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

我认真阅读了赵子贤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搜集、整理的《西和乞巧歌》，也读了子贤先生的同事姜锐和长子烈夫、女儿兰馥所写的有关回忆录，对这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作为反映一定地域和历史时期民众生活与节日文化的民间歌谣，往往随时代的变迁而像一阵风一样消亡了，能够被有心人纪录、保存下来的极少。或许是受到五四以后新思潮和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向全国征集歌谣的影响，在偏僻的西和县城当教师的子贤先生，当时竟能动员学生们与他一道，广泛搜集了在当地长期流传的乞巧歌，并经过研究、考证、分类，编辑成册，保存至今。这在当时当地来说是一个空前的创举，在今天来说则是一笔难得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西和乞巧歌》的重要价值，我个人的体会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对子贤先生重视民歌的意识和作为应当高度评价。他把所搜集到的乞巧歌，按《诗经》的体例分为风、雅、颂三大板块：把家庭婚姻、生活习俗、劳动技能归入“风”的范围；把时政歌谣、传说故事归入“雅”的范围；把迎巧、礼神、卜巧等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归入“颂”的范围。他在题诗中深情地写道：“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正回萦。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这说明，在先生心目中，西和乞巧歌乃是《诗经·秦风》的余响。这种把当地民间流传的乞巧歌同历来视为经典的《诗经》等量齐观、高度重视的态度，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令人敬佩的。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长期以来总是任其自生自灭，并没有得到文化界、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国学”这个领域，从来都被典籍和精英文化所占据,哪有民间口头文学的份儿。只是随着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和研究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人们的认识和态度才开始有了转变。比如，中央文史馆于2007年11月26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国学论坛”上，馆长袁行霈教授在主题报告中就说：“国学只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并永远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国学研究既要保持其传统性与本土性，同时也要彰显它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已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史馆突破以往格局，把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纳入了国学论坛的主要论题,这充分说明国家级的文史研究机构之一，终于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文化和艺术创造真真切切地纳入了国学研究的领域，并且把以文史典籍为主要内容的精英文化与以民间口头文学、传统节日、手工技艺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活态文化整合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无论对于新时代国学的重建，还是对于拓展和提升民间传统节日文化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子贤先生当年超前的认知和做法，不由得使我们肃然起敬。

其次，《西和乞巧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本书如实地纪录了许多上世纪三十年代流传于当地的乞巧歌和节日活动的有关仪式，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当时西和一带乞巧节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民众生活的真实面貌。“我口唱我心”的乞巧歌，充分表达了西和妇女们当年的所思、所想、所怨、所求，她们的喜怒哀乐无不跃然纸上。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是当时乞巧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这关系到农村女孩子们一生的前途和命运，是真正的大事。“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世成女子不如人。四岁五岁穿耳环，七岁八岁把脚缠。十一二上不出门，媒人登门问行情。六尺花布一瓶酒，打发女儿跟着走。侍候阿家把花扎，挨打受骂养娃娃。只让喝汤不给饭，一点不对让滚蛋。”“一样的戥子十样的银,女子不如儿子疼。十二三上卖给人，心不情愿不敢嗯。山又大来沟又深，木底鞋垫得脚腰疼。五黄六月热难当，把饭送到山梁上。放下扁担就割麦，本来不黑也晒黑。太阳没落一身汗，赶着回去做黑饭。路上连滚又是爬，急着回家要喂娃。腰又酸来腿又疼，对着灶神骂媒人。”这两首乞巧歌，反映了以往当地农村妇女的苦难生活，是相当典型的。数千年来，宗法制度、封建礼教、夫权至上、包办婚姻等等，对妇女的约束和限制极为严格，使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一年一度的乞巧节，不但是当地未婚女孩可以走出家门、交友互访、展现青春活力、参与歌舞联欢的盛大节日，也是已婚妇女们释放不平之气，向姊妹们宣泄受压抑心情的大好机会。从这个角度说，乞巧歌乃是当地妇女公开为自己争取自主权、话语权的唯一载体，恰如当地山歌所唱：“唱过渴了唱饿哩，唱我心中的难过哩。”“娘娘庙里响磬哩，我唱我的心病哩。”这就是为什么本应欢乐明朗的乞巧歌里会有很多悲苦之音的原因。在乞巧歌中，反映妇女们劳动技能与知识的内容也很丰富。在过去的年代里，农活、纺织、针线、茶饭的技艺，对农村女性来说，当然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比如，“四姐娃西城背后哩，吆牛抓粪簸粮食。会打连枷会割麦，撒籽扬场是把式”说的是干农活的技艺；“温温水，新麦面，两把揉了个活闪闪。擀杖一滚月儿圆，提起一口吹上天。提银刀，切细面，一攒一攒像丝线。下到锅里莲花转，夹到嘴里咬不断”说的是揉面、擀面、切面、煮面的技艺；“先织莲花四五朵，再织月亮照水波。月亮照水金满河，莲花下面金鱼多。”“先织松柏万年青，再织仙鹤走得轻。仙鹤飞上山尖尖，一片彩霞铺天边。近处立着梅花鹿，远处一个老神仙”说的是织绫罗的技艺；“我敬巧娘娘心最诚，巧娘娘教我绣桌裙。桌裙八仙桌上挂，四川的缎子满天红。巧娘娘教我绣一针，一绣蓝天一朵云。寅时下雨卯时晴，山青水绿花儿红。……”说的则是刺绣的技艺。除了上述内容，还有许多反映当地妇女参与家庭手工业的歌词也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类歌词在其它地方的民歌中极少见到。比如，“五姐娃成给木匠家，跟上扯锯掏木花。想要搭梁安架哩，人家嫌是妇人家。”这说的是学做木匠活；“六姐娃成给石匠家，会拿鑿子鑱莲花。回娘家哩人情重，背了个砸窝子把盐砸。”这说的是学做石匠活；“八姐娃成给画匠家，学着研墨画菩萨。”“九姐娃成给泥水匠，和泥铡草砌石墙。”这里说的则是学做画匠和泥水匠的活儿。至于学染匠、铁匠、做粉条、制挂面、做豆腐、擀毡、织箩儿、编席子等，在这部乞巧歌里也都有记载。这些资料不但说明了当地妇女早年参与家庭手工业的普遍性和所学行业的多样性，而且也说明她们不但能围着锅台转，也能参与男人们干的许多活儿，这对她们走出家庭，接触社会，掌握自谋生路的劳动技能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分析，我们便能感受到《西和乞巧歌》在当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价值。

第三，子贤先生对当地乞巧歌副歌中“下云端”三字的考证，极有说服力，可说是深得我心。先生当年在订正学生们搜集来的乞巧歌时，发现所记录的“巧娘娘，×××，我把巧娘娘请下凡”这句在每首歌的末尾都必然要出现的副歌中，巧娘娘后面的那三个字，被学生们分别写成“像意儿的”、“祥意儿的”、“祥云儿登”等等，使人难以理解。先生从语义学、音韵学、方言学的角度，进行了详细分辨，最后明确指出，各种不同的凭音记录，其实都是“下云端”三字的音转，只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音变，再加上不同乡镇方言的影响，才出现了记录稿中五花八门的情况。我之所以同意子贤先生的考证，不但因为他是完全正确的，还因为这一科学的纠正，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近年来，还有人把这三个字记录为“香叶儿的”或“降叶儿的”，大有越变越怪的趋势。我建议西和县文化馆、各乡镇文化站以及中小学语文老师在指导女孩子们唱乞巧歌时，注意这三个字的发音，使它恢复本来面貌，并在今后的出版物中，注意把这三个字写正确，否则，会给人以不知所云的不良印象。

斯人往矣，精神常在，著作常留！ 我希望西和县的文化人都能像子贤先生那样，以饱满的激情关注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间文学、岁时节日、民间工艺和各种民俗活动进行不间断地、科学地搜集、整理和研究，为乡土文化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