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民间想象与演义：传说中的水浒

 

 

 

　　梁山泊民间想象与演义

　　传说中的水浒

　　主笔◎王小峰

　　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从民间故事和市井评书中演绎过来的，因为这两个故事都出自史实，一些历史人物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久而久之就成了传说与传奇，后人根据这些故事整理成了小说。与另外两部名著《西游记》和《红楼梦》不同，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书前，就已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了，即使后来成书，关于这两部书里的人物故事和传说就一直没有停止演绎过。这样，两部作品的文学艺术再造空间也越来越大。它们源于评书，又归于评书。扬州评话、杭州评话以及北方评书，水浒故事一直是评书艺人表演的重点。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都说过水浒。扬州评话表演艺术家王少堂、王丽堂毕生最大成就就是说水浒系列人物。

　　田连元先生说：“《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人民性。《水浒传》是一个社会横断面，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所以人们爱听《水浒传》是因为它更有群众基础，反映了群众生活。此外更重要，更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歌颂的是一帮绿林英雄。”水浒故事演绎多于史实，是开放式的，这便于后来人们不断往里添加故事。而《三国演义》当初流行于市井的评书故事已经在文学价值上达到了一个巅峰，人物性格、故事脉络都非常饱满了，后来可演绎的空间不大。《水浒传》的文学成就远远不如《三国演义》，因为它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版本的水浒人物故事连接而成，先天存在各种缺陷和不足，这就为后来人们不断加工改变提供了极大创作空间。每一个说书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丰满这个故事。从这一点讲，水浒故事就像一只变色龙，根据人们的需要改变着它的色彩。

　　由于四大名著的影响，都先后两次被拍成电视剧。第一版的四大名著电视剧，由于过于忠实原著而招致不少非议，与其说花不少钱拍了一部电视剧连环画，还不如看原著。但是第二版电视剧出来后，《红楼梦》主创压根没把心思放在如何拍好这部剧上，几乎骂声一片。二版《水浒传》也同样招来不少争议。与《红楼梦》引来的争议不同，电视剧《水浒传》的创作还是很用心，至少还有些想法，但是仍然拍得乱七八糟。这说明，改编经典名著，仅靠用心还不行，还要吃透才行。尤其是用当代新的传播媒体来展示这些经典，与过去在茶馆剧场展示经典有很大不同，过去名著以民间艺术在公众中传播已经固化成审美观、价值观的一部分，影视剧的再现不是简单地按照电视剧的创作规律就可以满足受众需要的。

　　如果从民间艺术表现《水浒传》这样的作品来看，不难发现，不管是评书还是山东快书，或是戏曲，它都有一个共同点——用自己的艺术形式直接与受众接触。受众的任何反应都会影响到表演者对作品的重新理解和演绎，民间艺术的魅力在于它就是在与受众短兵相接的互动中不断丰满完善的。民间艺术家们凭借自己多年的表演经验，重新解读这部作品，以满足受众最普遍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他们非常清楚受众想听到什么，想从里面获得什么。电视媒体在展示经典文学作品上存在很大局限，它是一锤子买卖，一旦拿出来就是最终的结果。虽说戏剧理论来源于受众心理，但民间艺术的戏剧风格跟影视作品的那一套理论还存在很大差异。观众对经典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不能接受，很大程度是欣赏方式的差异造成的。

　　当然，更主要是，编导们只看到了名著的影响力，把它改编成影视作品不愁收视率，只要把常用的影视剧套路摆好，把故事放进去就行了。但观众却并不买账。原因主要因为导演也好，演员也好，未必真正把情感投入其中。当年拍第一版《三国演义》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导演找到编剧，商量可不可以把“关羽温酒斩华雄”这段戏拿掉，结果编剧哭笑不得。可能在导演眼里，任何一场戏都可以随意改变，这段体现关羽英雄气概的戏，在导演看来是无所谓的。新版《水浒传》拍得如此蹩脚，大概编导们也觉得有些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哪个演员在里面演戏，观众是不是喜欢，投资能不能回来。至于戏怎么编怎么演，是次要的事情。而他们忽略了最重要一点，观众看这些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恰恰看的是戏，而不是角儿。

　　说书人讲究“说演评学”，本身就要求说书人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到表演中，你不热爱，表演得不好，自然也就没人来听了。所以评书表演者想要说好一部书，要吃透作品，要吃透受众的心理，还要倾注感情。于是，想象、演艺、加工、增删以及各种舞台表演艺术手法都要搬出来，随时随地都要吸引住听众。

　　电视剧《水浒传》没有这样的民间方式想象，至少没有吸取民间艺术表现的方式。它不过是用影视作品中惯用的结构、概念尽量自圆其说，却无法把观众带进它所营造的世界里。

　　水浒的各种民间艺术作品之所以一直很受欢迎，最主要是表演者通过艺术表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诉求。总体上讲，水浒反映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最底层民众渴望的最朴素的平等观念、贫富观念，而这种最基本的东西几千年来就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人们自然渴望从惩恶扬善的故事中寻找心理平衡，这是民众一直以来对理想中平等生活的向往，可惜的是电视剧的编导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个根本点。■

　　朴刀杆棒写就的传奇——《水浒传》源流考

　　“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自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刘伯温

　　主笔◎朱步冲

　　市民社会与绿林豪客

　　宋代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繁盛，市民文化勃兴，常常被西方汉学家们比附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唐与五代时期内容不断世俗化的佛经“变文”说唱逐渐演化成了市井“瓦舍”中的说唱伎艺，从而将民间叙事艺术推上新高峰。南宋文学家洪迈曾记载，当时在临安的茶肆中用整幅纸张贴着预告“今晚说汉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详细开列了“说书”职业艺人的名单与他们擅长的题材，包括专攻“讲史”的孙宽、孙事务，喜好铺陈“小说”的杨中立、张十一，以及表演“诨话”的毛详、合生等诸人。

　　为了杂萃各家之长，推陈出新，这些民间叙事者组织了编写话本的说书人团体“书会”，以及行会组织“雄辩社”。《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北宋京城汴梁和南宋迁都临安后30多位“书会才人”的名单，其中不少人有贡士、解元的头衔，还有一位虽没有功名，但称为“乔万卷”的名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解元”、“贡士”的头衔不是真正的功名，而是市井细民给予的尊称。在说书人讲书的同时，往往伴有形象的“影戏”，这些人物形象以“素纸雕镂，后用彩色装皮(羊皮)为之”，在绢布屏幕后被人操纵，以突显故事情节。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博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南宋人耐得翁在所撰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很明显，关于绿林英雄好汉的民间叙述在逐渐丰富后，形成了独具门类的“博刀杆棒”类题材。博刀即朴刀，宋史中曾有“为盗者多持博刀”的记载，而官修之《武经总要》中详列北宋军中制式用刀四种，唯独不见关于“朴刀”的记载，则证明它是一种在宋代严禁民间携兵，压制搏击技艺发展的环境中出现的“私兵”。《宋会要辑稿·兵》曾记载，宋仁宗天圣八年三月曾专门下诏，命令川陕路不得私造“袴刀”，并明确指出，将袴刀安装在柱仗头上，就称为拨(博)刀。这种盗匪、乡民，以及豪强庄园所豢家丁所常用的兵器，逐渐成为民间文学叙事中对于绿林好汉江湖逸事的指代性符号，宋代《述古堂书目》中，就曾将《山亭儿》、《赖五郎》等与强盗、义侠相关的故事统称为“朴刀类话本”。

　　在今天所流传的南宋时期107个说书“话本”中，归在“朴刀杆棒”类目之下，涉及水浒英雄故事题材的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三出。通俗小说、曲艺研究专家陈汝衡认为，南宋首都临安与京东、京西地区的“说话人”各自有擅长的话本片段，不同地区各自崇拜地域性浓厚的江湖英雄，诸如太行山英雄谱系中的史进、林冲、杨志、陈达、杨春，抑或“梁山水泊系统”中的晁盖与阮氏三雄。直到《大宋宣和遗事》成书的年代，才有专人开始搜集辑录各地水浒题材唱本，并且以宋江为核心人物对故事进行串联改编，从而具备了《水浒传》的雏形。

　　早期水浒英雄好汉的故事，有相当部分的情节来自其他题材相同的笔记小说。南宋笔记小说家洪迈的作品《夷坚志》卷十四有《武唐公》一则，主人公是一位医术精湛而脾气暴躁的奇僧，“嗜酒无赖，尝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仆启户迟，奋拳偡其胸”，这与日后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后寻沽不成，怒打卖酒汉的情节如出一辙。同样，《夷坚志补》卷二十五有一则名为《桂林走卒》的轶事，记述一位能行走如飞，名叫王超的官衙隶卒，为了报答恩公桂林通判汪圣锡，毅然在公干途中将身为秦桧党羽的奸臣、录事参军周生交给他的试图污蔑汪氏谋反的公函加以掉包的故事。不难看出，这很有可能就是《水浒传》第三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这一引发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直接奠定宋江上山入伙关键回目故事的前身。

　　早期的水浒英雄话本中，由于口头传播的缘故，有关人物绰号、姓名乃至性情事迹各不相同，比如船火儿张横起先的绰号为“一丈青”，鲁达并未拥有僧人的身份，而是一名落魄军官，而梁山好汉的数量也在十余人至三十余人之间不定。最先确立梁山好汉为36人，以及宋江魁首地位的，是景定年间曾在两淮制置司李庭芝幕府任职的南宋末年诗人兼画家龚开。他根据宋廷御用画师李嵩所绘宋江等36人画像，写成了《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自称“年少时，壮其人(宋江)，欲存之画赞”，但由于“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写”。直到从《东都事略·中书侍郎侯蒙传》里读到宋江以36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记载，才坚定了动笔的决心。

　　在《宋江三十六赞》中，梁山好汉的绰号大体可以按照性情特征、擅长才艺与外貌特征，分为三类，在编订好汉的名目与绰号后，龚氏依次为每位好汉写成四句十六言的“赞”，概括其事迹。诸如宋江之赞就为：“不称假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宋江之绰号“呼保义”于是被首次提出。“保义”一词的解释至今众说纷纭，但主流学界一般认为来自宋代官职。《宋史·职官志》中，就有“政和二年(1112年)，以旧官右班殿值为保义郎”的记载。民国时期著名古文献专家、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则认为：“宋江以此(保义)为号，盖眼其武勇可谓使臣云尔……呼者自呼之简词，明其非真保义也。”由此奠定了梁山好汉行为的“忠义”。

　　进出历史的侧面

　　梁山泊，原本是黄河于五代至北宋以来数次泛滥时期形成的大水洼，南北长度约300里，东西宽度为100里左右。黄河汛期结束后，梁山泊周边形成了多条水道，部分可以穿越济水直通渤海湾，一些则可以进入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支流。“自唐末以来，这一范围宏大的水域就成为反抗官吏与地方政府统治的众多不法者聚集活跃的中心地带。”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佐竹靖彦在《梁山泊与水浒108豪杰》中论述说，“在历代民间文学与叙事的加工中，梁山泊芦苇茂密的景象和泥土味十足的搏斗，被逐渐添枝加叶，描绘得形象而逼真。”

　　实际上，在有据可靠的正史中，关于宋江与梁山英雄的资料几乎乏善可陈。南宋绍兴年间实录修撰王偁的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中，对这群民间叙事中津津乐道的好汉只有如下记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1939年，在陕西省府谷县发现了一块名为“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的碑石，碑文传记作者为北宋末年进士范圭，内容在于赞颂其岳父折可存一生的功绩。在碑文中，范圭明确记载折氏在率军击溃方腊后，旋即“奉御笔捕草寇宋江”，结果是“不逾月，继获”。在其他有关折氏生平的笔记与零散记载中，则提到过一位协助折氏夹击方腊，同样名叫“宋江”的官军将领，这也许是日后说唱艺人与评话作者杜撰梁山好汉受诏南下讨伐方腊情节的灵感源泉。

　　尽管缺乏官方记载中的细节，然而动荡的两宋时期，其内忧外患同时存在，战乱与英雄奸臣不断出现，使得后世的民间叙述得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灵感，以嫁接形式传递忠奸褒贬的价值观。南宋高宗建炎年间，梁山泊就出现了一位类似阮氏三雄的水泊好汉张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他“聚众梁山泺，有舟数百，尝劫金人……军中号为张万敌”。金兵南下攻陷扬州时，由于高宗情急之下，招抚各地义勇，盗贼抵御，张荣遂率部弃寨沿清河南下入泰州，屯驻于鼍潭湖，聚集了万余义兵抗金。而建炎、绍兴年间的洞庭湖区域发生的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则更直接地被评话与说书艺人所采用。南宋中兴名臣李纲在“与宰相论悍贼札子”中，有一段关于钟、杨义军的论述，为日后《水浒传》中关于梁山好汉“步斗两赢童贯，水战三败高俅”的辉煌战功勾勒了叙述的基础。李纲称义军“据重湖环千里，出没不常，其徒皆渔人舟子，便于操舟，又有溃散兵卒窜其间，以教之战”。这种情况导致围剿的南宋官军左右为难，“欲速成功，则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则钱粮之费不赀”。对此，李纲提出的策略是，官军不应深入湖区，而是等待义军出动“抄掠”时，再进剿攻击，并分兵在湖畔鱼米产地驻屯围困，断绝其后勤补给。在《水浒传》第七十六回“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高俅向童贯的献策几乎是李纲策略的翻版：“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诱此贼下山。先差得当的人打听消息，贼情动静，然后可以进兵。”实际上，《水浒传》后期梁山大规模征伐攻杀的种种情节战法、兵器仪仗，很可能大部分来自岳珂的《金佗续篇》，作为曾亲自讨伐钟、杨起义的南宋名将岳飞之孙，岳珂对此段历史叙述多来自同时代鼎澧逸民的《杨幺事迹》：例如绍兴三年(1133年)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为统领所部3万禁兵及御前统制崔增、神武后军统制高进部5000人，并节制荆潭制置司水军统制吴全所部战船数百，水陆并进，前往进剿。结果于阳武口一战全军大败，崔增、吴全两统制“战亡溺水”，又说为义军生擒处决，这一情节几乎在《水浒》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中被完全照搬。

　　从独行侠到英雄世界

　　燕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专家孙楷第认为：“水浒故事当宋金之际盛传于南北……”由于梁山泊地处郓州，在当时金国疆域内，北方说书评话拥有较多的素材与传说，而靖康后南渡至临安的官吏军人中，曾参与平灭招抚宋江义军者亦不乏其人，所以其阅历亦被民间文学小传统所吸纳采用，从而导致南北梁山水浒民间叙事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直到“元平金宋，南北混同”，才有了奠定同一性叙事的基础。

　　确实，基于《宋江三十六赞》以及其他零散梁山好汉故事编辑而成的评话《宋江》(宋江演义)最终在元代逐渐成形。同时元代戏曲的勃兴，也为这种叙述增添了更多细节与趣味性。元代戏曲中，梁山好汉为主角的剧目共有24种，包括《黑旋风双献头》、《病杨雄》、《鲁智深大闹黄花峪》、《梁山泊五虎大劫狱》等。在现存6部水浒剧目中，每一部均让宋江最先出场，以一段念白交代本剧行侠仗义故事的大背景，为观众理清梁山好汉聚义过程的脉络：“自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姓宋本名江，绰号顺天呼保义……因打梁山过，遇着哥哥晁盖，打开了枷锁，为救某上梁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戏曲复杂绵密的描述性细节，给更大型的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为了对应三十六天罡星好汉，又产生了“七十二小伙(地煞)”。而许多元曲作家也开始参与话本创作，比如金仁杰、陆显之等。同样，在内容设定上，元明以后的演义小说也将戏剧与早先的野史内容进行了混合。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连环计”，明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批阅三国志》中即明确指出，这一情节是在模仿《吴越春秋》中范蠡献西施的典故，然后再加以元杂剧《锦云堂连环美人计》的背景人物设定。同样，在《宋江》中，这种附比借用更频繁出现，诸如《征辽》几乎所有情节都来自元初话本《中兴名将传》。

　　最能体现这种交融趋势的作品，即是成书年代与编著者不详的《大宋宣和遗事》，《也是园书目》将其列入“宋人词话”类，书中记载了《十二指使押运花石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玄女授天书》、《归顺招安受诰敕》、《收方腊封节度使》等19个水浒英雄故事。明代《百川书志》认为《大宋宣和遗事》“虽宋人所记，词近鼓史，颇伤不文”怀疑实为元代人所撰，鲁迅在《话本小说概论》中也认为，其中频繁使用了“省元”、“南儒”、“上亭行首”等元代用语，并引用吕省元《宣和讲篇》，将其定位为元代刊行的宋代笔记话本资料选辑。

　　至此，零散模糊的梁山好汉事迹已经逐渐演化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生气勃勃，且有明确叙事脉络的动态英雄世界。明代“弘治中兴”所造就的宽松文化气氛与江南地区印刷业的兴旺，最终导致了《水浒传》的刊行出版。《明容与堂刻版水浒传》的卷首，有一篇无名氏所作序言，就生动说明了这部江湖奇书为何能同时在上至鸿儒士子，下至贩夫走卒间广为流传：“水浒虽小说家，实则泛滥百家，贯串三教……战法阵图，人情土俗，百工技艺，无所不有……更可喜者，如以一丈青配王矮虎，王定六追随郁宝四，一长一短，一肥一瘦，天地悬绝，真堪绝倒。”万历年间常熟狂狷才子钱希言，在《戏暇》中就曾记载号称吴中四才子的文征明、祝枝山、唐寅与徐祯卿都“暇日喜听人说宋江”

　　明代中晚期士大夫阶层对于《水浒传》的喜好，不仅出于他们对江湖猎奇事迹的喜爱，也要归咎于始自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后期的兴起。与朱熹开创，宋代以降被奉为正统的“理学”相反，“心学”坚持认为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则容易产生某种类似“良心自由”与“功利道德主义”的倾向。明末万历年间被视为异端的泰州学派名儒李贽，则以点评《水浒传》为自己的观点张目，在评点第四，五回时，李贽明确提出：“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做祖根基……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

　　施耐庵与罗贯中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水浒传》的具体作者仍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题目。明代中期，知名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中曾说，“《三国》、《宋江》(《水浒传》)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日本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小川环树则认为，罗贯中最先将以往戏曲和评话中的梁山好汉故事汇集成小说，最终由施耐庵进行了最后编撰。然而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施耐庵此人并不存在，明代藏书家、别号栎园先生的周亮工也认为，罗贯中是出于避祸考虑，假托“施耐庵”为作者，而将自己排在“编次”之列。

　　在明万历二十二年余氏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以及最早的嘉靖年间郭勋家刻《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中，作者署名都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直到崇祯末年金圣叹之删改本刊行后，署名作者才只留下一个“东都施耐庵”。自清末民初以来，关于施耐庵真实身份的考据，便一直是学界关于《水浒传》研究的重要考辨题目，其疑似真实身份包括杭州戏曲家施惠，曾为明末反元势力张士诚麾下门客的兴化人施彦端，以及嘉靖百回本刊刻者郭勋之托名。50年代，在《兴化县志》中，曾发现过一篇托名明代淮安仁王道生撰写的《施耐庵》墓志，县志“文苑”中也存在一篇施耐庵小传，然而这些材料破绽极多，关于施氏籍贯，名号乃至中举年份全然不同，对确定施耐庵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其生平全然无助。

　　相对于施耐庵，罗贯中在历史上留下的踪迹也很模糊，他的大致生卒年月在1330至1400年，其诞生地有浙江钱塘和山西太原两种说法，生性乐天，好游历，号湖海散人。无论如何，他的壮年时期是在杭州度过，这里是自两宋以来“书会才人”和戏剧演出的中心。现今被大体认定为罗贯中的作品，除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也包括《三遂平妖传》和《残唐五代演义》，罗氏还创作过三出杂剧，可惜保存今日的只有一出《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罗尔纲曾提出，罗贯中是《水浒传》的唯一作者，证据即是他所作《三遂平妖传》中的13篇赞词都被转用到了《水浒传》中，而叙事情节方面也有颇多照搬之处。《水浒传》第五十四回“入云龙斗法破高廉，黑旋风下井救柴进”中，高唐州知府高廉使用的妖法为“急去马鞍前鞒上取下聚兽铜牌，把剑去击，那里敲得三下，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罩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响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此段与《三遂平妖传》中王则的妖法几乎完全相同。鉴于这些赞词与雷同情节都发生在前七十一回之中，罗尔纲提出，从第七十二至第一百二十回，受招安，征辽国，平田虎王庆与方腊等内容，为明代宣德、正统后所续加。而如何解释活跃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完成了时间跨度如此漫长的创作与删改？小川环树提出了“两个罗贯中”之猜测，即明初的罗贯中本人完成了《水浒传》最初七十回的撰写，而百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则是嘉靖年间一个或数个民间籍籍无名的作者以罗贯中的笔名创作的。

　　无论如何，《水浒传》自成书之日起，就为民间艺人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细节，他们更按照戏曲人物的扮相，来自撰人物一举一动，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细致，从而使得这一传奇故事更为深入人心。晚明与清初著名南京说书人柳敬亭，曾得松江儒生莫后光真传，擅说《水浒传》，表演时能够“纵横撼动，声震屋瓦”。曾有幸亲眼目睹其表演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就曾记载说，柳氏当时说到武松景阳冈打虎一段，“描写刻画，细如毫发……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而到了清代中期乾嘉盛世，市民文化亦随着经济繁荣与交通流畅更加勃兴，嘉庆道光年间，仅扬州一地，评话艺人即有两三百人之多，其中能讲《水浒》故事的，亦接近百人，且表演风格与擅长段落各不相同，诸如邓光斗以“跳打功”著称，即以拳术技击动作配合说书，详解梁山英雄的一举一动。譬如江州劫法场一节，邓氏亲说“(李逵)自楼窗大吼而下，举板斧砍杀刽子手，负宋江于背而逸。绘声绘色，听者恍若与李逵同自楼窗跃下也”。

　　在此种风气影响下，《水浒传》遂跳脱了单纯的娱乐与文化叙事功能，逐渐成为中国近代下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准则，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组织如天地会、洪门，亦以《水浒传》中的忠义精神为维系准则，洪门“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全以水浒英雄事迹为准则：“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满园哥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从而将“子曰诗云”和“三纲五常”之类抽象观念具象化，灌输于历代民众，并间接促发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决定近代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水浒传》

　　成书后的衍生作品

　　演义小说类：

　　《水浒后传》：草莽聚义的田园归宿

　　又名《混江龙开国传》，作者陈忱，字遐心，自号雁荡山樵，浙江乌程人，生卒年月不详，曾参加叶桓奏、顾炎武、归庄等名士组成的惊隐诗社。他的《九歌》诗中有“我生万历时”之句，落款为“壬寅初夏作”，由此可推断他一生历经明万历年至清代康熙年间，《水浒后传》中出现的英雄豪杰，除了《水浒传》原作中出现的浪子燕青、混江龙李俊等梁山残存将领，也包括如呼延灼之子呼延钰、花荣之子花逢春等少年英雄。具体情节为梁山好汉活阎罗阮小七，被朝廷奸臣谗言，削职为民，仍回石碣村打鱼奉母，在赴梁山泊祭奠众兄弟途中，醉打济州府张通判。张通判星夜率兵，围剿阮小七，迫使一干好汉反上登云山。后金兵攻陷汴梁，掠走徽、钦二帝，众好汉于饮马川大败金兵，并中途劫走被流放徽州的蔡京、童贯等奸臣，当众鸩死以祭拜梁山各头领，最终在李俊带领下于登州出海，前往暹罗国金鳌岛自立逍遥。

　　《后水浒传》：转世英雄的反抗

　　此书题署为“青莲室主人辑”，正文前还有“新撰施耐庵先生藏本《后水浒全传》”字样，显系伪托，具体成书时间大约为明末清初。主要故事线索为宋江、卢俊义等梁山好汉为蔡京等奸臣所害后，转世为杨幺、王摩等南宋初期洞庭湖农民起义领袖，继续诛霸惩恶的故事。而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也相应托生为贺省、黄金、王豹等奸臣。与前作中相对庸碌的宋江不同，此书的主人公杨幺则显得智勇双全，曾有朱仙镇打擂胜乐汤，私闯皇宫进谏高宗赵构等壮举，最终38条好汉为了“上应天命”，甘心败于岳飞，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重新于“地下”相聚，不再复出世间为祸。

　　《荡寇志》：

　　标榜正统的逆流

　　又名《结水浒传》，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人，出身地方官吏家庭，曾随其父在广东平定瑶民之变，后回浙江本乡行医，出入地方军政要员幕中，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1826年)，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间“三易其稿”。他自称此书为“正大光明之书，以禀王灭寇为主，而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终无不败”，并蔑称《水浒传》为“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荡寇志》上接《水浒传》第七十回，主人公为祝家庄主祝朝奉之弟，文武双全的祝永清以及其妻，善使弓箭的“女飞卫”陈丽卿，以及其父陈希真。三人因奸臣迫害，在峥嵘山猿臂寨落草为寇，后接受张叔夜招安，进剿梁山泊，梁山108条好汉非死即俘，最终祝、陈等人成仙得道，超升天界。

　　明代传奇：

　　《义侠记》

　　明代剧作家沈璟著，沈氏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光禄丞等职，万历七年因病还乡，留有传奇17种。《义侠传》是根据《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一回关于武松的情节改编而成，虚构了武松妻子贾氏等人物。

　　《宝剑记》

　　明人李开先(1501～1568)撰，李氏为嘉靖乙丑年(1529)进士，为嘉靖八才子之一，官至太常寺少卿，罢官后家居30年，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宝剑记》依照《水浒传》中林冲故事改编，分上下两卷，52出，另赠林冲两次上谏徽宗皇帝情节，以林冲夫妻梁山泊团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