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真
《中国道教》2010年第5期，第48-52页。
对于白云观三清殿、邱祖殿和四御殿都供奉着高王观世音菩萨像，常盘大定从佛教立场表示了不理解。他从白云观的建筑格局看到了“日本禅宗的七堂伽蓝配置”的影子，一一介绍从中心南北轴并列的诸多宫殿名字及所设神像，最后还测绘了《白云观鸟瞰图》。（图3）这张测绘图集中于白云观的中轴，在道观的中路，依次有灵宫殿、玉皇殿、老律堂、邱祖殿和三清阁、四御阁等五重正殿及钟、鼓二楼；东西两庑，东为丰真殿（1990年代重修以后改为三官殿）、戒堂、斗府宫，西为儒仙殿。
作为一名佛教研究者，常盘大定希望在北京白云观这个全真道教的“本山”，找寻有助于澄清元代佛道争辩的实证材料。及至来到白云观观察了实态的全真道教，他渐渐地对于《辩伪录》、《佛祖通载》等佛书描写的“被扭曲”的全真道教，有了新的看法。从白云观老律堂和邱祖殿讲起，他在《白云观》中详述“不世出的英杰”邱长春的宗教活动以及十八弟子的西行经历，又在《全真教》提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改革“弊害百出的旧道教”的新宗教之意义，尤其赞扬全真道教实行社会救济和借鉴佛教建立清规生活。在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教身上，常盘大定看到了他所提倡的“三教交融”之理想状态，深味着佛教裨益于其它宗教的无限可能性，比如他对王重阳《立教十五论》的文本分析指出全真打坐法多处袭用佛教禅宗义理，从而得到全真道教表现了“道教禅宗化”的结论。
1920年初次在白云观见到观音像时，常盘氏还表现出震惊，当他在山东、山西、河南各地巡览一番，发现中国民间凡有道庙处便有观音像，于是开始思考其中蕴含的中国宗教融合意味。常盘氏认为这是元代以来全真道教三教调和的产物。全真道教不仅在思想资源上汲取佛教思想，而且在道观中安放观音像以及观音化身的娘娘像，还在仪礼中诵读《观音经》，体现了“二教的混淆”。
常盘大定对于全真道教的兴趣，与他对传统道教的“迷信”认定是相互相成的。在《古贤的踪迹》的多篇调查报告中，他描述在河南、山西、江苏等地接触乡村道教“迷信”风俗的亲身经验，同时也多次表达“全真道教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排斥自古以来附随着道教的不死升仙的迷信”的观点。这种倾向也体现在他对于北京白云观和东岳庙的不同描述中。东岳庙七十二司的神神鬼鬼们在其眼中代表了传统道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取媚。对于“白云观属皇帝管，东岳庙属天师管”这句出自东岳庙道士口中之语，常盘氏再三玩味此话所蕴含的“国家与宗教的对立、人间与天界的对立”意味，认为白云观是元朝皇室保护之下成立的皇室象征，而东岳庙是在天师之力以及民众的低级的迷信之上成立的，两个道观，存在着两种宗教体系的对立。
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阅读《道藏》时，常盘大定对全真教的初步想法之一，是认为全真道教的突出功绩乃在“开雕道藏”。因此到达全真祖庭的白云观时，他留心打听密封的道藏存佚情况。1920年10月第一次访问白云观，他向观中道士请求登上藏经阁，但被拒绝。后来常盘大定打听到当时中国仅存的两部《道藏》，分别藏于北京和上海两家白云观，于是1921年第二回中国调查时，一进上海白云观便直奔道藏而去。可是他在观内向遇到的多名道士打听，皆不知《道藏》是什么经书，直至找到守卫藏经阁的道士，才知道《道藏》确实珍藏于此，但“若无上海某氏的介绍，不得出示经书”，常盘氏只能在观外匆匆拍摄照片便离去。两次寻访道藏真迹皆不遂愿，常盘大定甚为遗憾，直言若有机会可以将上海白云观搜藏的“民封”《道藏》与北京白云观的“敕封”《道藏》作一比较，定可大大促进道教经典之认知。
1921年第三度访问北京白云观，得知观内居住着不少年长老道士，可惜时间不允许停留访问，常盘大定遂发出心愿，若有一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在白云观游历，访问老道士，定能获益良多。吸取常盘氏访道藏与口头访谈皆不成功的经验教训，1931年9月小柳司气太人还未到白云观，先通过日本驻北京文化事业部官员买通了方丈陈明霖，此后的调查便一路畅通无阻。常盘大定的学生吉冈义丰进入白云观这块“田野”的方法更为彻底，类似于今天人类学者常用的“参与观察法”，他留学北京期间常身着道袍，住在白云观中，亲自体验道士生活。1931年以后日本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兴亚院等文化特务机关所进行的中国寺观调查，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常盘大定1920年代中国寺观调查方法。
应当看到，192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尚无成熟的宗教学研究队伍，而当时日本佛教已经形成了成型的研究队伍，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料研究方法，他们在佛道论争、造像、仪礼等方面势必涉及研究道教，于是便有了1920年代常盘大定的中国寺观实地调查。几次的中国实地踏查，令这位享有盛名的佛教研究者略略涉及全真道教史与道观生态，并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迹。常盘大定“从佛道关系史带出来的道教研究”，构成了日本现代道教研究的知识出发点，也影响了吉冈义丰、洼德忠、道端良秀等一批从佛教转入道教研究的战后一代。
具体到北京白云观这个特定田野对象，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于中国道观的实地调查研究是一场学术接力，从常盘大定到小柳司气太、吉冈义丰以及洼德忠，1980年代之后更有蜂屋邦夫、奈良行博等。如果将20世纪日本学者的中国道观田野调查，对照以欧洲传教士和学者们的中国旅行记，或许可以拼接出20世纪中国道观的生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