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的翻译错误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1-04 22:45:42

《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翻译错误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 2008年1期  )


陈岗龙

        最近读到了俄罗斯著名学者E.梅列金斯基的学术名著《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的中文译本。由王亚民、张淑明、刘玉琴合译,赵秋长校,商务印书馆于2007年9月出版。该书是继《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故事的歌手》等著作之后将国外史诗研究经典著作介绍给国内学界的重要图书,也是继《神话的诗学》之后将E.梅列金斯基的著作介绍翻译过来的重要著作。该书无论对中国学者研究英雄史诗还是民间文学,或者是了解俄罗斯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尤其是当前翻译界向英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倾斜,而忽略俄罗斯学术传统的介绍与翻译的情况下,三位译者和校对者独具慧眼,意识到俄罗斯学术传统对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深远影响,将E.梅列金斯基的这部重要著作翻译出来奉献给国内学者的精神和学术态度是值得学界同仁要感谢的。尤其是最近开始,中国的史诗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成果倍出,但是同时又需要先进的史诗研究理论著作的情况下,出版《英雄史诗的起源》这样的经典著作是雪中送炭的举措,对此中国史诗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感谢该书译者的辛勤劳动和奉献精神。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是一部晚到的译著,这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关系。根据我的孤陋寡闻,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一部外文的重要学术著作出版之后,马上就会组织专家学者和翻译家迅速翻译出版,及时地为更多的学者提供理论参考。而在中国国内,大量而快速翻译介绍国外学术著作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只是部分学者凭借自己的外文优势,阅读和参考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利用,但不热肠于将其迅速翻译出来奉献给更多的学术工作者。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翻译实际上与撰写学术著作有同样的重要性。就《英雄史诗的起源》而言,该中文译本将会促进和推动我国史诗学的发展与理论研究是无可质疑的。

        但是,我在精心阅读《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之后产生了矛盾心理。从一方面讲,对像我这样的研究英雄史诗特别是蒙古英雄史诗但又不懂俄文却知道E.梅列金斯基的著作对自己研究工作的巨大学术参考价值的人来讲,《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理所当然会成为我的案头必备理论参考书,这要感激《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的三位译者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我认为《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是一部翻译错误百出、翻译不够严谨的译著。这部译著在为使用者提供理论参考的同时,也会为读者尤其是需要它的学术工作者带来极大的不便。我们要感激翻译者,同时我们也需要高质量的学术翻译著作,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是带着一种感激之情和批评的严肃态度写就的。我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该中文译本中存在的翻译错误和学理问题。

        一、翻译统稿中存在的翻译名词不统一

        该中文译本是多人合作翻译的,因此统稿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繁杂的工作一般由主译者和校对者负责,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中就存在多人译稿没有认真统一的问题。就第三章第三节而言,几个小段中就存在不同译者互相之间没有沟通和统一的问题。如第298页中,图瓦史诗的名称翻译成《巴扬—托奥拉伊》,但是在前面却一直翻译为《巴扬—托莱》,如第238页;第302页的图瓦史诗《梅格—沙加安—托拉伊》,在之前一直翻译为《梅格—沙冈—托莱》,如第238页;如288页的“乌里盖恩”,第297页的“乌里根”,第311页的“乌尔根”,实际上指的都是古代阿尔泰和布里亚特神话中的创造神乌里根。这些名词的翻译分歧反映了中文译本的译者没有认真地沟通和统一书稿,校对者也没有认真地履行精确校对和统稿的责任。


        二、对一些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的任意翻译

        《英雄史诗的起源》是一部涉及到民间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涉及到世界各民族尤其是俄罗斯各民族部族、部落和史诗作品的翻译难度较大的学术著作。因此,高质量翻译这样的一部学术著作,除了娴熟的俄文功底外,还需要民间文学和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否则会影响翻译的质量。但是,从《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来看,译者严重缺乏中亚民族和民间文学的专门知识,导致了译本中多次出现常识性的翻译错误。

        如第336页有一句“加尔梅克人的史诗《占加尔》中的壮士洪戈尔”,应该翻译成“卡尔梅克人的史诗《江格尔》中的勇士洪果尔”。众所周知,俄罗斯有卡尔梅克共和国,许多突厥语族民族一般称之为卡勒玛克,在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经常出现的卡勒玛克实际上就是卡尔梅克人,就是卫拉特蒙古人,当然史诗中的卡勒玛克指的是玛纳斯和柯尔克孜族的共同敌人。而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中文译名已经是约定俗成了,而且中国的《江格尔》研究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有关《江格尔》史诗的中文研究专著不下十几种,相关论文不下几百篇,网络上搜索都能搜索到几万个结果,而将其翻译成《占加尔》未免过于草率,说明译者很少关注国内的研究情况。更严重的是第249页将《格斯(萨)尔》史诗翻译成《盖赛尔》(从方言或不同民族中的异文的角度也可以保留其读音,但是这里明确指的就是蒙古文《格斯尔》,一般说的都是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而中文译本的序二中就正确地提到《格萨尔王传》。可见译者是只顾俄文内容,而没有考虑到国内学界的情况。还有,第280页“土耳其流行的关于奥古兹汗的传说”也是犯了严重的学术常识性错误。这里的土耳其应该是突厥民族,而不仅仅是今天的土耳其;而“关于奥古兹汗的传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古代突厥语族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古老史诗《乌古斯汗传》,很早就有了耿世民先生翻译注释的《乌古斯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将其翻译成“关于奥古兹汗的传说”,只能引起新的混乱。

        《英雄史诗的起源》是一部研究世界各民族英雄史诗起源的著作,是史诗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因此,翻译这样一部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不能不参考中国国内史诗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但是,该中文译本的情况说明,译者根本就没有参考国内学者的史诗研究著作,我们经常谈国内的学术研究要与国际接轨,但是同样,我们也应该注意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要与国内的研究接轨,否则翻译和研究两套体系,互相之间都陌生。除此之外,该中文译本在民间文学专用术语方面也没有与国内学术界沟通。如普落普,国内学界一直翻译成普罗普,从各种西方文论教材、比较文学教材到新近出版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魔法故事的历史起源》,都已经达成共识。而译本中经常出现的“壮士故事”(如第234页)实际上就是“英雄故事”;第255页的“魔幻民间故事”应该是“魔法故事”,都是梅列金斯基和普罗普们重点研究的民间故事种类。出现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就是译者没有参考国内的民间文学尤其是史诗研究的成果,其翻译工作实际上与翻译的专业领域脱节了。因此,我认为翻译好一部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不但要求高水平的外语,也要求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梅列金斯基的《英雄史诗的起源》这样某一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的翻译更需要翻译者要具备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否则只能降低经典著作本身的价值。


        三、对突厥—蒙古史诗内容的翻译错误

        因为研究领域的原因,我重点读了《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的第三章第三节,主要内容是突厥—蒙古英雄史诗。除了上面已经指出的翻译错误外,这一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和部落名称、史诗名称和人名翻译不规范,不统一,甚至任意翻译,不严谨。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和难点。一方面,俄文原著中转写突厥语族语言和蒙古语的部落名称、人名和史诗名称的时候俄文字母的发音和这些民族、部落语言的发音之间就存在差异,因此中文译者单方面根据俄文发音转写突厥—蒙古史诗所涉及的部落名称、人名的时候分歧就更加扩大了,其中最典型的发音问题就是突厥—蒙古语言中的“ү”在俄语中都记录成“у”,而“җ”被中文译者都读成“r”。另一方面,译者没有与中文民族名、部落名认真核对,因此出现了错误。我们看一些例子。

        第225页的“亚库梯人”实际上是雅库特人。“沃伊洛特人”实际上是卫拉特蒙古人,或者是额鲁特蒙古人,这是蒙古史和中国民族史的常识,而该译本中卫拉特人变成了“沃伊洛特人”,给人感觉是美洲的印第安部落或者西欧的一个民族,或者与特洛伊接近。而斯基福人似乎应该是斯基泰人。第230页的“纳伊满人”应该是“乃蛮”或者是“奈曼”,是突厥语族民族和蒙古族共有的部落;“梅尔基特人”应该是“蔑儿乞惕人”;“奥伊拉特人”应该是卫拉特人,也就是明代的瓦剌。“乔罗斯人”应该是“绰罗斯人”。第280页的“达尔哈托夫”,应该是“达尔扈特”,“乌粱哈伊人”应该是“乌梁海人”。这些部落名称的翻译光靠俄语的发音还不够,必须要与民族研究方面的著作或者翻译手册认真核对。部落和民族的名称并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够随便翻译的。

        而人名的翻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第336页出现的“艾辛—泰日”实际上就是明代的也先台吉,而该译本中则变成了西方人。第336页的“达姆津苏莱恩”是蒙古国著名学者达木丁苏伦院士,在该译本中则变成了西方人或者是维吾尔名字了。

        史诗名称的翻译也存在同样问题。第244、249页的布里亚特史诗《阿拉姆日—梅尔根》,应该是《阿拉木吉•莫日根》。第284页出现的无部布里亚特史诗的名称全部翻译错了。

        一些名词的翻译也存在问题。第247页中蒙古英雄史诗中的恶魔不是“门古斯”,而是“蟒古思(斯)”。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专业知识方面的错误。如第240页“天鹅美女之说”,指的应该是“天鹅处女型”故事或传说。该页“命运之书”,蒙古语为“zayaanai bichig”,应该翻译成占卜书。第229页出现“最后由蒙古人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8世纪)”,我不明白括号中的“8世纪”是什么意思?同页,蒙古史诗或布里亚特史诗中出现的女妖手里拿的不是燧石长刮刀,而应该是揉皮木刀。这些过于专业的内容,翻译者最好是向专家学者请教。


        四、专业学术著作的翻译应该是专家学者与翻译家的合作

        《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的内容涉及到古代欧洲的英雄史诗、俄罗斯各民族的英雄史诗、突厥—蒙古民族英雄史诗和更为古老的两河流域史诗,其内容之广,要求翻译者一定要具备能够把握这些民族和国家史诗内容和文化内容的基本知识,而能够做到准确和高质量的唯一手段就是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译稿严格把关。而该中文译本就忽略了这个关键环节,导致了译本的错误百出。

        梅列金斯基的学生、蒙古史诗专家涅克留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于1991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的时候,是请刘魁立先生和仁钦道尔吉先生校对的。刘魁立先生曾经长期留学苏联,其俄文修养和民间文学造诣是学界所公认的,而仁钦道尔吉先生则是我国研究蒙古史诗的著名学者,这两位先生的把关,应该是中文译本的保障。尽管如此,《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也出现了个别的错误,如将瓦察克和杜拉姆搜集整理的《嘎拉巴的故事》翻译成《流浪汉的故事》,读者无法从译本中的作品名称判断其价值或属性。而后来本文笔者见到杜拉姆教授后才知道原来是他从乌兰巴托搜集记录的东蒙古的蟒古思故事,是蒙古英雄史诗发展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史诗文本,而非流浪汉的故事。这个例子说明了学术著作的翻译,其中一些细枝末节的翻译都可能导致比较大的问题。

        在《英雄史诗的起源》的中文译本中涉及到了很多民族的史诗作品,其中蒙古英雄史诗特别是布里亚特史诗都是本文笔者一直研究的,因此根据平时的积累和经验,几乎一眼就看出该中文译本翻译中出现的错误来。如布里亚特史诗《阿拉木吉•莫日根》,其中主人公阿拉木吉•莫日根是世界上的孤独的第一人,也是用箭射穿茂密的原始森林,开拓出道路的文化英雄。因为阅读过原来的史诗作品并熟悉其史诗情节,所以能够对中文译本中翻译内容的正确或错误做出判断。也因为能够阅读原文的史诗作品,所以对俄文转写蒙古语或突厥语词汇时发生的问题和译者根据俄文发音转写成中文的词汇或译名也能够做出初步的判断。如第304页的“巴萨冈”,应该是“巴萨干”,在俄文或者基里尔字母里“н”是发n音,也发ng音,因此如果只根据俄文转写,就很难断定翻译成“干”还是“冈”。阅读原文作品也能够对布里亚特方言、卫拉特方言的区别及其中文转写的问题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而这些,只掌握俄语,不掌握蒙古语、突厥语族民族语言的翻译者是无法完全做周到无漏的。这些问题和要求,只能是通过翻译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认真合作来完成。就《英雄史诗的起源》来讲,第三章第三节的内容如果邀请蒙古史诗专家和突厥史诗专家审稿把关,就不会出现当前的这种情况。同时,这个译本中的民间文学知识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因为没有民间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把关所导致。

        梅列金斯基的《英雄史诗的起源》是一部研究英雄史诗的学术工作者心目中有很高希望值的学术经典,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却让我们很大失所望。在史诗学领域的翻译著作,我们可以举出《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故事的歌手》这样的英语水平很高,又接受过严格的民俗学专业训练的专家学者精心翻译的精品。但是,目前的情况,专家学者翻译国外学术经典的精力毕竟有限,我们还是要更多地依靠更多的专业翻译者的无私奉献。不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是与专家学者的认真合作,在这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应该有义务为自己专业的学术经典翻译工作把关。而这些,也需要目前的翻译机构和出版机构确立一个规范学术翻译、提高学术翻译质量的有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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