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
——钟敬文先生人格魅力之本
柯 杨
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见梁元帝《金楼子·序》)《论语·学而》则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善哉，斯言!人民的学者钟敬文教授传道、授业、创造、奋进的一生，不但是“先立德、后立言；先做人，后为文”的榜样，更是一位务本求实，体现出政治自觉、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的典范。在今天纪念钟敬文先生百岁诞辰之际，作为学生的我们，的确有责任重温先师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并将其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想说的话的确很多，在这篇短文里，我只从多年来所记录的《钟敬文先生谈话录》里就自己感受最深刻的三个方面加以摘录和阐释，目的是给正在就读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化学的莘莘学子们，介绍一些我个人师从钟敬文先生的主要收获，如果能多少起到一点“薪火相传”的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 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俗学大师
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坚定的信念与原则性是最为重要的。作为—位肩负重任，从民间文艺学到民俗学再到民间文化学不断拓展自己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的学者，敬文师从1945年开始，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而从80年代开始则成为—个完全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科学而灵活地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之中，这不但从他的著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就是在与学生辈的日常谈话中也时时有所展现。他曾说：“我多年从事民俗研究，深感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对于研究民俗文化事象至为重要。这是其他任何层次的方法论都无法替代的。……它在我们的学科研究上，是应该担当主导作用的。”(1991年3月在北师大民间文化讲习班所作学术报告中语)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研究对象，应当运用不同的原则与方法去研究，要注意到它的特殊性。我们民间文学界的不少同志，只学过一般文艺理论，没有深入研究过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往往用一般文艺学的框框来套民间文学这门特殊文艺学，所以进展不大，老是步人后尘。不把民间文学同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联系起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1979年8月1日在北师大暑期讲习班各组长汇报会上的谈话)正是从这一认知出发，敬文师才明确提出了“民间文学多功能性”的理论，从而扭转了前苏联民间文学研究中纯文学研究方法对我国民间文学界学术研究的不利影响。他明确提出：“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真正建立和发展，我们是有责任的。”(1979年7月10日在北师大的谈话)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他在学科建设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度自觉性。
在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态度上，敬文师一贯强调要克服教条主义的不良倾向，应坚持科学的态度。他说：“一切理论，都是 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例外。过去我们那种不认真研究，只习惯于引用或套公式的态度是不好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它的科学价值，也不可不知道它在应用上的一定界限。举个例子说，恩格斯有一篇文章叫《德意志民间故事书》(严格地讲，应译为《德意志人民的书》)。这是恩格斯十九岁时写的，当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这篇文章是他早期的一种参考性的著作。我们不能把他在里面所说的话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他所说的‘民间故事，，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民间故事，而是作家们改写的群众的读物。现在有些同志根据它去谈民间文学的规律，恐怕是不很妥当的。”(1980年7月在昆明“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敬文师还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关于神话的意见，我们知道，当时(1857年)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话是符合于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主义的，而且说得的确很精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写下这些见解的时候，欧洲‘近代神话学’还处在酝酿阶段，稍后比较得势的语言学派的比较神话学那时还未出世，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的出现更在其后，别的许多后来产生的神话理论更不用说了。而且，马克思的那些意见，并不是在专门研究神话的著作里说的，只是他在谈到历史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平衡的问题，举出希腊古代的神话和史诗作为例证罢了。弄清楚这些，对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对于研究一般民间文学的各种理论，都是很重要的。”(1980年7月在昆明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有了这种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敬文师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才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比如，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一文中，就对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为何会被后来的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改造”，使其具有了某些统治阶级的意识这一累层叠加现象，提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见解，有着相当的说服力。敬文师还曾指出：“鲁迅先生认为，神话不但过去产生，现在也在产生。他是从事实出发，并不是从哪一个权威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与马克思有所不同，大家可以研究。”(1979年4月14日上午的谈话)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没有高度现代化的现实生活和高度的、普遍的科学化的思维，就依然存在着产生神话的土壤。把神话仅仅看作是原始社会的产物是不正确的，是对马克思关于神话的那段话的误解。”(1979年10月15日的谈话)先生在谈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时说：“如果说我们是开水，那么，经典言论就是好茶叶，只有多泡几次，味道才能出来。一般说来，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生硬引用者多，真正‘泡开’，使其芬芳四溢者少。马克思关于神话的那一长段话，是一个极为优美的、艺术的回答，并不是严格的、科学的回答，我们有责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一说法予以科学的解释。”(1979年3月13日在北师大教材编写讨论会上的讲话)由此可见，敬文师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且能以自觉的、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了“精神的主导力量”，而且总是处于学术阵地的前沿，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界当之无愧的掌旗人。
二、一位自觉的中华
人文精神的体现者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自觉则是自强的基础，没有自觉是难以实现自强的。敬文师是一位大智大觉者，他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著地进取，直达智慧的高峰，永葆理性的魅力。我数十年来在敬文师授业的过程中发现，他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在他处处事事都有一种高度的、清醒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主要来源于他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其中的爱国情操和敬业精神，突出展现了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对人生和历史的深刻体味。强烈的爱国情操是敬文师身上一贯的、闪光的亮点之一。早在他青年时代，就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在致w．爱伯哈特博士的信中，也曾发出过“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这样令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呼号。当我1979年师从先生之后，由于聆听教诲的机会颇多，经常因他那春风化雨般的谈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爱国思绪和情怀而感动。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讲道：“小农经济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有些方面阻碍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并不是在每一点上都起阻碍作用。当前，在文化上，要警惕全盘西化的倾向，要提出保卫、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庄严口号，而且要在实践中切实加以贯彻。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否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各个国家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和自然财富，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1986年8月30日在兰州饭店西四楼会议室的谈话)先生的这番言论，直到最近几年才受到了有关人士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先生的敬业精神，在他参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组建中国民俗学会，在北师大组织全国力量编写高校《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教材，以及在强化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他说：“成立学会并不是觉得各行各业的学会都在纷纷建立而去凑热闹，而是为了推进我们的事业。有许多人干，力量当然比少数人干要大得多。”(1979年7月10日在北师大的谈话)他经常提到：“许多同志伸手向我们要东西，来弥补文化知识的不足，这比看到叫化子的伸手还令人心酸。”(1979年7月3日在北师大的谈话)所以，他才颇有感慨地说：“外国一位名人有言：‘人生如朝露，艺术却千秋’；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人生如朝露，事业永千秋’。为了事业，我是拼老命干的!人生是有限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是永存的!”(1979年7月3日在北师大的谈话)当我们谈到他年事已高，是不是可以少招几名研究生以减轻负担时，他说：“我们的同志承担工作任务，首先应从需要出发，不要从个人的利害出发。招收研究生，当然少一点好，少而精嘛。但今年领导上让我招15名，我还是答应下来了。有人说：‘你这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实，我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来考虑这一点的。”(1979年7月3日在北师大的谈话)先生临终前几天，还念念不忘人才培养的重任，他把博士生们召唤到病榻前嘱咐论文的写作，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场面啊!1982年先生在一首诗中写道：“八十年华闪电过，平生志业半蹉跎。老怀不作消沉想，禹城春光此时多。”这恰恰反映出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崇高敬业精神，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达到这般境界。
敬文师的晚年，正处于我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巨变时期，各种人文科学的横向开拓，较之纵向发展显得更为突出。所谓横向开拓，是指一种民族文化向别种民族文化借鉴，主流文化向边缘文化靠拢，一门学科向其他学科进行渗透等等。正因为敬文师对这一文化转型的时代特征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体察，才有了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向民间文化学不断拓展的新思路的提出和学术研究的深化，也才有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条干流”(即上层作家文学、中层市民文学、下层民间文学)分类法的提出。他认为：“三层优秀文化的荟萃，构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灿烂文化。”这不仅仅是为民间文化这门学科争取其应有的学术地位的真知灼见，而且是为亿万普通劳动者争取文化创造权利、大力肯定其历史地位和提高全民文化自觉的深层人文关怀。启功先生称誉他为“人民的学者”，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三、一位自觉的学术思想的与时俱进者
敬文师最令我们尊崇和佩服的，就是他那虚怀若谷的谦和品格和不断追求新知的与时俱进精神。作为一位大师级的知名学者，他可说是著作等身，成就卓著，说他“声誉满全球，弟子遍华夏”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但是，他从不以大师自居，始终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同行、学生和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学术事业。他深知“学无止境”这个真理，也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研究成果都只是阶段性的，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因此，他对各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进展都十分关注，并不断用新知充实、升华甚至修正自己已往的学术见解，使其始终保持在本学科的前沿。他曾说：“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存在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问题，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我承认自己的知识陈旧，我曾对日本学者大林太良说：‘你的神话学是原子弹，我的则是红樱枪。’他听了哈哈大笑，而且否认这一点。我的一个高足说我的民俗学是30年代的，他的是80年代的。从积极方面说，我也应当警惕这一点。”(1985年10月28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将自己读书过程中的理论思考以及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深层体会，不但“采其佳者，为我所用”，变成了自己的学术营养，体现在他的著作和学术报告中，而且还随时向学生辈进行传播，以提高和深化我们这个群体的认知。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敬文师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目的在于消除整个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长期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努力使学术研究走上正轨。他说：“外国人在论述戏剧的产生时，总是从祭祀开始。咱们这儿只讲从秧歌开始。从思想意义上讲，这当然比较好，但恐怕不能不提祭祀与宗教对戏剧起源的影响吧!”(1979年6月9日的谈话)他又说：“在关于《刘三姐》的传说中，莫怀仁这个人物，乃是肖甘牛先生的创造，他有他的‘马列主义理论’，认为贫农家的女儿刘三姐必须有强烈的反抗性，必须反抗地主才行。其实，这不是什么马列主义。”(1979年3月7日的谈话)极左思潮对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影响之一，就是片面强调“思想性”而忽视形式方面的研究。所以，敬文师说：“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于思想内容而忽视形式方面的研究，这是不妥当的。韦其麟在兰州会议上关于壮族民歌形式、格律方面的探讨性发言是有水平的。”(1979年8月4日在北师大暑期讲习班上的讲话)正由于以敬文师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带头人的大力呼吁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我国民间文学界才较快地克服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不良倾向，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敬文师学术思想的与时俱进，还表现在他对人文科学学术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多学科综合、交叉这一总趋势的深刻洞察方面。他认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仅仅是开始，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因此，“除了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及作品外，还应当具备有关人文科学的基础知识，如历史学(尤其是原始社会史)、语言学、文化史、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志和民族志等等。它们尽管是补助性的学科或知识，尽管只是理论性或资料性的某一方面的知识，但却是十分有用的。”(1979年8月4日在北师大暑期讲习班上的讲话)在谈到我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界理论研究方面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搜集整理工作的问题时，先生说：“加强理论研究并不等于排斥搜集整理，对某些民族和地区而言，继续加强搜集整理工作仍然是主要任务。理论工作的加强，不但可以把已搜集到的作品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而且可以指导搜集工作的深人展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今天提出加强理论的研究，不是过早了，而是有些迟了。”(1984年5月22日在民研会峨眉山会议上的讲话)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先生就一直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应对国外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加以认真的鉴别取舍，选择其科学性强、能揭示出一定规律性的理论“为我所用”，并将它们与我们传统的理论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先生晚年阅读了乌丙安、刘魁立、刘锡诚、刘守华、宋兆麟、张振犁、王文宝、汪玢玲、董晓萍、赵世瑜、杨利慧、孟慧英、周星、万建中、陈勤建、陈建宪、陶立瑶、刘铁梁、高丙中、陶思炎、苑利、曲彦斌、郭于华、萧放、曹保明、顾希佳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新著后，由衷地感到欣慰，在大力赞扬之余，还写出了“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的感人诗句，对中青年学者寄予了厚望。
的确，知识与学问的历史，就是在先生与学生、教书与读书之间不断延续的。敬文师是一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做真学问的大师。我们跟随他在无涯的学海中参禅悟道、心领神会，总算有了不同程度的收获，取得了进步。现在，他走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是极为丰富的，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尤其是他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的高度的理性自觉，更是我们永远效法的榜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任重而道远，我们大家仍需前赴后继，加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