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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文化辉煌的背后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8-02 10:23:03 / 个人分类：读书札记

盛唐文化辉煌的背后
　　
　　盛唐是中国人的骄傲。国力的强盛、文化的辉煌与人性的张扬，在那个时代达到了近于空前的高度。比照后来，文弱的赵宋、粗蛮的蒙元、鄙俗的朱明、精致地叫人冒凉气的满清，实在令人惭愧。至于一八四零年之后，绝大部分更是伤心透了的痛史，不提也罢了。我曾在一首诗中这样表达这种思想：
　　 “想起唐朝
　　想起那个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
　　玄奘西游
　　鉴真东渡
　　成批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来自海外
　　又散向四面八方”
　　可以说, 那个时代盛唐文化泽被整个亚洲。尤其是在东亚，盛唐文化奠定了它全部文化日后发展的基础。令人长恨的是，这种情形在一千年后彻底改变了。我以这样的笔墨将那首诗作了终结：
　　 “想起唐朝
　　中国人扬眉吐气
　　或痛心疾首”
　　你想，还有哪个朝代能如此牵动中国人正反两方面的情绪！
　　当然，我更关心的是文化，是创造文化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盛唐的形象差不多首先是以李白、杜甫、王维等一大批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流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塑造完成的，他们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在那些诗中，诗人们一个个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这个国度所拥有的自豪在他们笔下第一次得到全方位的、真实的同时也是完美的展现，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性格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也是更广泛、更完整的一次展现，这种展现之后便成为绝响。在杜甫塑造的“饮中八仙”面前，我们只有仰慕。
　　这种仰慕甚至牵及驴子。古往今来，诞生过多少头驴子，但唯独唐朝的驴子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记不清唐朝有多少诗人和驴子发生过关系。“灞桥风雪”的画中，如果没有它，不知要失去多少韵致，或者简直就没有了韵致。驴子在唐朝，成为诗人的配角、搭档甚至伙伴。这种情形一旦到了宋代便发生改变，“细雨骑驴入剑门”，只不过是“灞桥风雪”的拙劣翻版，而驴子，也彻底沦为诗人的坐骑了。
　　我们猜想，唐朝的诗人一定过得很潇洒。轮台走马、雁塔题名、独坐幽篁、弹琴长啸，甚至天子呼来也是可以不上船的。汉儒的拘谨、魏晋士人的压抑与畸形的超脱、南北朝文士的迎合与无奈，在唐代诗人的健全面前无地容身。有千古之幸生在唐代，诗人们应该满足了。
　　但这仅仅是表象，当我们揭开盛唐文化辉煌的面纱，便会发现发出这些盛世之音的诗人们的真实生活处境。李白落魄江南，最后混到了“世人皆欲杀”的地步；高适浪迹梁宋，近十年风尘满面；王维有几亩地，亦官亦隐，物质上还算过得去，但在他最为优美的诗中，透出的却往往是一种孤寂到了极点的冷漠；最惨的是杜甫，“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其中的况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尤其是就在盛唐经济发展到了烂熟的天宝十四载，他的儿子竟在家中活活饿死。而杜甫本人，最终也竟然是在垂暮之年十数日的饥饿后，死于一夕醉饱。绝代诗星，如此陨落，岂不悲夫！
　　这一切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根本上讲，唐代的社会和历代一样是政治本位、官本位的社会；唐代的知识分子和历代一样是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然而实现这种责任的机遇在唐代才真正提供给每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源于隋代的进士科考试，因隋代的短祚到唐代才真正发挥影响。这种考试与生俱来便是一副枷锁，然而这副枷锁之外，却是牢狱。戴上它，便能够在一定程度内自由行走，并且有了一定限度内改善牢狱的权力。同时，这副枷锁在唐代还比较松动些。这副枷锁在唐代更大的意义还在它自身之外。主要因为它，同时也因为盛唐边域的极其广阔，立边功的机会大增，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干谒与荐人之风盛行，这从根本上改造了知识分子的心态，把它由过去几百年间的低沉压抑变得充满自信。这种自信在唐代社会的每一方面甚至在山水田园诗中都有非常充分的反映。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唐诗难以企及的优美。这种情形在以后的朝代，我们不再发现。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唐代，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他实际参加科举与否，都不可避免地受益于科举制度。
　　几乎每个盛唐诗人都曾作过这样的憧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甚至淡泊如孟襄阳，也曾发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壮语，他后来的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更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出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自嘲中叫人感到一种很深的苦涩。
　　问题在于，这样的憧憬后来差不多都变成了空想，这样的壮语后来差不多都变成了大话，盛唐诗人的潇洒终于变成了沉重。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从来都不平等，平等的只是幻觉。在知识分子经历了普遍的幻灭，激情变成如履薄冰的小心翼翼后，盛唐时代在文化上也宣告结束。
　　我们不能苛责那个时代。盛唐毕竟把中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所不曾具有的机遇提供给了他们的中国同行们，这种机遇一直延续千数年之久。在没有近代政党和选举制度出现之前，它的优越性无可比拟。关键在于这种科举制度的本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之间的根本矛盾。
　　科举制度在本质上是彀，是圣主仁君的势力范围，是一种圈套，这曾为那位盛唐时代真正的奠基者唐太宗沾沾自喜地加以承认。这种圈套的意义在于使天下英雄为我（君主）所用，而不是作为对立面或潜在的威胁存在；这种圈套的诱惑在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一旦成为套中人，就意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份的根本改变，改变的荣耀甚至泽及宗族和祖先，这种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抗拒；这种圈套的危害在于把知识分子的性格纳入政治规范，把知识分子逐步异化成为政治的附庸。随着这个圈套的日渐精致化，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以降士的相对独立性丧失殆尽，知识分子强烈的自信也从根本上永远失去。
　　当然我们不能够对此简单的加以批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这与西方知识分子独立自由、致身真理的精神传统相比同样健康。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一条现实的几乎也是唯一的途径。然而，这条途径看起来更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博彩。赌注名义是学问和修养，实际却是自由与青春。即便我们把这场博彩看得神话般公平无比，其自身的残酷性却使成功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海市蜃楼，成为梦中的黄手帕。这场博彩一直进行了一千多年。
　　当然，也曾有人对这种制度提出过批评，其中包括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这些他们同时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这种批评在清代不绝于缕，终于在清末，与西方先进的政治和教育制度一起颠覆了这个知识分子的神话，然而在唐代这个神话才刚刚开始，刚刚露出它令人着迷的一面。
　　从性格上讲，知识分子最易关心政治，也最宜远离政治。只有远离政治，知识分子才能获得独立批判它的自由。一旦实际介入，就会象比较小些的天体进入地球引力场一样化作流星或被迫陨落。进入实际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知识分子，正如佃农出身的朱元璋一旦作了皇帝就不再是农民一样。发人深思的是，正是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没文化的统治者之一的明代皇帝，奠定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基础，从而使科举制彻底僵化。从此，所有最有文化的大脑就随着这个最没文化的大脑一起转动，知识分子昔日的梦想在此变成了讽刺。
　　从史实看来，当然不能排除一些如唐之狄仁杰、宋之范仲淹之类的卓异者，但从总体上讲，科举制度中诞生出来的文官们也未见较他途出身的优越，最好的读书人未必便是甚至一定不是最好的官吏。读书人注重的是理想和道德，官吏注重的是实际功利。不同的价值趋向实际造就了不同的能力，两榜出身的官吏们往往显得平庸和迂腐，脱离实际，在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软弱无力、缺乏干才，这还是指比较好些的而言。这使得政治生活整体上显得暮气沉沉、缺乏活力甚至变得相当黑暗，这种情况在明末尤为明显，在与权宦的斗争中，文官们气节不坚者或卖身求荣，或苟合存世，气节坚定者多数也只剩下冒死相谏一途。此情此景，令人扼腕。
　　科举制度最大的消极影响不但在于使政治生活缺乏活力，而且在于它对文化造成的戕害。这是这柄双锋剑更为锋利的一锋。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变成非驴非马的怪物，严重损害了他们生殖文化的能力，这导致了从唐代以后中国文化开始缺乏根本意义上的任何进取，而呈现一种缓慢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本身也意味着中国文化走向衰落。
　　这一切都是从盛唐开始的，都是从中国历史上那个黄金般的文化盛世开始的。历史在唐代发生转折，当日的辉煌同时也预示着日后的暗淡，这种暗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还是让我们再次提到唐代的驴子。驴子在唐代的幸运实际是诗人们的不幸。长安的大街上，肥马扬起的尘土之后的驴子，驮着满怀希望、满怀悲辛的诗人向前走去，这是远比“灞桥风雪”更为真实的一幕。这就是盛唐，这就是辉煌表象之后的真实盛唐。一个大时代文化的辉煌是以这个时代文化人的不幸为代价换取的，而且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日后的一切。
　　面对盛唐，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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