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硕士,道教研究博士,近年纠结于地域史、道教与小说戏曲之间。 《唐诗地图》的作者,民间信仰的观察者,宗教修行的叶公好龙者。

忠臣藏:日本观剧杂感之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2-26 16:58:05 / 个人分类:日本田野

  12月24日,在国立剧场观看了歌舞伎《仮名手本忠臣藏》。如果要评选一个对日本人精神气质影响最为深远的剧目,此剧毫无悬念排名第一。此剧乃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来,张承志先生早前有专文介绍,现摘抄如下。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远)的大名(领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在他轮值江户城的招待官役的时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节的仪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驻地江户城内松之廊下,与一名老年权臣吉良上野义央发生冲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浅野在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这就是严重违纪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此事震怒了当时将军德川纲吉。他不容宽恕,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兹“断绝”。这就是说:赤穗藩的名号封地一律撤销、赤穗城向幕府开门缴城、大名浅野家削为布衣。作为藩士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浪人”。
  浅野欲辩无辞,时不他待,当日便急急剖腹自决了。
  消息传到赤穗藩。
  震惊的赤穗藩士们,无法接受突兀的祸从天降。随着事实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这一思路,是后日他们决意和行动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后来脍炙人口的原因。
  他们认为:既然在江户城松之廊下发生的刃伤事件是两人纠纷导致,那么按照“喧哗两成败”(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应该是吉良和长野两人均遭处罚。一人逍遥法外,一人即日切腹——这是幕府处理的不公正。而且,这不公正太过分,已经无法容忍。
  至于招惹主公怒极失态、禁地拔刀、导致刃伤的吉良,他乃是这场巨大灾难的祸首,是不可饶恕的仇敌。
  一场造反开始酝酿。赤穗武士决心以传统的“仇讨”(あだうち)形式,向仇人吉良复仇,并且用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击不公正地处理刃伤事件的幕府官员。
  决意变成一个极度冷静的计划。它在策划、运行、圆满的过程中,几乎变成了艺术。已失去藩士名分、变成浪人的他们,恭顺地献出城堡、放弃职俸、四散飘零。没有一个武士抗议,没有一件摩擦发生,一个藩国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国主官)大石内藏助良雄的率领下,盟誓立约,决心复仇。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忍耐、调达、待机,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义士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斗中打败了吉良的侍从(斩杀十六名,伤二十或二十三名),从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人,并处死了他。然后,他们割下吉良的首级,离开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着清晨的积雪,跨过江户的两国桥(有未跨此桥说),向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班师回兵。
  他们从泉岳寺的水井里,汲水洗了吉良的首级,然后把它祭于屈死的浅野墓前。已经派人向江户官府自首,这一场讨仇报主、洗净屈辱、维护士道的快举,至此结束了。以后无非是幕府的裁定、个人的生死,恰恰他们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数月之后下达了:切腹。被关押在四处大名宅邸的武士们,逐一静静剖腹,结束了一己人生。他们死后被葬在主公浅野身边,泉岳寺,从此突然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踏着清晨的薄雪,挑着吉良的首级,赤穗志士一行穿过江户,向泉岳寺班师。须知他们是千里之外的异乡人,在江户城并无家屋亲戚。当他们把方向对准了这座寺庙的时候,泉岳寺,被赋予了一层特殊色彩。
  在潜入江户之初,他们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为主公浅野扫墓。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爪牙,一个不眠之夜的奔袭斩杀,就是为了此刻,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敌的头颅。我也是在观赏歌舞伎之前,先来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沥,泉岳寺里,人影稀疏。山门全用素漆,古朴结实。
  入口处立着大石内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纹。寺左单有一处侧院,里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头井上,刻着“首洗井户”。相传在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级。庙里和尚为防落叶飘入,在井口上罩了一个白纱网。雨脚细密打着,那网已经湿透了。
  泉岳寺里有一块新刻的碑,是义士始末的精准介绍。如讲浅野“抵抗”吉良的“不辩士道”,说义士们对幕府处断“不能承服”,读着觉得,措词经过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内藏助做了几件事:
  一件是归途路过仙台大名伊达家府邸,和会津藩大名松平邸时,曾被拦住询问,他们因而诉说过原委;再专派吉田、富森两人前赴大目付(相当江户的警备长官)仙石家,主动出头申诉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现了对赤穗义士的同情,不仅细致听取了申诉,并招待了早饭。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坂脱离行列、逃往西日本去传达成功的消息。因此,寺坂虽然在后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处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内藏助为首,以寺坂吉右卫门作结尾书写的。
  到达泉岳寺后,一行冒雪在井台洗了吉良首级,将其供于主公浅野墓前,烧香瞑告。周围是浅野去年自杀时,身边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实这举步之间,发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为不觉之间,他们把泉岳寺当做了唯一去处。泉岳寺,这座庙宇除了一座浅野长矩的墓,与他们无亲无缘。这故乡远在关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户他们需要一个场所。是的,仪礼之场所,宛如麻扎尔(Mazar,波斯语,伊斯兰苏非派的圣墓)。只要脚踏着这个场所的沙石,他们的意义就能获得阐发。已经踏上了人生绝路的他们,需要一隅之地,能否埋骨不可预知,但寄存灵魂的地点,可由自己决定。

  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缘故,这座庙的性质一朝骤改。它不仅变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变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场。
  果然,后来东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国般的归宿。闻名四海,八方来朝,他们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许他们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浅野藩主,但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着浅野墓与他们结缘、给他们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们也使江户城的刃伤事件,添加了一个正当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此庙与著名的长野善光寺、更与靖国神社不同。
  因为,前者供养着侵略日军的二百数十万柱遗骨,后者则合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帝国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通俗地尝试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作为国家的、日本的亡灵。
  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相悖。概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原来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评是否离谱?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也为天下的大义所难容。而泉岳寺,却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泉岳寺的和尚一边通过寺社奉行(管理寺庙神社的衙门)报告此事,一边闭了山门。因为谣言已不胫而走,泉岳寺的和尚当然不希望闻风而来的市民阑入寺内,乱哄哄地围观。他们端出“白粥”,款待血迹斑斑的四十六人,据说还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汇报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暂时拘押在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时许,一行离开了泉岳寺,分别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时抵达完毕。
  此时,吉良家一边收拾狼藉,一边搜求那颗丢了的吉良头颅。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则据有司指示,把头颅送回吉良家。此头葬于东京牛鷕万昌院,应距鲁迅留学的弘文学院不远。
  幕府为妥善处理此案用心良苦。对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论”的与强调“法治论”的各各有之;对吉良却是众口一词主张严惩。将军德川纲吉大概因曾经草率处理刃伤事件心中有愧,这一回倾向“助命”,饶恕义士不死。无奈不得幕府评定所提出文书。反体制和造反,毕竟不会得到体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达,判决四十六义士切腹。

四十七士行为依据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忠君?
  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便利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例子似乎为中国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狭义的阐明。岳飞精忠报国的“忠”逸出了范畴,“忠孝”一组的概念却指出:忠经常限定于针对领袖而言。明治的褒赏令,释忠为“主仆之义”。

  而中国人,面对这个义士挺身的故事——
  陈腐的封建思想!精英们随手就是一棒子。
  咀嚼着四十七士事迹,再听这样的批判只觉轻薄。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作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在凛冽的精神面前,对旧道德的讨伐踌躇了。何谓忠的愚贤?况且今日,破除东方的愚忠,往往是无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国主义时的见面礼;如李志绥对毛泽东知遇的背叛,以赤穗义士的道理来看,不过是无耻小人的“卖主求荣”。
  赤穗义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开枯燥干巴的理性,鷓鷓然跑向纷纷雪落的桥头,不惜当一回他们的同伙。是的,宁肯欣赏封建,也不愿迎接一种歪理独霸的新世纪。何况今天,东方古典已在被轻蔑的尽头复苏,西方却愈来愈露出狰狞本相,人们终于开始质疑——对西方的愚忠,对资本的迷信。

法治若是公正,世间就不会传颂水泊梁山。所以,在日本的街头巷尾茶围酒肆,对四十七士喜爱不已的商人町民,不理睬价值的清谈。他们觉得“讨入”吉良邸的行为,实在是太过痛快,于是用“快举”一语称谓事件。他们坚持事件的另一面:政府处理不公,和吉良乃是个腐化分子的一面,津津乐道于此案的翦暴安良性质。
  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们,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在他们看来,吉良擅权行恶,乃是天下痼疾。他们渴盼义士出世,快刀乱麻,砍它个大快人心。这种道德分析,与明治敕语或福泽谕吉不同。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
  这一观念的形成,意义极为重大。因为,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成形健全。它虽然只是“半身”造反,但更是全心赴死。在一个正在孕育聚合的民族胚胎上,它注入了烈性的精神。
   应当说,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虽有局限,它毕竟是一次作乱、反抗、造反,同时实现了“义”和“殉”。民众从中读取一种异端,并陶醉于这种感觉。是的,这就是日本人酷爱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们喜爱的,其实与中国原典的精神相近,而与武士道的宣传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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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志的文字具有十分的“蛊惑性”,作为一名宗教研究者,我在抵抗的同时,却又常常感佩于文字绽放的理想主义。今年夏天以来,一直在读张的新书《敬重与告别》,沿着书中文字,渐渐地阅读日本歌舞伎剧本,11月以来又观看了两场现场演出,却发现在张承志文字与我所见日本演剧之间,很难获得链接。或许,我已经很难完全把自己交给阅读经验?

  现在心里有几种日本印象正在打架,一是十几次田野调查所观察到的日本乡间祭祀,二是佛教文献中的日本精神,三是歌舞伎、能剧等成熟戏剧形态的戏剧文学,四就是周作人、张承志等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化。决定不当劝架人,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吧。

  明天开始,每天且作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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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堂 引用 删除 爪哇堂   /   2010-12-29 18:35:21
谢谢叶老师鼓励。
偶可能没有能力讲述“明白的日本”,尽量说一些有趣的日本吧。
雅俗簃——叶涛的博客 引用 删除 叶涛   /   2010-12-26 21:14:09
现在心里有几种日本印象正在打架,一是十几次“田野调查所观察到的日本乡间祭祀,二是佛教文献中的日本精神,三是歌舞伎、能剧等成熟戏剧形态的戏剧文学,四就是周作人、张承志等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化。决定不当劝架人,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吧。”
日本文化之纠结,厘清甚难。期待爪哇兄告诉我们一个明白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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