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是话本还是拟话本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1-27 00:25:23

    “拟话本”这个概念,首见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元之拟话本》。鲁迅认为说话人所用的底本为话本,而“由作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的篇什为拟话本。鲁迅所出的举拟话本只有《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两部,今多视作话本。今天的文学史家不认为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把话本当做说话人口头讲唱故事的记录或模拟这种记录的故事文本。如日本学者增田涉认为,话本就指故事,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论“话本“的定义》,见《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2期)石昌渝也说:“话本小说不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是摹拟‘说话’的书面故事。它最初是记录‘说话’加以编订,发展下去它同时也采集民间传闻进行编写,还选择一些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某些作品加以改编。”(《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30页)袁行霈说:“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之为‘话本’。”(《中国文学史》第244页)按照这样的话本概念,鲁迅所谓“拟话本”亦包含其中,拟话本之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胡士颖认为:“话本是口头文学的记录,是民间说唱的记录”,“拟话本则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的书面文学,实际上就是白话短篇小说”。(《话本小说概论》第399页)周欣桥也说:“前者(话本)是在说话人底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极大地保持了民间文艺的风貌,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而后者(拟话本)只是模拟话本小说或说话艺术的形式进行创作或改编,应属文人创作的范畴。”(《话本研究二题》,见《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周欣桥把话本说成“在说话人底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关于说话人到底有没有底本,如果有这个底本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尚然悬而未决,就提出话本是对说话底本的加工,有悬空架屋之感,不能令人信服。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拟话本”从话本中区分出来,从来就没有人制定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恰如周兆新所言:“假如我们不把话本解释成说书艺人的底本,而是解释成故事书或故事,那么拟话本这个名称就应该解释成‘模拟故事书的作品’或‘模拟故事的作品’。然而,‘模拟故事书的作品’仍旧是故事书,‘模拟故事的作品’仍旧是故事,所以拟话本仍旧是话本。这样一来,创造拟话本一词就毫无必要。事实上,明代的短篇通俗小说,包括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当时都可称作话文或话本。我们如果置古人原有的称谓于不顾,另在‘话本’二字之前加一个‘拟’字,恐怕只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话本”释义》,见《国学研究》第二卷)

    就“三言”而论,120篇作品未经冯氏改编的旧篇本来就不多,(陈大康的《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把“三言”全部视作“拟话本”,倒也保持了文体一致性)而这些旧篇什也是过去某些文人依据说话或故书编写而成的,能够断定为早已存在的、原本是说话底本的一篇也没有,所以都可以称之为话本,无需再分出“拟话本”一类。正如吴小如所说,硬将“三言”的120篇作品分为话本和拟话本甚无必要,也不够严谨,“不如一律称之为话本小说”。(《谈谈话本小说的几个问题》,见《北京日报》19931229)然胡士颖先生不畏其难,推断“三言”中83篇为拟话本,但他推断的依据,温孟孚认为大多是“从作品的文字风格、思想情趣等方面下手”(《“三言”话本与拟话本研究》,第15页),而这些比较主观的标准,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他推断出的“拟话本”跟其他的话本也不存在文体上的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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