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华]严复的遗嘱

严复的遗嘱

秦文华
 
东方早报·书评  2009-3-15 0:59:18 

　　当通晓西学的严复告诫子女“旧法不可叛”时，
很难想象个中的复杂与纠集、无奈与悲凉。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史华兹著， 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190页，15.00元

严复手迹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事遇群己对峙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这份遗嘱无疑是严复走到人生尽头，对自身经历和所处社会的反思与总结。作为率先译介进化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启蒙思想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严复似乎已找到苦求的西方强于中国的奥秘。路易斯·哈茨在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中发现了能使中国摆脱落后的个人主义；与此同时，这位“西方总体思想的外国观察家”始终关注“集体的能力”，执著于“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心”这一主题。而在史华兹眼中，“为帝王尽‘忠’的这一古老美德完全不能与西方的公心相比”。如果说这是史华兹研究的重大发现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它也恰恰是严复的缺憾。

　　史华兹笔下这位“迷人的近代西方思想评论家”一生面临多重“对抗”：庞大腐败的清朝皇室与势单力弱的文人学士、传统文化与欧洲新知、行动力与思想力、人生际遇与政治抱负、现实民情与改革宏图——诸多矛盾纠缠折磨着严复，致使他晚年出现了种种让后人争论的背离。严复终其一生未能偏离传统文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他对孝道、家长权威和皇室甚为维护，在道义上支持“民族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使他不易染上个人主义色彩。他未能通过科举，始终没有谋到理想的官职，无从实现追求。当然个性也导致他“不去寻找机会”，因他“基本上不愿意去搏击政治风云”。这种政治边缘化状态使原本就缺乏自信和组织能力的严复处身愈发消极隐忍，以至被责为“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

　　在严复所处的时代，“爱国”、“民族大义”往往是与“忠君”连在一起的。无论是倚重“明主”道德力量的儒家的人治，还是强调国家权力专制的法家的法治，都是将所谓的真龙天子树为众人膜拜服从的最高“道德典范”，皇室则假以“伪装的神性”牢牢掌控着权力的引擎。其时国难当头，很多士大夫急切要为中国砌上“富强”这道厚实的“外墙”以保护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这一“内室”。严复目睹“国弱”，体察出“技不精”，继而意识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弊”，其后触及的必然是思想观念。他发现中国的“生存竞争不知怎么被抑止了”，很快洞察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强盛的作用。然而生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颂念中的严复只是将“个人的解放”看作富国的手段，也无法真正进入自由主义价值的内核，他更关注其外在作用——挽救国家于危难关头，他的期待始终是“为权力的诸目标服务”。在他的译文和注脚中，很多原本指“普遍幸福”、“普遍利益”的话都被转化为指“国家利益”，个人自由则变换成“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难怪史华兹在严复“热情寻找西方富强的秘密的过程中”看到的是他对“个人主义伦理的冷漠”。而在西方的那些作者心目中，个人自由才是目的本身，“幸福”和“利益”的指向目标是个人。　　

　　作为“近代西方生活中的动力和活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早已“打破了中世纪的沉寂”；其“纯洁的原始意义”是“超脱了国家的贫困与强盛的”。近代化起步之初，欧洲各国也并不完全同步。“在富强这一特殊优点上，所有国家都‘落后于’英国”，因着共有的文化背景，西方各国间原本存在的差异渐行渐微。随着历史的进程，有着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和毫无历史负担之先天优势的美国走到了前列，成为对个人主义伦理和自由主义精神阐释、升华、践行得较为成功的范例。1630年，率众乘“阿贝拉”号顶风破浪来到美洲欲建“山巅之城”的温思罗普在布道中也曾强调“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正是这批清教徒给美利坚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新英格兰传统和实用主义精神。从严苛的加尔文教到清教三大契约、从难以实施的圣徒之治到不完全圣约、从清教神权到政教分离、从欧洲启蒙思想到独立宣言和宪法原则、从代议制方式到稳定的联邦制度、从天然贵族到大众政治、从新英格兰个人主义到边疆个人主义、从解放黑人宣言到黑人当选总统，美国的每一步走来似是波澜不惊，却又不无神奇。短短四百年岁月，“个人”逐步从上帝的绝对权威、从教会的统辖、从清教文化遗产的阴影、从政府的权力、从精英的统治、从地域的限制、从人种的区分中解放了出来。可贵的是，清教徒一踏上美洲大地就定下了自治的基调，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自治意识、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须知，“自觉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精神才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美国人信仰上帝，但不依赖上帝；他们尊重领袖人物，但不把个人命运维系在他人身上；他们会选出能代表民意的总统，但不相信靠执政者的自我约束能建成他们所期待的好政府。他们和林肯一样清楚他们所需要、建立、变革、监督的是真正的“民有、民享、民治”政府，绝非以君权为国家象征的政府。他们深信“个人才是社会与政府的最终目的”。　　

　　“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1837年，爱默生在美国发出了这声呼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思想观念的解放者对古老中国的儒家智慧颇有研习，也尊重孔子个人；但他对君臣父子的人伦之纲却毫无兴趣，对君主极权、等级化模式以及漠视个人的情形更是愤慨于心。时隔半个世纪，严复在中国开始了他“寻求富强”的艰辛历程。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可谓深重。1877年赴英学习“蛮夷”之技的严复对赫德爵士“把一支海军比作一棵树，并说这棵树必须有一个适宜的环境才能开花结果”一席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知道“制度的变革必须建立在对于客观形势提供的可能性作出谨慎分析的基础之上”。老年趋向保守的严复其实并未忘记西学，只是他愈加清楚“法固不可以不变，而变法岂易言哉”！的确，“改革不能脱离社会历史，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没有一定的民情条件和制度环境，何谈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自由的生发？

　　在史华兹看来，中国民众被视为“圣人教育活动的被动对象”的“政治想象”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之中”。“中国圣人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在限制和禁锢个人的潜在能力，而近代西方则创造和培育了旨在解放这些能力的制度和思想。”严复也承认“统治阶级在做尽了一切抑制人民生命活力和工作能力的事以后，却反过来以为人民原无创造能力”。中国百姓长期受制于巨大的极权政体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个人能力和价值得不到发挥，个人尊严亦无从谈起。缺乏“个人的判断”和自治能力的民众别无他选，只能成为“习惯于俯首帖耳地服从和牺牲”的顺民，绵羊般匍匐在暴君脚下，身心受到压抑，潜能无从挖掘。其结果必然是沦为被统治的工具和奴隶，思想僵化，行动迟滞；走向另一个极端，便有可能成为专制与混乱交替间的“乱民”乃至“暴民”。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更习惯于统一的群体的思想”——严复于此亦不能超脱。这种封建思想模式“犹如起抑制作用的酶，阻碍了社会进化之树的生长发育，而同时演进着的西方思想却犹如促进生长的荷尔蒙，使自然进化的力量得以自由发挥出来”。

　　有智者指出，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便有可能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其强度甚至不亚于先天遗传。当通晓西学的严复告诫子女“旧法不可叛”时，很难想象个中的复杂与纠集、无奈与悲凉。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严复是否误读了西方理论，甚至不在于他是否困于“群己”悖论。实质是，严复的群己之“小”悖论乃封建中国之“大”悖论。即便严复个性强悍，即便他能有机会在政府谋得高位，即便他决意改革图强，以他区区一介文人，在缺乏思想土壤、民情基础和制度保障的环境下，要想建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只能是梦想。在那个时代，多数平民百姓和几乎所有皇权统治者都无法想象，个人主义作为平民大众的自我肯定，已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成为对专制极权的有力反抗、对等级制度的彻底颠覆。前者不敢这么想，后者不甘这么想。试问，一百年前的中国，有多少人在回答“民众与君主谁是国家的主人”时会选择前者呢？又有多少人会认同并接受“削弱国家权力”以发挥“个人活力和创造力”的主张呢？史华兹说得好，思想这种“酶”对进化动力“不是解放就是束缚”。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获得解放、都缺乏真正的“公心”的时候，社会前进的动力又何在何寻呢？不管严复能否真正理清个人、自由、民主、国富之间孰为“体”、孰为“用”，随着个人当家作主成为自己的主人，随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日趋成熟稳定，超越于大多数个人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可能性：既然个人已成了人类社会“整个进程的最终受益人”，那么何来实质意义上的“群己对峙”呢？果真严复能作如是想，他也就不会恐其子女产生“己重群轻”的“造孽”念头了。年长严复五十岁的美国人爱默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自身未经革新，却试图去革新周围，社会不会从中受益。”或许我们可以将此加以引申：“一个人即便自身已经革新，但周围环境不相容，其个人与社会都不会从中受益。”　　

　　反观严复生前身后事，想起了泰戈尔一句诗：“鸟的翅膀绑上黄金，它还能飞远吗？”尽管严复比其时更多国人更早得到思想启蒙，但无论心甘情愿抑或无可奈何，他总抖不掉身上那笔数额庞大的负值遗产——曾经辉煌过的中国古代封建意识形态早已落伍于时代了。对于严复和他的国人而言，头脑革命无法一蹴而就，个人觉醒也尚待时日。史华兹一语中的：“要达到富强和最终的和谐，必须付出历史的代价；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打破一切旧框框。”纵然严复满腹新知，但他深受多重禁锢与羁绊，最终留下一纸遗嘱，合上了他人生舞台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