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阿尔泰学人物杂谈

阿尔泰学人物杂谈

作者：徐文堪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2年9月9日

　　8月5日的《上海书评》刊登了高山杉先生谈张承志先生笔下的“一些干巴老头子”的文章，读后令笔者十分感慨。这些前辈都是研究阿尔泰学的。所谓“阿尔泰学”，主要指研治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的学问(也有学者把朝鲜语-韩语和日本语归入与阿尔泰诸族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但这尚有争议，至今仍待解决)。笔者在此记下若干片段，介绍阿尔泰学学术史上的一些人物。

　　高先生的文章谈到冯家昇的论文，所以本文就从冯先生谈起。

　　冯家昇和魏特夫、德范克、门格斯

　　冯家昇(1904-1970)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民族学和语文学家。他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讲师，并协同顾颉刚编辑《禹贡》半月刊。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了辽金史的研究。1937年应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之邀，赴美工作。两年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然后又回图书馆工作。1947年离美返国，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先后任中科院考古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科院民族所研究员。1959年曾去前苏联考察。1970年“文革”期间在民族所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边疆和民族的考订工作，同年因病逝世。

　　冯先生在美国十年，主要从事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继续研究辽史。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协助任教于该校的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教授编写《辽代社会史》。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氏搜集甄选，并加注释。最后书以二人合写名义，于1949年用英文在费城出版(K.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Transactions.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49)。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十六开本，752页，附书目和索引)，对辽史研究而言，也是重要的参考书，至今还经常被人征引。魏氏对中国史的见解，基于风行一时的所谓“征服王朝论”。该学说从历史上把中国社会分为典型的中国社会和征服王朝的社会两大类，运用美国人类学家提倡的涵化论(theory of acculturation)分析征服王朝的社会文化关系，然后又拿辽作为征服王朝的典型，并且以此为基准，对其后的金、元、清诸朝进行考察。冯氏在解放后几乎没有提到过这部“巨著”以及相关的工作，很明显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书的“总论”部分已译成中文，收入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魏特夫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原是德国人，从1921年起，在莱比锡大学学汉学，192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写过戏剧作品。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和第三国际工作人员，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从事反对纳粹的活动，于1934年逃到英国，其后去了美国。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附秘密协议，划分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魏特夫极其反感和愤怒，从此走上反共反苏的道路。据传，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他与非美活动委员会有瓜葛，并参与诬陷著名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1957年，魏氏出版了一部专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他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由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遍及全国的组织形式，形成最高的统治权力，君主专制由此而生，而中国就是这一形式的集中体现。这本书引起巨大争议，有人认为此书应被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研读，甚至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称赞魏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方则认为书中内容失实，充满偏见，根本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只是标准的冷战产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同样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1990年和1994年还举行了两次专题讨论会，1997年出版了李祖德等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集了相关论文。

　　魏特夫在写《辽代社会史》时还有一位重要助手，是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11-2009)。他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中文原文核对译文，并对原文、附录和文献目录等进行统一处理。德氏出身贫寒，年轻时是激进的左派。他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位(中、日文)，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来远东留学和从事研究，著有《沿着成吉思汗的足迹》等书。后来成为汉语教学和中文教材编写的专家，任夏威夷大学教授和美国中国语言教师协会会长。他很崇拜鲁迅，对中国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极为赞赏，与周有光(1905- 拼音方案主要起草者)先生是好朋友。德氏退休后全力从事汉英、英汉词典的编写，直至去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曾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引进过他主编的《ABC汉英词典》、《ABC汉英大词典》，在国内也有一些影响。

　　冯氏在美国的第二项工作是研习古代维吾尔语文，为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创造条件。研究辽史需要有阿尔泰语和中亚语言的知识，这方面魏特夫主要向门格斯(K. H. Menges，1908-1999)博士请教。门氏原籍德国，这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是卓越的突厥学家，还是语言天才，据说熟悉三十种突厥语族语言、五种蒙古语族语言和六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还能说、读和写大约二十四种语言，尤其精于俄语等斯拉夫语文。有关突厥学的研究文献，在当时英文的很少，大多是俄文、德文和匈牙利文的。冯先生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门氏学习了古突厥文和回鹘文。

　　第三项工作，是大量阅读和摘抄有关火药的中外史料，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写出论文，确证火药是中国发明，然后向国外传播的。这是中国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详情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讲了。

　　冯氏回国后，在1951年1月开始整理北京图书馆所藏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这部书是根据汉文本《玄奘传》翻译的，译者为回鹘僧人僧古萨里。写本原埋地下，约1930年前后出土，出土地点不明，出售写本的商人只说是南疆。其中一部分由地质学家袁复礼(1893-1987)教授在新疆考察时购得，携回北京，入藏北京图书馆，共242页;一部分由法国学者哈金(Joseph Hackin)在自叙利亚至北京途中购得，共8页，后交德国著名突厥学家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1901-1993)女士，今亦归北图收藏;还有一部分经伯希和介绍，由巴黎基美博物馆从商人处购得，共123页。整理这些残页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连一本较完备的回鹘文词典也没有，几乎无从着手，但冯氏尽了最大努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初步整理出头绪，写成长文《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中科院考古所在1953年作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印行，同时又把北图藏残页影印出版，大大便利了全世界的回鹘文研究者。以后冯氏又写了七篇考释回鹘文和古突厥文的文章。

　　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 W. Radloff, 1837-1919)等关于古突厥碑铭的研究和考察成果公之于世后，在二十世纪早期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如沈曾植(1850-1922)、王国维(1877-1927)等。王氏撰有《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载于《观堂集林》卷二十。对碑铭的突厥文部分进行翻译(通过英文、德文)则始于三十年代，先后有韩儒林、岑仲勉、王静如、朱延丰诸先生致力于此。陈寅恪先生是最早注意由俄国学者刊布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k)的中国学者(见《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257页)。冯家昇先生则是我国系统、深入研究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献的第一人。

　　冯先生主攻历史学，语言学原来不是他的本行，也没有学过现代突厥语。关于冯氏在突厥学方面的成就，他的好友夏鼐先生作过中肯评价：“他由美归国后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便是考释古维文(回鹘文)的写本、刻本和文书……家昇同志是中年以后才搞古维文的。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寥寥几位学者攻古维文，在我国，当时还是一个缺门。家昇很用功，可惜他缺乏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未能掌握语言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他也不谙现代维语，不能利用现代维语以阐明古维文的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研究古维文的开创人，我们是不能过于求全责备的。”(《〈冯家昇论著辑粹〉跋》，见《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4页)。《维基百科》关于突厥学的条目，开列世界各国突厥学家名单，计一百数十人，中国学者有三人，即王国维、冯家昇、耿世民。

　　捷尼舍夫、马洛夫、山田信夫

　　冯家昇先生与苏联学者捷尼舍夫(. R. Teniev，1921-2004)合写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发表在《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捷尼舍夫为第一作者。文章犯了个大错，在译释第三号文书时，由于把Oγlan(男儿，孩子们)误认为ulaγ(驮马，乌拉马)，以致文意显得牵强附会且不顺畅，山田信夫则加以驳正。不过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两位学者主要是根据照片而非原件转写，无法增补校对，“本文只能说是初步的工作，将来看到原物，再为订正”(论文原文开头部分);第二，除中文本外，该文还有发表在苏联《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3期上的俄文本(142-149页)，俄文论文对文书翻译采用了意译，译文中已不再出现“驮马”一词，与中文本相比可谓面目一新，不过对三号文书的性质，还是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第三，误读的直接原因是辨认回鹘文草体比较困难，必须仔细观察才能正确转写，稍有不慎就会搞错(高山杉先生文中已指出)。

　　捷尼舍夫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突厥语专家，鞑靼族人。他在1956年来中国，任中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顾问。1958年时，该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联合举办的突厥语研究班开课，由他主讲。他主要讲了土耳其语语法、突厥语研究导论和鄂尔浑叶尼塞古代突厥语文献。根据他的讲义出版过两本书：《土耳其语语法》，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突厥语言研究导论》，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除教学外，捷尼舍夫曾三次去西北地区调查维吾尔族、撒拉族和(西部)裕固族的语言、民俗、民间文学等。1959年，结束在华工作回国，发表了多种关于中国突厥语民族及其语言的论著。他曾任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突厥-蒙古语研究室主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全俄突厥学家协会主席，2004年因病去世。

　　捷尼舍夫的老师是马洛夫(S. E. Malov，1880-1957)，这是一位资深的突厥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在1909年4月至1911年7月、1913年5月至1915年8月两次来中国考察，收罗了一批文书写本和民俗资料，研究突厥语各族，特别是裕固族、撒拉族的语言。马洛夫从甘肃、新疆携回的突厥语言文化资料异常丰富，所以他一生都在整理、刊布这些资料，有几本研究著作还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他和他的老师拉德洛夫合著、1928年用德文刊行的《回鹘语语言资料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全面收录和研究回鹘文契约的基础资料书，直到1993年才被三卷本《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取代(山田信夫著，高先生文中亦提及)，捷尼舍夫和冯家昇合写的论文完成后，本要请他审阅，但他于1957年9月逝世，未能如愿。

　　上文提及的山田信夫(1920-1983)，是最早对回鹘文有关斌通的契约重新进行考释的学者。山田毕业于东京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任大阪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等，专攻中国北方民族史，尤长于回鹘史。重新考释的文章原载《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2号，1968年9月出版，当时国内正值“文革”高潮，无人加以关注。直到1993年，由辛德勇先生译为中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辑》第九卷(民族交通卷，中华书局出版)。至于《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Sammlung Uigurischen Kontrakte)，则是在他身后，才由大阪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者除梅村坦(高先生提及)外，还有日本学者小田寿典、森安孝夫和德国学者茨默(Peter Zieme，原为东德学者)，都是当代最好的回鹘文专家。

　　耿世民及其学生

　　耿世民先生生于1929年，江苏徐州铜山县人。1949-195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维语科，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至中央民族学院，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冯家昇先生所受局限不同，耿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已有良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现代突厥语和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他读了葛玛丽的名著《古突厥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从此迷上了古代突厥-回鹘语，孜孜不倦地攻读钻研，数十年如一日，成为这个领域的世界权威之一。1956年他到新疆阿勒泰地区进行调查，首次准确地判断出该地区一部分蒙古族人所操的语言其实是图瓦语(属突厥语)，

　　并且记录了图瓦语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已用英语写成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在比利时、土耳其、德国、匈牙利的学术出版物上发表。有关(西部)裕固语的调查材料，则与美国学者克拉克(Larry Clark)博士合作写成长篇论文，发表在《匈牙利东方学报》上(1992/1993年，第189-244页)。曾有人称耿世民先生懂从甘肃到土耳其的所有语言，如果就各种突厥语而言，并非是夸大、恭维之辞。与他合作研究古突厥-回鹘语文献的学者，有德国的劳特(J. P. Laut)、克里姆凯特(H. J. Klimkeit)，法国的哈密尔顿(J. R. Hamilton)、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吐火罗语专家)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物。为他八十诞辰纪念论文集撰文的，除国内各民族学人外，还有德国、日本、意大利、以色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诸国同行。现在，耿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吐火罗语及和阗塞语。可以说，耿先生在突厥语研究领域的地位，如同奥运赛场上的金牌得主。

　　耿世民先生还培养了一批很好的学生，如李增祥(他编著的六十多万字的《突厥语言学基础》，2011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现在德国任教，并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研究古文献，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长江学者)、张定京(哈萨克语专家)、张铁山(回鹘语专家)等。对于有志于研究突厥学的学子，耿先生和他弟子编写的各种专书和教材，是不能不看的。

　　亦邻真和鲍培

　　高先生的文章提到了天才蒙古学家亦邻真(林沉，1931-1999)先生，他是国际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蒙古学巨匠。笔者对于这个名字实在是记忆深刻，可惜无缘拜见，憾甚!

　　1963年，当时笔者还在念大学，因为读过罗常培(1899-1958)和蔡美彪两位先生编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此书有蔡先生的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对八思巴字稍有认识。一日在图书馆里，从《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上看到署名亦邻真的文章《读一二七六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第113-123页)，读后惊叹不已 。文章批评研究八思巴字蒙文文献权威、举世闻名的蒙古学大家鲍培(Nicholas N. Poppe，1897-1991-)对碑文的译释，措辞尖刻(这恐怕也是出于当时学术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原因)。作者的深厚学养和语言能力(能使用各种外文文献，全无障碍，今天看来都很了不起)，着实令人敬佩。当时无法复印，在上海又无处可买，笔者只好汇款给学报编辑部邮购，辗转一个多月方才入手。亦邻真这个名字就深深印入脑海了。将近四十年后，林氏的三位高足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编辑的《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问世，无奈作者已不及见，悲夫!

　　亦邻真先生是怎样的人以及他的学术贡献，除了高先生在文中建议阅读的周清澍先生写的《忆林沉》一文，还可以看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蒙古史研究》第6辑(2000年，纪念亦邻真教授逝世一周年专辑)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4辑(2010年，亦邻真先生纪念专辑)，当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前文提到的鲍培，他原是苏联人，生于中国山东烟台芝罘，父亲是俄国派驻清政府的外交官。鲍培青年时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曾受教于科特维茨(波兰人)、兰司铁(芬兰人)、鲁德涅夫、萨莫依洛维奇、弗拉基米尔佐夫等大家。1922年获学士学位，次年得授硕士，1934年得博士学位。从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长期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并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蒙古语组从事研究工作。1941年他的俄文著作《方体字》(方体字指八思巴字)出版不久，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研究所向乡间转移，他本人在高加索被德军俘虏，因为有德国血统，被迫充当翻译，后又被送往柏林。1945年德国投降，他又被送往美国，接受审查。1949年审查结束、恢复自由后，苏联科学院却没有续聘，他无法返回苏联，只好留在美国，应邀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教授蒙古学和阿尔泰学，一教就是四十多年。他一生刊布专著五十余部，用俄、英、德等文字写作，涉及领域极广。一位苏联学者称他是“当代俄国最伟大的语文学家和东方学家”，“他的研究深刻而精确，探索领域之广甚至一个研究机构都望尘莫及”。关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学界的期许，可看蔡美彪附于新作《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的回忆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78-380页)。

　　《方体字》是一部经典著作，只因用俄文写就，当时又值二战，流传不广(只有日本在1955年出版了日文译本，由村山七郎[1908-1995]和山崎忠合译)。1957年，得到助手克鲁格尔(J. R. Krueger)协助，译为英文，增补了一些新资料，改题《八思巴字蒙古语碑刻》(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the 'Phagspa script)重新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北民族大学郝苏民教授联系鲍培，并以数年时间把书翻译成中文，1986年由海拉尔的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当时笔者写了一篇文章：《蒙古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中文译补本简介》，对其书其人加以介绍，刊登在上海《辞书研究》1987年第6期。二十年后，郝先生又把这个译本加以补充完善，题为《鲍培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语研究入门》，由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郝先生曾将此书惠赐笔者，并希望笔者再写一篇文章予以介绍。不想几年来诸事牵绊，竟未能动笔，深为歉疚。

　　正如蔡美彪先生指出，鲍培依据他对中古蒙古语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拟定了八思巴字蒙语元音和辅音的音值，对八思巴字文献的语音和语法特征做了全面考察，阐明了八思巴字音写蒙语的规则体制;有了鲍培的专著，加上近年来国内和国外如日本、韩国、蒙古、匈牙利等的新成果不断产生，研究者就都能顺利释读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字再也不是难解的“天书”了。

　　鲍培虽对汉语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不能直接利用和阅读汉语文献，难免使其研究工作有所局限，这也反映在他的专著中。郝苏民先生的译本经过再次修订，不仅改正了初版存在的一些错讹，而且纠正了原书中的少量疏误，补充了原书中没有的新资料，所附图版也更为清晰可辨，很适合国内读者。

　　再提一位不是“老头子”的外国学人-英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Andrew Christopher West(中文名“魏安”)，原来从事《三国演义》研究和版本学研究，199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三国演义版本考》，国内学者对此书评价颇高;1998年编辑了《马礼逊藏书目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版)。近年专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辽、金、元三朝文字。他提出八思巴字编码方案，经与中国、蒙古和其他国家学者研讨合作，八思巴文于2006年收入Unicode 5.0编码。最近他又提出西夏文和女真文编码，并已开发出相关软件。看来，对这些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也已进入网络时代了。

　　最后想说的是，如要从事古突厥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蒙文、满文文献的研究，最佳的入门书籍当推资深蒙古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 1929- 意大利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和芬兰学者芮跋辞(Volker Rybatzki)合著的英文著作《阿尔泰语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Altaic Philology)，该书写作得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洪金富先生资助，2010年由荷兰莱顿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

　　徐文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