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号是报到时间，可是志愿者团队的家伙们都是上午就来了，一路上催我啊，我的心里那个急啊。可是沈阳的火车最早到太原的也就是四点的，动车夜晚八点才到呢。所以大家先干着吧
火车站离并州宾馆也就10多分钟的路程，但车站附近道路设计让人很无语啊！相当的不合理，那些司机要是走个神，你就嗝屁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大门，奈何小弟我没见过市面，差点没推开活动门，恁让门口的志愿者们看了笑话。他们都带着代表证，辛勤工作呢。老卫同志看起来很累，我也赶紧找好自己的房间，加入他们的阵营。他们都已熟悉业务了，老师们也接的差不多了，所以当天我的工作量最小。
我们夜晚12点开会开会，开到快一点了，不过见到很多大佬了，相当受震撼，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哦。刘魁立、施爱东、刘晓春、叶涛、刘晓峰、郑土有等。
当天夜晚，我们团队自己计划好第二天的工作分配，大家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7点半前都起床了，吃饭，然后佩戴代表证守在主会场的门口守门，没拿代表证的代表不能进入。照章办事，不能含糊的。
中国民俗学会2010年会开幕式，柯杨先生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是动员的大会，是承前启后的换届会议。民俗学承担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俗文化的建设。我们今后要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国际交往。非遗的如火如荼，我们要有团结共识的精神，利用好它。今后要重视学会网站的建设。关注社会变迁，具有问题意识，促进民俗文化发展。
陈勤建先生认为，要把民俗作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新文化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影响有关。我们更多的关注口头传承的民间文艺，其他方面着力甚少。把非遗作为一门学科来做，不仅仅作为一个工作。19世纪以来，我们模仿西方搞学科建设。这是很不合理的，学科的研究需要深入，不要固守民俗学。对非遗要保护以及合理的利用，要知道第一线在想什么，不能要求基层保持传统。在利用中传承。
乌丙安先生谈了非遗与民俗学的关系，不同意陈勤建的非遗产学的提法。他说，民俗学被非遗运动裹挟进来。民俗文化与无形文化有区别。非遗与民俗学不应成为仇人。一个学科要跟国家的政策合拍，但不能跟着国家走。如果有一天非遗与民俗分手，希望两家不会成为仇人。。非物质：不是东西。是东西的就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基层工作者讲话时只能这样通俗地讲）。政府的意识形态与我们的学科观念撞车。文化部不管文化，比如民政只管登记，不管你怎么结婚。文化部不管文化。民俗志没有做到家。非遗是把民俗中表演形态的部分拿掉。对政府职能大力呼吁、悉心指导、耐心等待。民俗学这个大超市的非遗专柜不归民俗学管。
万建中老师说，故事学的研究以前采用的范式有人类学范式、类型（或母题）范式、比较故事学范式、故事史、故事家、故事村等范式。21世纪故事学向何处走？怎样不同20世纪？互联网改变了讲故事的地域模式。认为影像保存在图书馆，供学者研究，不必都做田野。抛弃文本，构建“声音故事学”。熟悉地方方言和文化传统。表演理论的困境：强调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注重表演的过程，确实为中国故事学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利用表演理论进行田野调查操作复杂，难以诉诸实践。表演理论本质上的不足：把故事定义在艺术（文学）的领域，没有跳出艺术研究的藩篱，忽视民间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政治、生态等），审美特质并没有颠覆以往的范式。表演理论不是故事学的救命稻草。我们要重新理解民间故事，理解故事中民众的愿望、需求，注重讲述过程本身。民俗学是“感受之学”。文本并不重要，是让交流持续下去的话语。文本本身不是存在的，是在场者共同创造的，存在的是这个创造的过程。不能当成文学活动来处理。民间叙事的分类做法是把其框在文学或艺术的视角下。把民间故事当成生活。从行为视角考察可以忽略意识形态（如伦理道德）。功能并非现成，一成不变的。民间文学集成制作的本真性探讨不重要，应考察其制作过程，这比发掘故事类型更重要。语言、非语言、超语言、行为（这些概念等我重听录音了再告诉你，提醒我哦—）
朱刚学长：民俗学史是文学史与人类学史的拉锯史。
福田亚细男的谈话我没好好听，大家看看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第一本就行。
最后是刘魁立先生发言，他说以前强调民族性，并举了纳粹德国的例子。民俗学的特性：人类性、可共享性。我们的生活环境需要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我们是机房的耗子。”怎么面对文化选择，我们的文化将向何处去？制度性的文化（如不同国家过马路的左行右行）。人之所以为人，靠的是非物质。人不可能坐在一张桌子（用哲学的思辨）。共同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团结“，但不能为民族优越论提供借口。即使共享也不会走向文化趋同，文化发展应该是多样性的。
随便写给考研人看的，大家莫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