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

我们需要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

郭于华

        转型社会学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要解析社会转型过程，要回答当前各种社会学问题，没有对中国社会通透性的理解、没有一种历史的视角是不可能的。通透性的历史的理解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洞察力和想象力。

        孙立平老师在“中国社会”的课堂上讲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课后有同学提问“大zhai or 大zhan是什么”？孙老师愕然。是啊，大学生不知道“农业学大寨”似乎不应该，可是，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不是有中学生把雷锋的殉职说成是“驾驶技术不好出事故而死”、把老师家长气得鼻子歪的事吗？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个“健忘一族”，不必说太久远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刚过去不到3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史前史”了，甚至更近一些的事件都在渐渐淡出民族的记忆，在亲历者的头脑中模糊，在后来者的印象中扭曲。说到记忆与忘却，我总是会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1984》中所描述的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这种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

        我总是感叹，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知识分子中还有顾准、李慎之、李锐等人，他们不仅仅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重压下保持了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思想，而且使全民族免于在暴力与屈从的泥沼中灭顶，使知识界免于全军覆没于灵魂的丧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还记得他们。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可耻的，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的、拥有最多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以及它的大转变。这个社会生成于前现代即传统的农业社会，经历了极为独特的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文明”半个世纪的治理，而今天又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过程之中。

        有人可能不同意“共产主义文明”的提法，毕竟“文明”这一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形态完整并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的文化与社会；然而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和标榜的社会难道够不上这样的“文明”标准吗？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孙立平反复强调的，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它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共产主义，无疑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人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在向何处去？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孙立平，2004）。

        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关注转型前的社会即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传统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三者交织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难以辨析，但却构成我们实际的学术和思想的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的原因所在。

        这几天网上的一篇《沫若祭》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对郭沫若没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趋附权势丧失灵魂的无行文人，可这篇祭文读后却让我心痛不已而且思索再三。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领袖号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诗发表……。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独郭沫若，还有老舍先生。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年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刘亚洲，沫若祭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253&extra=page%3D1）

        这篇祭文使我夜不能寐。究竟是什么样的治理技术，能够将人改造成这般模样？究竟是什么样的奴役，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在人的内心造成如此恐惧？能够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这当中的机制、逻辑到底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去破解吗？我们曾经有限地经历了那一幕历史，我们就有责任记录和解析它，并且让下一代了解它记住它。我们身为这个民族的成员，我们生于这样一个转变的时代，我们还是以社会研究为志业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破解共产主义文明逻辑的使命，至少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了。否则，我们民族经历的所有苦难将毫无意义，我们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白来这世上一遭。

                                                2005/3/11 于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