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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命运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3-15 03:34:43

思想的命运

高瑞泉


东方早报:书评 2009-3-15 1:01:12 

 

  达尔文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传播中沉积下的“进步”观念,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我们现在完全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进化论,现代中国是何等模样。

    

《中国与达尔文》   [美]浦嘉珉著   韩永强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505页,45.00元

达尔文像 李媛绘

  今年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达尔文因之成名的《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的日子则是今年11月24日。这两点中间,给这位划时代人物的诸多纪念活动留下了足够充裕的时段。其实,中国人对达尔文的纪念早就超出了节庆式的活动。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甚至已经有了“达尔文路”,与纪念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张衡路”平行。在上海取消了昔日租界以外国殖民者命名的路名以后,这实在是这位英国人的殊荣。因为除了各大城市全都少不了的“中山路”以外,中国大陆至今很少以近代国人命名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带了个好头,当然并不是他老人家配不上这个荣誉,要不是他开国之初就断了大家的念想,说不定一大批县长、市长之类的名字早就上了当今数不清的开发区路牌了。

  将达尔文定位为科学家虽然不错,但却不够;因为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达尔文首先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换言之,中国人当初知道达尔文,并不是因为读了他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它的中译本书名为《物种原始》,最早出自马君武之手,上卷的出版已经是二十世纪初了,又过了十几年商务印书馆才把它出齐。说起这部书,如雷贯耳,但是很抱歉,我们大家都没有真正读过。而且我猜,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些高谈阔论达尔文主义的前贤,也多半没有读过此书。但是他们一定读过与达尔文有关的另一本书:《天演论》,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ics)。说是翻译,有点语病。按照现在的说法,似乎是编译。因为严复翻译的只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还加上了许多“案语”,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当作严复个人的思想创造了。以前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人,大多相信一句话:一部《天演论》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这话是有道理的,严复有心选择士大夫熟习的雅致优美的文言来做文章,按照桐城派首领吴汝纶的评价:“严子一文也,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在当时“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的情况下,《天演论》真是一枝独秀。它兼容了“任天为治”和“以人持天”(或“与天争胜”)两种对立的理论,目的只是为了论证“自强保种之事”的急迫和可能。在世纪之交民族危亡最紧迫的时候,这部书简直成了中国人的福音书。

  在《天演论》流行的同时,一个进化论家族——达尔文、斯宾塞、拉马克、赫胥黎——也相继进入了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此前二十年曾经在一些译著中偶尔出现过的达尔文,现在迅速成了一位思想明星。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凡是写点文章的人,几乎必定以某种方式谈论达尔文和进化论。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之后,是中国人的观念世界的深刻变化:达尔文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传播中沉积下的“进步”观念,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我们现在完全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进化论,现代中国是何等模样。   

  对历史有类似的感触并不困难,这与对达尔文等外来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作精确的描写,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有许多外来的思想家,譬如卢梭、尼采、杜威、柏格森,在近代中国都声名显赫,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看到有像样的著作,能够全面地告诉我们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因此,希望写一本书回答“归根到底,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样的大问题的人,就真是勇气可嘉了。

  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人浦嘉珉,他试图用《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一本长达五百多页的著作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使他这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显得颇为纯学术。但是读完全书,发现他对研究方向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他最后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使中国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什么?”这个修正,表示作者最初的意图相当政治,或者相当现实。因此,虽然《中国与达尔文》全书涉及到的近代中国人有一个长长的名单: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李石曾、吴稚晖、胡适、陈独秀、毛泽东。而且由于他试图更深入地提供一个全景式的图案,所以专门讨论了戊戌时代思想最活跃的省份——湖南——的报刊。在根据《湘学新报》和《湘报类篡》而做的研究中,他又把谭嗣同、唐才常、叶德辉、麦孟华等人加到了那个名单上。身处过渡时代的中国思想者,通常都有许多老师,要说清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就不得不请出孔孟老庄和若干西方哲人,譬如克鲁泡特金、黑格尔。这样大的规模,使得本书差不多成为以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传播为中心的断代思想史。就它所能提供的研究线索而言,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可以与之比肩。但是,就其希望达到的目标而言,未免过于松散,甚至我们会觉得颇为枝蔓。尤其是当作者说:“达尔文使革命合理化,从而援助了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的文化革命,援助了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治革命。因此,就事情的结果而言,达尔文似乎向毛泽东提供了最多的帮助,事实的确如此。他帮助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适者。”(453页)这实际上透露了作者有一个预设:从严复到毛泽东,在接受达尔文主义这一点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有内在的因果连续性。他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和中国的现实,而去理解严复和其他人。考虑到这本书原先作为博士论文完成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年——中国正像一个奇妙的万花筒一样一日数变,莫知所终。希望通过理解历史来解释现实,对于一个外国青年学者,尤其是冷战时代的美国汉学家,这似乎是相当自然的吧。

  这使我们想起史华慈教授的两本著作。一本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另一本是《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我看来。它们都远不如史华慈后来的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那样宏阔而有深度。尽管从方法上说,它们试图通过对外国思想家与其在中国所遭遇的“误读”之间的比较研究,来讨论思想史,对于中国学者有莫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史氏最初的著作与冷战的大背景脱不了干系。朱政惠的《史华慈学谱》所引用的美国方面的档案,足可以透露若干消息。像美国这样实用主义的民族,在中美严重敌对的时代,政治要不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的动力,那才是奇怪的了。作为史华慈的博士生,浦嘉珉同样如此。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以此贬低它的学术价值。动机的是否“纯粹”是不能直接等同于学术水平之高下的。我要说的是,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兴趣,最初是从他们要理解中国的现实出发的。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原来不在美国人的眼中,二次大战以后,全世界都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但是,居然有个毛泽东,带领一支农民组成的军队,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把美国人的老朋友蒋介石打到台湾去了。接着还敢于在朝鲜和美国军队认真地较劲。毛泽东是何方神仙?“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何物?美国人哪里能够明白!结果就出现了对华政策的争论,毛泽东为此写的那些嬉笑怒骂、挥洒自如的评论文章共计四篇,成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压轴之作。中国人并没有到此为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七八年来一次”的运动不断,直到最后那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天翻地覆的“革命”让外人看得眼花缭乱。汉学家有责任来告诉人们:中国革命、中国的现实政治及其走向的思想文化根源在哪里。   

  虽然浦嘉珉的结论有点简单化,说达尔文不仅帮了孙中山和蒋介石,而且也帮了毛泽东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说,实在没有办法解释对立的派别之间的分歧和争斗。但是他还是触及到许多中国人不太自觉(或者有意回避)的一点:二十世纪中国各种思潮和政治党派,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并共享着一种新的文化综合和观念共识(a new cultural synthesis and consensus)。有些已经成为习焉不察的现代精神传统——隐蔽的共识或者口头禅式的家常便饭。《达尔文与中国》最有意义的就是,以观念史的方式,描写了以进化论为载体,“进步”的观念和“竞争/互助”的话语如何深入到几乎所有各派思想/行动人物之间,它们就是上述文化综合或观念共识的最核心的部分。我们这样说,并不仅仅止于1898年到1976年,而是说它们依然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成分,离开了“进步”和“竞争”之类的现代观念,哪里来的最近三十年大增长和高速发展?——当然也没有那么让人们愤慨的不平等。说得更深些,“进步”已经是现代人准宗教式的信念了。当你听到人们说危机中信心是关键并且表示赞同的时候,激活的其实是“进步”的信念。假如我们不继续相信明天比今天会更好,黄金时代在远处向我们招手,信心又是什么东西?

  《达尔文与中国》没有在这方面用力气,它的主要篇幅展开在对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谱系描写,这有助于我们澄清若干学术界的争论。譬如,好久以来责难新文化运动的人,总喜欢将打断传统的责任全部推给五四健将们,他们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错觉是:新文化运动仿佛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名叫“全盘反传统”的石头。但是当浦嘉珉进入到现代观念史的脉络中时,很自然地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梁启超等早就发动、又一度被打断的“文化革命”的继续。在进化论/进步观视阈中,他们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与本书在历史细节的充分展开相映成趣的是,作者在理论上的困惑也一览无余。“中国人当然混淆了达尔文的思想,而且也被这些思想弄糊涂了,他们当然对中国的前进方向感到困惑,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每个人都已经感到困惑。因为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是:没有人知道怎样去理解进化。”(461页)汉学家之为汉学家,做的从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学问,要他们事先预言中国的事情,通常像要股评家预言股市一样,十有八九是要上当的。但是,要是你根本不知道如何理解进化(我认为更困难的是理解“进化”背后的“进步”),那么一定是双重的困惑了。

  

  除了这些涉及到当今世界普遍的现代性困境以外,中国进化论思想谱系的描写一定涉及到某些玄学问题的解释。当史华慈写《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时候,对于严复如何把一个在达尔文那里本来是严格服从决定论公式的进化过程,转变为一个有唯意志论倾向的社会理论,感到逻辑上的极大困惑。多少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他竟然误解严复做《天演论》的宗旨,说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给了严复一个极好的机会,来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反驳赫胥黎的伦理学——按照严复的考察,那是与我唐代哲学家刘禹锡、柳宗元“天人不相预”、“天人交相胜”论“有甚合者”。

  这个大的误解,已经有人指出过。前年我在一个纪念史华慈的学术会议上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分析。不料,有人立刻警告我:今天史华慈教授的学生不在现场,否则他们会打你!这真是中国式的笑话,因为史华慈教授本人似乎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先知,所以我们在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中看到了学生纠正先生的事情。《达尔文与中国》直截了当地说,严复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并不是以此书作为斯宾塞的“陪衬”。“严复对斯宾塞深表钦佩,但只是有选择的表示钦佩。他从来没有试图去为斯宾塞的所有观点进行辩护:在《天演论》里,他肯定不是单纯地保卫斯宾塞使之免于赫胥黎的攻击,他也不是单纯地以斯宾塞来攻击赫胥黎。赫胥黎的许多观点,或者大多数观点,都没有受到质疑,而斯宾塞的许多观点则被置之不理。例如,他忽略了斯宾塞那部分能够替‘无为’进行辩护的观点,以及斯宾塞的那部分反对强权政府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观点。他甚至忽略了斯宾塞的那部分最明显地支持‘狂热的个人主义’的观点,而这种‘狂热的个人主义’正是赫胥黎所大力抨击的。”(156页)可惜,作者像他老师一样,对于中国人传统的“推天理以明人事”的认知方式不甚了了,对于中国人以常识的态度对决定论和自由意志采取的兼容论,也毫无体察。所以对于严复如何能把斯宾塞那样“质力相推”的机械论宇宙观与“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的唯意志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其思想的注解,没有更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这一纠正也表示了学术的严肃性,同时更增加了我们对于史华慈教授的敬意。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达尔文与中国”的名义下的争论,与达尔文本人没有关系。他搭乘“小猎犬号”做远洋考察时并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他做出“进化论”的科学发现以后,恐怕并没有料到他的理论在中国会引出如此轩然大波。对此有一种解释是,以进化论的传播为标志,中国古老的历史循环论让位于进步史观,它与其他现代性观念的互相配置,注定了短时间内中国要经历一种思想的跃迁,它所造成的大动荡,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

  在此以前,欧洲人经过漫长的思想准备,包括神学所具备的某种进步论因素、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科学与社会生活的进展,已经渐次造成了进化论的背景。达尔文不过是使得这种思想第一次具备了科学的形态。作为科学的进化论在欧洲的直接敌人是上帝(上帝造人说),达尔文不是异教徒、不是无神论者。据说,达尔文后来对社会上关于进化论的争论一概不予回应,然而,他是否想过,按照他的进化论,假如我们只是猿猴的近亲,与所有的现存生命一样,只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上帝与我们还有何关系?——《物种起源》难道不是尼采“上帝已死”的先声?虽然现在都处都是宗教拯救人类现代性危机的呼声,但是上帝能不能复活,依然是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尔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丝毫不比在中国的世俗影响更低。因为,“观念并非一种纯粹的智力上的构想,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查尔斯A.比尔德为《进步的观念》一书所作的引言这么说。■

  

  延伸阅读

  ●《天演论》

  [英]赫胥黎著,严复译,科学出版社,1971年3月第一版

  

  ●《进步的观念》

  [英]约翰·伯瑞著,范详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一版

 


TAG: 达尔文 物种起源 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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