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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3-15 03:55:10 / 个人分类:阅读时间

顾颉刚铭“九鼎
 
朱维铮

东方早报 2009-2-22 2:59:14 
 

  顾颉刚承认其作《九鼎铭》,被许多人反对,那反对者中间,必有傅斯年、陈寅恪吧?只是此疑又过了四十年,才由《顾颉刚日记》勉强得解。

 

  由一则旧闻说起

  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闻了。那时我初入复旦历史系,一面学中外上古史,一面参加全系师生批胡适的运动,课内课外都常听到关于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的议论。代胡厚宣先生讲授中国上古史课程的一位讲师,颇好说有关顾颉刚的轶闻,除了讥讽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所谓“大禹是条虫”是武断而外,还说及顾颉刚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差点没能“过关”,被追究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抗战中向蒋介石“献九鼎”。

  这使我很惊讶。既然从1923年起,顾颉刚就坚持说大禹治水、禹作九鼎,均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由此建构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辨伪系统,怎么时过二十年,到1943年,他却自悖其论,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向蒋介石“献九鼎”呢?

  积疑数年,得缘常见施天侔先生,他在当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力助顾颉刚“过关”。于是初闻“献九鼎”事件之概况。原来,顾颉刚非始作俑者。1943年策动向国民党总裁、军委会委员长,未几又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献九鼎”者,乃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兼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不过,经朱家骅指定,由顾颉刚为新铸“九鼎”写铭文,则是确实的。

  又过数年,“文革”发生,顾颉刚当然在劫难逃。那时北京各派的小报满天飞。有天见到一份小报,不记得是否“学部联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印行的,上有顾颉刚的“交代”,内自承“罪行”,有一条便是受朱家骅嗾使,为作九鼎铭文,曾遭许多人反对云。

  在前已闻当年令顾颉刚难堪的,是受傅斯年、陈寅恪先生笑骂。这时见顾颉刚承认其作《九鼎铭》,被许多人反对,那反对者中间,必有傅陈二氏吧?只是此疑又过了四十年,才由《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5月初版),勉强得解。

  

  顾颉刚与“献九鼎”

  所谓献九鼎,怎么回事?顾颉刚于1943年2月28日的日记内,存有同年2月27日“中央社讯”的剪报,题为《铸九鼎呈献总裁》。由此可知事情的概况。

  它的由头,是同年1月11日英美政府都发表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相关特权,包括归还上海等地的租界。

  其实,此前两天,即1943年1月9日,南京汪伪政府已与日本驻南京大使签署“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归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同日汪伪政府即向英美“宣战”。美英随即宣布与中国政府签订“新约”,显然要稳定中国抗日的军心民心。但无论如何,美英两国宣称与中国“另定新约,废除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对国统区民众有振奋作用(见顾氏同年1月11日记)。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说,“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称此举并非给中国“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均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译本,页528-530),对于挽救蒋介石正在下跌的个人声望,也是机会。

  它的倡议,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下属的“全国大学暨工矿党部”,“为庆祝中美中英新约成立,纷电组织部朱部长,发起铸鼎奉献总裁致敬”。可知事情的策划者,的确是朱家骅。

  它的策划,据同年1月27日顾颉刚记,“将刘起釪所拟九鼎文重作”。而这以前他的日记,连日出现“到组织部开小组会”,“到组织部访朱先生”等记载(见同月21、22、23、24日记),随又记“写起釪信。起釪来”。可知他奉朱家骅命,作《九鼎铭》,并将起草初稿的任务交给其徒,必在那数日内。

  它的筹备,据前引中央社讯,两党部联合举行筹备会凡三次,“决定铸造铜鼎九座,以资隆重。九鼎式样,筹备会已聘定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设计,另请顾颉刚、杨定襄撰就鼎铭”;“现在九鼎模型业已依照设计图案,妥善制成,正由民生(机器)厂长周茂柏及工程师多人指导技工铸造”。另据前引1月27日顾氏补记:“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二则合看,表明筹备过程闹腾了至少一个月。奇怪的是中央社讯明谓铭文由顾氏和杨定襄两人起草,而顾氏日记对此完全不提,何故?不清楚。

  它的设计,前引中央社讯还全文录有马衡所撰《九鼎设计缘起》。马衡是考古文物名家,早在1923年已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于1933年出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抗战初负责将故宫文物精品迁至后方。朱家骅要与同属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争宠,抢先搞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花招,真要做起来,非要依赖马衡这位权威不可。马衡似乎不给朱家骅器重的顾颉刚面子,自撰长篇《缘起》,劈头便重申《汉书·郊祀志》所述古史可信:“昔禹平水土,开九州,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此即周世所称为九鼎者也。”这岂非否定顾颉刚“疑古”的出发点和推论吗?往下马衡申说重铸九鼎的意义,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国父”首倡革命的遗志,也是全国军民为抗日而艰苦奋斗五年的结果,“恢复我自由平等之地”,当然蒋总裁也有“领导”之劳。这又岂合朱家骅策划献九鼎以赞颂“一个领袖”英明伟大的命意?不仅如此,《缘起》一再指出新铸九鼎的主题,就是“协和万邦,以进大同”八字,似乎无视顾颉刚早已拟定的正文,容后再说。

  字叔平的浙江鄞县人马衡,是鲁迅生前的挚友,也是顾颉刚、陈源等常常攻讦的“某籍某系”的一人。他的“信古”未必是,他的“古为今用”也可议,但他将所作《缘起》,也铸于第九鼎之上,对于顾颉刚乃至朱家骅,却无疑是难以下咽又不得不咽的一帖苦药。

  

  顾颉刚之铭和马衡之改

  顾颉刚“重作”的《九鼎铭》,文见其1943年1月27日“日记”。联经版横排本,此段起始空三格,转行空一格,照顾潮所定全书凡例,它非“备注”,即“日后补记”,可惜仅由刊本字体无法判别。姑且暂定乃“日期相隔不远”的补记吧。原文不妨再引一次。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据前引马衡《九鼎设计缘起》末段描述的铸件形制,九鼎式样均为曲足,花纹一致,不同的是铭文。前八鼎每个正面鼎足的上方边缘,用小篆分铸铭文一句,自右而左,句四字。那么,顾颉刚所作鼎铭(二),凡八句三十二字,就是分铸于前八鼎的足铭。

  人们对顾颉刚所作鼎铭,媚态毕现,文字又庸俗,感到不解。其实不难解。他像康有为一样,总在抨击刘歆,却又仿效刘歆,追求成为“国师公”。这可说明,他何以常站在朱家骅一边,在日记中骂陈立夫,但又巴结陈立夫。果然,他首次“到黄山谒见蒋总裁”,便由陈立夫引见。这回召对,蒙今上垂询“经学”,他忽然不口吃了,“侃侃而谈”。哪知今上不懂装懂,“只知”山东某神童,“使我心冷”(见1941年7月13日记)。或说“心冷”表明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但仅过年余,他奉命作《九鼎铭》,又那样“心热”,怎么解释?看来,只能说他上回没有捉牢“应帝王”的良机,有经验了,这回不可错失,务必要像山东某神童,给今上深刻印象。但他当然要谨防拍马反被踢,谀辞要使今上一看就懂,又要使倖臣们无从找岔。他作鼎铭,俗媚结合,似乎全未考虑物议,这是不是更合实相的一种解释呢?

  比如鼎铭(二),首句分明套用《周颂》“於皇武王”,而“於皇”据清人《诗》注乃表示赞叹的发语辞。但内有“皇”字,便可能犯忌,因为当时国内外正在抨击蒋总裁实为专制君主,尤其是正与蒋介石闹别扭的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已称蒋介石是“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倘在九鼎上出现“皇”字,岂非意味着“总裁”承认这指责属实吗?顾颉刚于是用生造的“於维”代替了。次句“允”作信解,也是《诗》《书》常用字,而“允文允武”则语带双关,既赞总裁兼委员长乃唯一的文武领袖,又可据《尚书·冏命》释作总裁真是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至于《冏命》是“伪古文”,就顾不得了。这里不再逐句剖析,免得浪费篇幅。

  不是还有鼎铭(一)那八个字吗?上节已述,顾颉刚原文为“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但被马衡改作“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据马衡说,这八字将铸于九鼎的每一鼎的背面,自左而右,“以古文书之”。就是说,二语表征九鼎的共同主题。马衡无疑知道,鼎铭全文,已由朱家骅审定。鼎铭(二)那八句,直接谀美蒋介石,马衡不能改。但鼎铭(一)两句,乃全部九鼎主题,马衡坚持改了,颇有先斩后奏之嫌。这就需要对顾、马二文,略作比较。

  首句出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清代汉学家较通行的诠释,百姓指百官,协意为合,邦指封国。二语大意谓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这是未然语,表示一种期盼。但顾颉刚将“协和”与“万邦”二词对调,意思就变了,变成已然语,暗喻蒋介石已使万国实现和谐。

  次句的顾氏原文见《尚书大传》,乃汉初伏胜传下的一则故事。故事说,帝舜受禅十五年,天上祥云会聚,地上贤才齐集,百工合唱起《卿云歌》。领唱的正是帝舜,所作歌词四句,后二句为“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为太阳和月亮的景色如此亮丽,太阳啊,一个早晨接着一个早晨在东方升起。顾颉刚摘出“日月光华”一语,作为《九鼎铭》的一个主题,连同上句“万邦协和”,分明是颂扬蒋介石创下与美英列强缔造新条约的伟业,已使中外各国和谐,好比日月普照世界,真是功盖尧舜。

  也许顾颉刚急于跻升帝师,在精心炮制对蒋介石这类谀辞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世界大战正在大打,全国人民正为抗战牺牲,甚至忘记了他本人写进日记的国民党日益腐败的传言。难怪被称为纯谨学者的马衡,对这两句只可用寡亷鲜耻来形容的谀辞,难以忍受,非改不可。马衡的改文,首句恢复《尧典》原文,突显对世界未来的期盼;次句索性删除,改用“国父”孙中山常写的题辞,即初见于《礼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并用“以进”二字,表示也属对世界前景的一种期盼。

  

  陈寅恪评顾颉刚

  当年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导演的向党总裁“献九鼎”的闹剧,在九鼎铸成后正式上演的情形,比如说献鼎仪式,谁揭幕?谁出场?谁充主角?总裁有没有亲自登场?如此等等,《顾颉刚日记》没有续记。那很可惜,因为这堪称二十来年后由“工总司”王洪文们闹起的“献忠心”活动的前奏,尽管后者规模更壮观无比。但愿我们的民国史家,勿以善小而不为,查一查至今仍然难见的“大后方”报刊,说一说1943年曾轰动国统区政界学界的这出闹剧的始末,令我辈开开眼界。同时这样做,等于也给顾颉刚洗刷,免得他替蒋介石、朱家骅等背黑锅,永担策动“献九鼎”的恶名。

  我说顾颉刚背了黑锅,见于《顾颉刚日记》自述的两则回应。如前引顾颉刚自记鼎铭一则一样,这两则材料,余英时先生为《顾颉刚日记》联经版所作的长序,也已引用(《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第三节“顾颉刚与国民党”)。不过我通读这部日记之后,感到也有点拙见可说,故不揣冒昧,再引顾氏原文:

  此文(引注:即顾氏所作鼎铭原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1943年1月28日的补记。)

  孟真(傅斯年)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1943年5月13日的补记。)

  两则补记,非同日所补。字体与原记同,依顾潮“凡例”,当为与原记“日期相隔不远”的补记。前一则说“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哪些“方面”不详,但既云“许多”,可推知当年一切有能力在不同场合作出反应的批评者,对他的《九鼎铭》,几乎没有好话。

  不过他说那许多批评“使予自惭”,却未必。证明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诗,辗转传到他手,他看后立即跳起来。

  先看陈先生诗。诗题《癸未春日感赋》,题注“时居桂林雁山别墅”。现据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刊载的原文,迻录如下: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需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苦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癸未当1943年,诗作必在该年2月28日“中央社讯”报道《铸九鼎呈献总裁》以后。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早在抗战前,已结识陈寅恪,抗战中两人流亡后方,在成都一度过从颇密。这时陈寅恪任教于广西大学,双目已近失明,但闻顾颉刚作《九鼎铭》后,仍力疾吟成此诗。一如既往,他的诗作,多半甫成便流播学界。此诗也通过傅斯年,很快被顾颉刚见到。

  陈寅恪诗好用典,非熟悉古典近典,便难明诗中寄托的深意。业师陈守实先生,生平最服膺陈寅恪先生的品格学识,曾告诫我们如不博古通今,就读不懂这位太老师的诗文。是以我向来视解读陈寅恪诗为畏途,不敢置喙。这会重读陈诗,发现多年前初读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录此诗,竟有索查其出典的旁注,不禁欣然,以为至少可省数夜查书功夫。

  这里不能逐一列举此诗出典,仅说其中三语。“读书渐已师秦吏”,当用《史记》所载秦始皇驭吏的典故,凡为吏即今称官,治思想罪不力就要严惩,得力就可使要学法令的读书人,“以吏为师”。“周妻何肉”典出《南史》,说有周颙、何胤二人同时弃官学佛,有次萧齐太子询问二人精进程度,却得知都不行,因为一个舍不下妻子,一个无妻却好吃肉。把念念不忘“有身”视为超凡脱俗的“大患”,见于《老子》。

  问题是顾颉刚解读陈诗“九鼎铭辞争颂德”语,说是“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令我瞠目。1981年我初读陈先生此诗,为查此语出典,颇费时日,最后以为当指宋徽宗时事。九鼎成为朝野争相注目的问题,始于汉武帝时汾水旁挖到古鼎,儒生方士因而争言那就是大禹所遗传国重器。时过一千二百年,北宋亡国之君徽宗忽发奇想,命新铸九鼎,中为帝鼎,八鼎依八卦方位布置,表征八方来朝。随着徽钦二帝成为金朝俘虏,九鼎也被金兵掳去,下落不明。想来当初为九鼎新铸,北宋朝野也很热闹过一阵吧。抗战军兴,学者每将日寇侵华,比作金朝攻灭北宋。固然比喻不伦,历史上中国列朝内战,怎可说成外国侵略中国?但那是时代的一种通识,虽贤者不免。陈寅恪先生于上一年(1942)夏天自港入桂,寄吴宓诗,已有“谁挽建炎新世局”语(前揭蒋编《事辑》,页121,上海古籍,1981)。因而当初我以为陈诗此语,也属“能近取譬”,借宋徽宗铸九鼎的古典,讽喻蒋介石嫡系自编自导自演“献九鼎”,没有料及此举可看作是拿宋徽宗比蒋介石。

  不料这回读《顾颉刚日记》,忽见顾颉刚对陈诗此语有新解。于是赶紧重查陈诗出典,发现除首联次句出现一个“新”字,实在无法找到可与新莽“献符命”古典的联系。沉吟多日,只好作出一个解释,即顾颉刚奉命作《九鼎铭》,已自知可同《汉书·王莽传》详尽描述的“献符命”类比。他本来多疑,在唯恐“总裁”不赏识他鼎铭谀辞的同时,也唯恐学者拆穿鼎铭谄媚“总裁”的丑态,以致神经过敏,见陈诗既有“新”字,又有“争颂德 ”三字,立即勾起心病,硬说陈寅恪将他的《九鼎铭》,比作王莽代汉时期那些争相伪造的“天帝除书”,真可谓“疑心生暗鬼”。

  由这回重读陈寅恪评顾颉刚铭“九鼎”诗,令我感到他倡导论史需具“了解的同情”的态度,在他是身体力行的。前引《陈寅恪诗集》,有一首为吴宓抄存的《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据吴宓附注,1940年陈寅恪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宴请与会者,“寅恪于座中初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作此诗。因而以后陈寅恪拒绝蒋介石拉拢,如同十余年后他拒绝出任中科院历史二所所长一样,正是坚持生平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明证。但他对同时代的学者没有如此高的要求。寻绎他评顾颉刚此诗,在拆穿其人以辨伪成名而不惜造伪的两副面孔的同时,也原情度心,以为顾颉刚此举出于不得已。

  你看,他斥顾颉刚“九鼎铭辞争颂德”,接着就说“百年粗粝总伤贫”,用晚清到民初百年来学者日穷的历史,原谅顾颉刚未能超出近代传统。紧接着又举“周妻何肉”,人之大患在“有此身”两个古典,说明顾颉刚不顾亷耻,实有某种不得已的隐衷。

  谁知顾颉刚对陈寅恪如此温和的批评也不领情。他想不出任何历史先例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从未想到陈寅恪诗可能用的是宋徽宗旧典,反而心虚地以为陈诗抓到了他蹈袭王莽、刘歆故伎的赃证,不由得自画招供。

  顾颉刚显然畏惧陈寅恪批评的影响,又拒谏饰非,只好拿出蒋介石王朝的潜规则,与之相抗。他强辩说,自己做了中央组织部的“公务员”,当然应该在官言官,意为满清列帝无不向臣工强调的“忠君亲上”,理应为当今“公务员”奉作准则,尽管那时顾颉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不过职居边疆处副主任委员、三青团评议员,司局级干部而已。但他由于迎合圣意,草定《九鼎铭》,已俨然自居国师公,于是傲慢地宣称,“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

  读《顾颉刚日记》至此,除了惊叹“呜呼哀哉”,还能有别的形容吗?不过由此也长了个见识,原来还在1940年代,连中层的国民党官僚,都已自称“公务员”。

  农历己丑元宵深夜三度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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