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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还是魔鬼:遭遇转基因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30 22:14:30 / 个人分类:老郭看民间

天使还是魔鬼:遭遇转基因

郭于华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3/8/25 B4版)

 

      伴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的步伐,作为生物技术革命前沿的转基因作物日益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讨论与争端诸如食品安全、生物安全、贸易、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频频出现在科技、经济领域,也成为政治、社会学术领域中纷争不已的话题。转基因技术被视为一种全球化的生物技术革命,而它在各个不同的国度,因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社会构成与文化传统,又遭遇到不同的反应,有着不同的命运。 转基因农作物的市场化推广导致了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集团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纷争和具有全球性震撼力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曾以“全球食品战” (The Global Food Fight)为标题描述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社会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反应及其利害攸关之所在。不难看到,这一生物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转基因”对于中国普通民众而言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即使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城里人当被问及有关“转基因”的问题时,也经常是一头雾水,语焉不详。然而这样一种高科技产品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却已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并且与我们的意识、观念、判断与选择发生了多方面复杂的联系。
      “转基因”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另一生物体基因组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这一技术称为转基因技术,在中国亦称为“遗传工程”、“基因工程”。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欧洲作为最大的抗拒转基因的团体与最大的转基因产品出口国——美国在该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当然这不仅缘于双方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方面有认识上的差异,更由于他们在此有贸易上的利益之争。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拒绝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中垄断优势的抵制。帕尔伯格的研究指出:欧洲农民与转基因作物保持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消费者害怕食用它们。尽管Nuffield生物技术委员会公布的结论指出: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食物对于消费都是安全无害的。然而这一专家的保证却因欧洲消费者的不信任而大打折扣,这部分缘于1996年的“疯牛病”恐慌,这一危机瓦解了消费者对于专家观点和官方观点的信任,这发生在英国公共卫生官员给消费者的错误保证——食用病畜的肉没有危险。尽管疯牛病与食物的基因修改并无关联,但由于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正是在1996年引入欧洲市场,因而导致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焦虑。在上述抗拒形成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NGOs)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公开的抗议活动导致有意义的合作并迫使政府妥协。1998年4月,布鲁塞尔停止了新的转基因作物在欧共体国家的使用和进口,同年欧共体还颁布了转基因食品的标签规定。这种反对力量在1999年扩大到欧洲以外的食物进口国家,如大豆进口量很大的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被证明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因为科学技术手段还未能达到确切地了解和控制插入基因的位置、表达状态和全部影响。在这种支持和反对双方都不能给公众一个明确保证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将只能是各国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制度安排、利益取向和文化因素了。而已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也只能交由消费者来辨识、判断,做出是否消费的选择。其前提是必须有清楚完备的标识制度,否则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完全无从选择。
      中国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背景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作为发展中国家,它是否如一些西方研究者所言对转基因采取相当独特的“拥抱”(embrace)姿态呢?回答中国如何反应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因其涉及到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首先,与美国农业和农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依靠传统技术的自给自足型农业,而非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依靠现代技术的市场竞争型农业;中国的农民是人口数量最大、组织化程度最低、政治力量最弱的群体,事实上构成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弱势群体。简言之,作为农业生产者,中国农民尚未与转基因农作物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也不构成相关决策中被考量的重要因素。
      其次,作为抗拒转基因产品最主要力量的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社会还处于萌芽时期,在制度的夹缝中相当艰难地生存。虽然真正属于草根性的NGO在中国并非不存在,但其数量和力量都十分微弱,在社会上构成不同声音及其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更是微乎其微。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高新生物科技的转基因领域是一个知识—权力空间,其中起支配性作用的是科学话语和科技强势的意识形态。生物技术专家的提倡和官方的正面态度会极大地影响普通民众的认知和选择方式。而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追求中,任何一种新事物,无论是某种制度安排,还是高新技术,只要与改善生存条件有关,只要有利于“发展”,便自然具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也同时具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处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中的消费者,实际上是外在于上述知识—权力场域的。即使通过转基因产品的标签制度将选择的权利交予消费者,他们就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吗?他们有赖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充足的信息吗?他们有选择的能力吗?更何况,科学至上的观念很容易使普通消费者对陌生事物产生要么盲信要么恐慌的反应,这在近年来的“珍奥核酸”事件、“脑白金”事件和前不久的“非典”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吃基因补基因”的说法简直就可以称为当代的“科学神话”乃至“科学迷信”。
      还有一种社会现实使公众对转基因缺少应有的关注,那就是当人们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中,眼前的、直接危及生命的危险——诸如毒鼠强中毒、各类食物中毒、农药化肥污染、水资源污染等等远比一种可能存在的、尚未确知的危险更可怕。
      公众能够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多元的、多样化的社会,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因而普通公众不得不处于知识—权力场域之外。
      欧洲人把转基因技术称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即作家玛丽•雪莱所描绘的人类创造出来而又无从控制的恶魔形象。转基因农产品,无论它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无论它是天使还是魔鬼,它已经来了,已经进入并且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世界,我们该如何面对它?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5-01-08


TAG: 魔鬼 天使 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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