以及用调的丰富性);当地政府对于这些民间礼俗显现出足够的尊重,如此使得浸润着当地民众心灵的礼俗有着很好的生存空间,所有这些构成了只有依靠活态传承方能延续的传统音乐文化生存的基本要件。

  我们徜徉在胜芳古镇街头,既可以从沿街铺面霓虹灯、电视、穿梭的高档汽车感受现代文明的气息,也可以从当街的多幅配合当下政治宣传的大标语中感受国家意志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以及当地人对祖宗留下的文化是何等挚爱。古镇小桥流水,镇外厂房高楼,正是在这种交相辉映的对比之中,构成一幅和谐的生活画卷。又回到曾经思考过的命题:富裕了,传统就丢掉了吗?就胜芳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也就是我们所探讨胜芳现象的意义所在。胜芳如此,其它地方呢?尊重传统,心怀敬畏,中华民族的根脉可以连绵不断。社会的确需要不断发展,但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丢掉或称割裂传统。


  [1] 五道庙”是供奉“五道将军”的庙宇。“五道将军”,在佛道家典籍和民间的称谓中还有“五道神”、“五道真君”、“五道圣君”、“五道大神”、“五道轮转 王”、“五道老爷 ”等名号。《太上老君虚无自然本起经》云:“一道者,神上天,为天神;二道者,神入骨肉,形为人神;三道者,神入禽兽,为禽兽神;四道者,神入薜荔,薜荔者,饿鬼也;五道者,神入泥黎,泥黎者,地狱也。” 所以五道即:一天道,二人道,三地狱道,四饿鬼道,五禽兽道。”
      据有关资料说,五道将军,是东岳大帝的臣属,而且是最重要的助手,是冥间的大神,掌管世人生死与荣禄的神祗。他还具有监督阎罗王判案或纠正不公行为的莫大权力,甚至可以代替阎罗王决定世人的寿限。但与阎罗王不同的是,他颇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留下颇多的救助弱者、成全有情人、开释无辜的事迹。五道将军并不始终身处冥间,而是经常暗中巡游人间,多以入梦的方式与人交流或履行职能,所以口碑比阎王好。随着佛教的传入,五道将军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在《十王经》 中,五道将军已升为“五道轮回王”,与阎罗王、泰山府君成了“平级干部”,并且是冥间十王中,最后“把关”决定灵魂轮回去向的冥王。佛家传说,人死以后, 灵魂到冥间要过“十道关卡”,即人死后的“一七”、“二七”到“七七”四十九天的“七关”,再加“百日”、一年、三年,共“十关”,五道将军主管“三年”,这是最后一关的。正因为五道将军的“权限大”且具有同情心,富于正义感,所以老百姓喜欢他、信仰他,所以建庙奉祀他,庙宇遍及全国各地。五道将军与专司捉鬼消禳灾的“钟馗”是最受老百姓喜爱的具有人情味的廉洁神祗。民间的这种朴素的信仰寄托着人间的善良愿望——转引自2007年4月27日“门头沟论坛”网站,柳公烟文。

  [2] 关于“火神祭”,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近期发表《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刊《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3、4期)一文对此有探讨。这祭火神是国家礼制中的小祀行为,由官属乐人实施,之后为民间所接衍。由于这胜芳南音乐会长期与祭火神相依附,对于其所使用的乐曲与历史上祭火神之间的关联确有深究之必要。需要说明的是,在胜芳古镇上的南音乐会与北音乐会其实是本地的一种称谓,即以当时镇上的一座桥为界,在桥南的依附于祭火神的音乐会社称之为南音乐会,而在桥北依附于祭五道爷的音乐会称之为北音乐会。与学界对冀中南乐会与北乐会的认知不同者。

  [3] 佛经中谓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化身。面然大士是瑜伽施食法门中鬼王的代表,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4] 项阳《亲缘关系与音乐礼俗的承继》,中央音乐学院“第二届中非音乐对话”学术研讨会论文,2007;即将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出英文版。中文刊于项阳的BLOG。

  [5] 李莘《河北霸州胜芳镇民间花会音乐民俗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打印本。

  本文刊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作者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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