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师的不容易之处

带几个研究生，就当起了所谓的导师，有时候真的很无奈，既要把话说真说透说实在，又不能让学生受到挫伤，失去了对学科、对自己前途的信心。碰到悟性好的，打个比喻就他就明白了，碰到质地钝的，举三不能反一，也真的够累人、急人、烦人的。

最近又听一个学生说：中国民俗学研究还很落后，没有自己的理论，使用的外国理论是别的学科借来的，大多是过时的。这种说法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一方面显示了年轻学子不满足和想有所突破的劲头儿，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不了解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和现实而呈现出的内心困窘和失望。如果这种状况是由老师有意、无意之间造成的，老师就有必要帮助他们解脱出来。

说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仍然很落后，恐怕很多人难以接受。无论从历史纵向上还是国别横向上做比较，国内民俗学研究者群体之大、实力之强都不可小觑，尤其是最近几年、十几年获取博士学位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理论造诣、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上几乎全面超越乃师乃祖，令人刮目相看。在这里我不想罗列名字、著作和论文，但熟悉国内民俗学的人对此都如数家珍。如果不了解这些成就，而泛言中国落后于国际水平，对学生是一种误导。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民俗学已经多么令人满意，而是说，对比之下我们的学科取得的进步应该充分肯定。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把民俗学太当回事，边缘性学科，大家的处境都一样。我们这些年的进步具有“补涨”的性质，而在我们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有些国家不进反退，因而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认为外国的民俗学如何好，而我们如何差或者落后，——这不是诚实可信的说法，造成的负面影响必需纠正。

作为一个老师，当我们向学生“推销”一种理论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对学生说清楚这种理论的来龙去脉，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优势在哪里，有无明显的不足，如何扬长避短。同时，也有必要告诉学生，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有怎样的关联。最不应该出现的是，把自己喜欢的理论强调到极致，用天花乱坠的语言来描述它，同时把其他各种理论都说得一无是处，不是过时了，就是错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把自己的偏见和狭隘强加给学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当老师说一个理论过时了的时候，他有必要向学生阐明这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分析其产生背景、根源，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效果如何，以及它遭到了哪些反诘，它的精髓部分是否已经被颠覆或被其他理论所吸纳。譬如，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理论，遭到多家批评，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批评，否定了他的原始人类心智缺陷及“原始思维”的前逻辑性、混沌性等谬说。这个理论的主要持论遭到否定，所以它已经过时了。再譬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各种民俗文化皆有其功能，曾经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功能主义的理论精华被后起的各种理论所吸收，各家都注意到功能要素的分析之后，功能主义自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它也过时了。再譬如，图腾主义，强调氏族社会对图腾动物的崇拜及其在当代社会的遗存，经过列维-斯特劳斯《图腾主义的终结》一文的分析，指出图腾主义的理论内核是空虚的，它的所有内容可以用“动物象征主义”这一概念来取代，为这一理论画上了句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理论遭到了后人的批判，但其某些合理成分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如弗雷泽的《金枝》受到多种指责，但书中揭示的巫术原理，至今仍是研究巫术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我们不能笼统地说《金枝》已经过时了。其实，它仍被很多大学列入人类学、民俗学的经典书目。

当然，有些已经落伍的理论，仍被国内某些研究者所操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样的研究者不能代表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水平，因而不能因此断言中国民俗学研究很落后。

作为研究生导师，我们要让学生具备坚实的、开放的知识结构，不但要有贯穿古今的资料搜集和阅读能力，还要有广大的、多样的理论视角。老师首先不能有理论上的门户之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然后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个个都变成井底之蛙。我们要谦虚地对待各种国内外理论，向学生客观的、细致的介绍这些理论，解剖其内在结构，分析其合理与不足之处，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比掌握一门时髦理论更加重要。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够自主选择和运用所需要的理论，而不是盲目追随某种理论。把学生培养生盲目追随者，是老师的巨大失败，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让学生全面接触和清楚辨析各种理论，比给学生下一系列模糊的结论更有意义。给学生多鼓劲，让他们坚定学习信念，是老师的责任。为人之师，孰言其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