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自然——当代人类必须要补的一课

      敬畏自然——当代人类必须要补的一课

    ——关于女娲文化当代价值的一点思考

                                                    柯 杨

信仰与崇拜，是自从人类诞生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把心理需求、思想愿望与自身以外的事象或人物（包括神话人物、历史人物和现实社会的人物）挂钩，企图利用外在事象或人物的影响以求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是信仰和崇拜的核心所在，而解脱人们的精神压力、求得心理平衡、凝聚集体力量、形成或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做为精神动力和力量的源泉等等，都是其中必有之意。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其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也会有差别。不论是原始社会的蒙昧诉求，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狂热表现，我们都可以从中解析出大量信仰与崇拜的事实。正因为信仰与崇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心理、情感及文化认同赖以滋养和安抚的重要行为，所以它必然会延续到久远的未来。正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所说：“民间信仰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凡是历久不衰的民间信仰，必有其内在的原因，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有的学者主张把广大群众中长期、大量存在的各种民间信仰统称为“民俗宗教”（当然不包括“一贯道”、“法轮功”之类的邪教），并建议国家对现行的宗教政策予以补充和完善，将民俗宗教纳入国家认可的宗教分类体系之中，予以必要的保护，我认为很有道理，也很有必要。

女娲信仰是我国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最早的民间信仰之一。学者们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风俗通义》、《水经注》、《独异志》、《太平御览》等古籍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神话传说人物之一的女娲，最突出的业绩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制笙簧”和“置婚姻，合夫妇”等。这些议论当然都是对的，但有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民间活态神话传说中所反映的女娲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女娲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才造人的传说。有的活态神话还说女娲的肉体变成了土地，骨头变成了山岳，头发变成了草木，血液变成了河流，就像创世的盘古大神一样。这些活态神话传说，乃是古老信仰在当今民间的延续，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古人认为鸡、狗、羊、猪代表春夏秋冬四季，牛、马代表地和天。所以班固《汉书·律历志·上》中才说：“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这是把正月初七叫“人日”的来源之一）。许慎《说文》中也强调指出：“娲，古之神圣女，化育万物者也。”这就是说，女娲不但是炼石补天的英雄和造人的女神，还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伟大的自然之神。我认为，对于这后一点，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加以强化，因为，只有把对这位原始女神的崇拜升华为对大自然的崇拜，使人们在心灵深处真正树立起敬畏自然、尊崇一切生命的意识，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子”，世界才有前途，人类才有希望！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他还强调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觉得，我们大家在研究和弘扬女娲文化的过程中，加强对女娲自然之神性质的解析与弘扬，引导民众把对女娲的崇拜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热爱之情紧密结合起来，必将有助于“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这一原则在民间信仰中的体现。传统文化不但是集体的历史记忆，也是被各个时代的人不断阐释和重构的结果。所以说，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古老神话和民间信仰不是重负，而是前进与发展的基础和契机，我们必须学会从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源泉里找到它永远年轻的活力，或许，这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应有之义吧。古代神话思维和有关信仰的核心是强烈的生存意识，如果我们对“生存悲剧”这个人类发展史上永恒的课题缺乏真正的理解，对当今时代的“生存危机”缺乏深刻的洞察，不能把先民的生存意识与今天人类的生存状况相联系，就无法理解民众长期崇拜女娲的根本原因，也很难对神话和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作出准确的判断。

人类来源于自然，是大自然生命体的一部分，本能地同自然有一种亲近感与和谐一致性。女娲抟土造人和创造万物的神话所表达的远古信息，就是世间的一切生命，都来源于众生赖以生存的土地。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在古老的年代里，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尊称土地为“地母”（Earth-mother），并进行各种盛大而庄严的祭祀活动，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汉字的“社”从“示”从“土”，“示”是石头垒成的祭坛象形，“土”就是土地神。“社会”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祭祀土地神的聚会。《礼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也。”《白虎通义》也说：“地者，元气所生，万物之祖也。”我觉得，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天地之神或许就是伏羲女娲，即所谓“皇天后土”。（史书载汉武帝“东岳封禅，汾阴祀土”，汾阴在今山西万荣县境内，汉代建有“后土祠”，当地人说供奉的就是女娲。从汉至宋，历代皇帝先后有24人次来这里进行祭祀，明代才将“国家级”的后土祠建在北京天坛。这些材料都说明，后土与女娲很可能就是同一位地母之神。）我国民间在某些时段有“不宜动土”的禁忌习俗；盖房时宰个鸡埋于墙下以求土地神对动土的“宽恕”；丰收后对土地神感恩性的祭祀活动等等，都表达了人们对土地的敬畏之心和酬谢之意。如果说，古代的狩猎、采集、种植、养牧等也是对大自然的某种变革，但那只是人类对自然的适度索取与低度控制，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未改变自然的本质属性。现代工业则不然，它以其强大的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科技手段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物境，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使自然的本质发生了变异。现代工业所造成的物境，既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享受，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空前威胁，使人们总是处在两难选择的困惑之中。既要走强国富民之路，又要大力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这已成为全世界超种族、超国界、超意识形态的共同课题。人类属于地球，但地球却不仅仅属于人类，而是属于所有生物。人口在增加，城市在膨胀，交通在阻塞，空气在恶化，冰川在消融，水源在枯竭，物种在灭绝，森林在消失，沙尘在肆虐，大自然在呻吟——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生存环境。把这些由于向大自然毫无节制的掠夺和不计后果的疯狂消费所造成的灾难，说成是人类的“慢性自杀”，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正因为人类的“自作孽”，伟大的自然之神——女娲，早就怒不可遏，开始进行惩罚了！我们正是在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的背景下，来探讨女娲文化的当代意义及其开发思路的。

在我看来，突出女娲这个“德泽万物”、“泽润生灵”的自然之神——“地母”的形象，将大大有利于人们环境伦理观的形成，这正是女娲文化具有当代价值的重要内涵之一。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是国际上30年前才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产生，与现代工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恶化直接相关。其核心就是人类应当善待自然，善待万物，对自己的物质欲望加以克制，以便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互惠互尊，最终实现生存环境的最优化。而这一思想，在我国古代哲人的著作中早就有许多深刻的阐述。比如，“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孔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等等。进行环境伦理观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纠正人类对自然的错误观念和有害行为，使人们的道德修养从“尽人之性”扩大到“尽物之性”，从人类社会扩大到自然万物，使被异化了的人性归复本位。我觉得，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崇，乃是使人与自然结构成的生命之网免遭破坏的重要一环，也是女娲信仰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大自然深不可测，奥秘无穷。数千年来，尤其近百年来，人类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就人类智慧发展的无限长河而言，仍然相当有限，未知的领域比已知的事物要多得多，即所谓已知的事物前进一寸，未知的领域就扩大一尺。敬畏，是萌发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对大自然的一种心理和情感，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人类生存的底线。许多先哲都思考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奥秘，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人性的光辉体现。然而，“敬畏”如同童年时期的梦幻一样，已被现代人类遗忘了。科学获得了殊荣，戴上了一切心智活动的桂冠，并且不断膨胀起来，个别科技工作者对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有价值的环保主张，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傲慢、偏见和排斥倾向。一些具有片面思维特征的科学家，把掠夺、征服、战胜和控制自然作为自己唯一的奋斗的目标，既不敬天道，也不畏天命，不明白“适度”正是对一切事物必须具有的科学态度。真正的科学精神被不计后果的功利主义所取代。比如，我国科学至上主义的典型人物何祚庥院士就自信地说：“无需敬畏大自然”、“人类对大自然必须有所作为。”另一位反传统的勇士方舟子更吓唬我们说：“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这不但缺乏宽容，而且颇具霸气。我们强调要“敬畏大自然”，无非是说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收敛和限制自己的贪欲和野心，增强内心深处的自我净化能力，才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个最基本的常识，连中小学生都明白，可我们的院士却大不以为然。于是我联想到，早期的欧洲科学家为了避免与当时的教会冲突，就特别强调人在科学活动中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主宰地位，这显然是把人与自然分隔开来，把对科学的崇尚异化为对人自己的崇拜。这种思潮在科技界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存在。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的何院士居然不懂得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道理，甚至发出“人与自然以谁为本”的质疑。难道敬畏自然不正是以人的生存为本吗？同样是物理学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水平不比何院士差吧，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却说：“只有宗教没有科学只是瞎子，但只有科学而没有宗教也是跛子。”看来，我们的“跛足”院士不但在敬畏自然的问题上，而且在中医和许多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上都面临严峻的智力和道德的考验。我始终认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必须对许多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伪劣产品、水污染、矿难等）解决方案的局限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因为，更应该关注的是一部分人的内心世界，是某些生产者、管理者和销售者的道德品质与诚信度，而不是法规条文和什么方案。要使一些人的私心、黑心、贪心得到心灵救援，真正恢复其爱心、善心和良心，既不能靠科技手段，也不能只靠什么法规，主要应靠道德教育和净化心灵的种种措施（对自然之神女娲的信仰就在其中）。宏观地来看，人类还处在智能发展的早期阶段，因此，一切宗教和民间信仰都应当在人类生活中继续发挥它们应有的积极作用，珍惜生命，敬畏自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学者马丁.希克曼在2006年10月9日的《英国独立报》上发表了题为《地球生态债务危机：人类向自然界的索取创新高》的文章，其中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地球60亿人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正在给大自然造成无法容忍的压力。……据（美国）全球生态足迹网估计，人类从地球过度索取了23%的资源。世界将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在全球维持一个像美国社会这样的物质社会。而维持一个像英国这样的社会则需要将近三个地球的资源。”（见《参考消息》2006年10月11日第7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2008年10月26日也写道：“人类是造成自恐龙灭绝以来动植物最大规模灭绝现象的原因。在过去35年里，生物多样性下降了35%。……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正在导致难以为继的‘生态债务’，过去35年期间灭绝的物种比过去300年间还要多。”（见《参考消息》2008年10月27日第6版）美国学者福格特则以讽刺的口吻说：“人类是依靠破坏其生存必不可少的环境而生活的唯一有机体。寄生虫也有同一趋向，但是它们的破坏由于缺乏智力而受到限制。人类则是用其智力来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破坏环境。人类越是进步，对环境的破坏性可能越大。”这段话对当今人类的确有醍醐灌顶的作用。“有节制的索取得好报，贪婪的掠夺受恶报”，这是许多具有忧患意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的警告，也是许多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中发人深省的主题，理应成为我们弘扬的女娲文化的精髓之一。

另外，我还要谈一点关于如何看待全国各地都在开发女娲文化的问题。我主张各地女娲文化的研究者和开发者应当有一种宽容心态和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形成合力，把大家的精力集中到女娲文化深层内涵的研究、挖掘和表现形式的创新方面来。有关伏羲女娲文化的遗址，全国有近40处，各地都以古文献与地方志中的记载和当地流传的神话传说为依据来进行宣传和开发。尽管古文献中的记载有历史年代的先后之异，各地遗址的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但保护、开发与相关活动的宗旨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远古祖先的崇敬之心进行慎终追远的纪念或祭祀活动；通过强化乡土观念和地域意识来促进群体对家乡的热爱；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进行推销，以求获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爱国主义情操的培育、民族归属感的认同、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都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但是，个别同志却热衷于“争源头”、“争老大”、“争唯一”、“争归属”这类争夺名分的辩论，未能把竞争的主要精力放在女娲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及其当代价值的思考上，也未能在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形式完美结合方面狠下功夫。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女娲，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女娲。我们没有必要把数千年来形成的、有着广袤地理空间的中华民族文化圈，按当今的行政区划人为地加以分割或“争抢”。我们更不能把女娲文化这类具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重要价值的民间信仰习俗，当作一般的消费文化来对待。鉴于神话传说人物及其事迹这类文化资源形成过程的久远性和特殊性，再加上古代部落或历史上群体的迁徙和流动，在神州大地上出现同一民间信仰多地区、多中心的现象乃是必然的、正常的，我们大家都应当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民，不但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孕着的丰富内涵，也希望有一种新的解读视角和表现方式。古代文化资源的开发，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在保持其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同样需要创意、创造和创新。传统不是凝固僵化之物，而是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历史长河里的一个过程，它永远处于更新、创造之中。正如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所说：“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真理与方法》）这就是说，不论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意义和作用，都在每一代人所创造出来的新成果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分解着、组合着、改变着、重构着。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才能对传统文化内涵的阐释与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把握，也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既要守护传统，又要与时俱进”，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愿与大家一起努力！

                                     2008年11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