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向萧放教授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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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霄冰 发布于2010-01-25 05: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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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 给萧放先生文章补充一点史料
1995年5月6——9日,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民俗论坛”在北京门头沟举行。作为一个“边缘人”,我没有事情做,就与妙峰山乡乡长李春林合作参与策划妙峰山庙会的事。举办“论坛”是我的情意中事,邀请研究民俗的朋友凡四十人假西郊的一个打靶场,举行以庙会为主题的学术研讨。论坛开会之日,正是庙会开山之时。正是这次会议,圆了钟老先生一生要上妙峰山的夙愿。那天上山的学人中,除了马学良先生外,还有周巍峙前辈,著名演员于是之,老舍之子舒乙等。那天,我们在山下涧沟村前的停车场和山顶上都留了影。如今钟、马两位前辈都已做古,在此记下这段往事。
我请钟先生在论坛的开幕式上讲话。他的学生程蔷提问:历史民俗学能否成立?钟先生在讲话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的另一位学生杨利慧为其记录并整理成文《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经先生审阅后收入我所主编的《妙峰山。世纪之交的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2月)一书中。关于历史民俗学部分的论述如下:
(三)“历史民俗学”的成立
“民俗学”,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民俗诸学科”,就是说它里面可以包涵很多分支学科,比如民俗理论、民俗史、神话学、故事学等等。这次的民俗研讨会中,有位同志提出可否建立“历史民俗学”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处理的是不是历史民俗现象,或者是否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民俗现象。如果有上述两种情形,那么,这种支学就可以成立。历史民俗学,应当包括民俗志、民俗史、民俗学史以及其他有关著述。它与神话学、故事学等一样,可以成为民俗学的一个支学。现在日本有一些学者,主要从历史角度去探讨民俗,自称其所著书为《历史民俗学》。他也被称为“历史民俗学家”。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学者,将来学科发展了,也许自然地要出现吧。
此段历史插曲,可作历史民俗学建设的一小史料。写在这里为萧放君略做补充。
刘锡诚 2008年3月4日
- 王霄冰 发布于2010-01-25 0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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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陈纹珊] 中国民俗文献史的整理与研究综述
我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大量的民俗资料在众多的古籍中都得以记录和保存,这些文献记录是我们了解古代人民的民俗生活事项的珍贵资料,因此对它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近20年的民俗文献史的整理与研究显现出阶段性的成果。
一、先秦文献中的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先秦时期是中国礼俗文化交融的时代,尚未出现专门论俗的文献,人们有关习俗的论述散见于诸种先秦典籍中。陈永香在《略论先秦时期对民俗的认识和资料的记录》(《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10期)中列举了先秦时期记载民俗资料的重要文献并作了简要的分析,同时也探讨了诸子百家对民俗的认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先秦的民俗文献的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总的概括。
《山海经》自古以来即被认为是一本奇书,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等等。对于民俗学来说,它有着特殊的价值。《山海经》是保存中国古代神话最多的文献古籍,同时也对古代民俗生活事项多有记载。张紫晨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中概括总结了《山海经》民俗学价值,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在古山水的记述中保存了服佩、信仰与禁忌、祭祀等民俗;二是在山海图说中保存了医药和巫术等民俗;三是在山、海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神话。
孙致中的《凿齿中容雕题贯胸——<山海经>“远国异人”考之三》(《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从民俗学的角度作了考释,而宫哲兵的《羽民、穿胸民、凿齿民与南方民俗——<山海经>奇谈的人类学诠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 2000年第3期)则运用人类学比较、还原、重构等方法对其进行了阐释。表现出了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体现出方法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所著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他从当时人思想观念出发,认为当时人存在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野,内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日常世界,外部世界是陌生的怪诞世界。刘宗迪的博士论文《论<海外经>与<大荒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从人们相对忽视的上古历法制度的角度对《山海经》上述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文中多有新见,是近年来《山海经》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出版社,1991)、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王善才《<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等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古代民俗。
《仪礼》是先秦的重要礼书,其中有关礼俗记载甚多,如冠婚礼仪、服丧制度等。于永玉在《论<丧服>中的血亲关系》(《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中认为《丧服》并不仅仅是谈为死者服丧穿什么衣服,服丧多长时间,它是周代丧服制度的完整记录,它明确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思想,并多次透露了周代社会的渊源。作者试从《丧服》中的血亲关系入手,来研究周代社会的特征。而丁锭在《<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4期)中对《仪礼▪丧服》中的丧服制度的记载提出异议,并通过先秦其他文献的记载比较来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并指出存在差异的原由:作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仪礼▪丧服》所记述的丧服制度已经经过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其中已加入了加工整理者的一些主张和理想,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载则往往是当时实际实行中的丧服礼俗;另一方面,可能还与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有关,由于《仪礼▪丧服》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者对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加以编定整理的结果,其内容相对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实行的丧服礼俗肯定有滞后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诗经》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统治者是为了了解民风民情,而采集编纂而成,因此记载了先秦时期大量的民俗生活事项。近年来对《诗经》的研究也是多方面的。《国风与民俗研究》(徐华龙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是一本研究《诗经▪国风》的专著,通过“国风”中的诗歌来看先秦的风俗,作者的理由认为“国风”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先秦时代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而民间歌谣中保存了人民群众的各种风俗习惯。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文论集》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指出:“如同苹果树上开花似地产生在人民口头的歌谣,即使没有别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感情。”作者通过“国风”中歌谣的记载分别论述当时的生产、交通、居住、饮食、服饰、审美、歌舞、崇拜、祭祀、婚姻、生育等问题。作者同时引用一些记载于史书和诸子文集中的部分歌谣,作为“国风”的重要补充,对于“国风”的研究,除了对内容的分析,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以及尽量多的采用我国现有少数民族至今尚存的一些风俗习惯作为比较,来认识当时的风俗。如魏秀艳的《<诗经>风诗的地域与民俗》(《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汉文版)》2000年第3期),即考察了《诗经》中风诗的地域及其所反映的民俗,认为十五国风全部产生于黄河两岸,这些诗歌反映了中国古代多方面的民俗现象,作者对这些现象作了简要的剖析。高宇在《从<诗经>看周代的服饰制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中则探讨了周代服饰制度的确立年代以及周代服饰的质料、式样纹饰以及色彩,作者同时还认为周代服饰是一种整体配合,包括头衣、体衣、足衣以及韨、带(大带、革带)、佩玉等有关附件。白显鹏的《<诗经>束薪与上古婚俗》(《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从束薪这一上古婚礼中的物品入手探讨了上古婚俗,认为在原始礼俗中,束薪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象征婚姻的礼仪,因此《诗经》中凡言束薪处都与婚姻有关,是一种抽象化的象征仪式。刘初棠在《<诗经>婚制、婚俗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中通过《诗经》中的记载探讨了殷、周之际的婚制和婚俗,并认为殷商的婚制还停留在亚血族群婚制的阶段,而周民族则摆脱了母权的阴影,确立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对偶婚制。作者进而得出这种婚制的不同在周朝取代殷商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诗经》和《仪礼》两部先秦的典籍,李炳海在《先秦新婚习俗的多元性及其演变》(《学术论坛》199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二者有关的婚俗的记载做了比较研究。作者首先考证,《仪礼▪士昏礼》中对新婚仪式部分的记载反映的夏文化的特点,记载的是夏族的迎娶习俗,而《诗经》新婚诗的构成因素则要复杂的多。作者认为从文化结构上看,先秦新婚习俗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它出自多个部族,是多种形态并存,而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在反映先秦的新婚习俗时,《诗经》的涵盖面较大,而《仪礼▪士昏礼》却很窄。
《论语》是古代儒家经典,它除了有关统治哲学内容外,其中有诸多礼俗内容。黄耕在《试论孔子的民俗思想》(《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1期》从当时的民众生活和孔子礼学思想的角度来探索孔子的民俗思想:孔子的民俗思想脱胎于他全部的礼学思想;孔子感受到民俗的伟力,重视民俗的社会生活职能;孔子重视民俗的教化作用,提倡移风易俗;孔子的民俗思想富有实用理性的特色。万丽华在《孔子的丧葬思想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从孔子丧葬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具体内容以及社会意义等方面作了专项研究。作者指出孔子的丧葬观始终重视仁这一实质内容,具体表现为礼敬仁爱、哀而有节和礼称其情。孔子上述的丧葬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功能:一是维护等级制度,强化社会分层;二是增强家族及亲属系统内的团结、凝聚力;三是促进邻里关系的融洽。
《庄子》是先秦的重要著作,《庄子》中不仅有丰富的民间寓言,同时庄子有关民俗的认识也引起人们的注意。马启俊在《试论<庄子>的民俗观》(《六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中认为《庄子》对先秦民俗有多层次、多方位的反映,对当时的民俗有着严肃的批判,对理想的民俗社会有着大胆新奇的设想和热烈的追求向往。作者通过分析作出总结:庄子从从改革社会,变化民风的角度出发,非常重视民俗的社会功能和考察政治得失的作用;庄子强调民俗对社会成员的巨大影响力和规范制约作用,以及统治阶层与上层文化对民俗的特殊影响力,认为统治者的思想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民风的好坏、民俗的美善与丑恶;同时认识到民众个人在民俗传承与变迁中的能动作用,重视下层文化对民俗的影响;庄子还认识到民俗有时代、地域、民族的差异性,并重视不同民俗间的交流、借鉴与改造。
屈原的《九歌》,以其不朽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学士,然而对于《九歌》的理解却各有千秋。林河的《<九歌>与沅湘民俗》(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90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对《九歌》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探讨,且每一篇分析的结构相似,以对《东君》的分析为例,作者分别探讨了《东君》的正文与白话译文,《东君》注释于民俗考证以及其体现南楚的太阳神崇拜。
《日书》中反映了不少秦代的民俗,它是一本直接反映秦代中下层民众文化心理的时日占侯之书。王桂钧在《<日书>所见早期秦俗发微》(《文博》1988年第4期)一文中从信仰、习尚、婚俗及贞节观等方面对《日书》作了探讨。晏昌贵梅莉《楚秦〈日书〉所见的居住习俗》(《民俗研究》2002年2期)探讨了战国时期的居住习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相宅占卜已相当普遍,对房屋的兴建有很强的时间规定,并且大多表现为对选择时日的否定性规范。
二、汉唐文献中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汉代是中国文化奠基的时代,汉代文献中有关民俗文化的认识与记载较先秦更完整丰富。曹晋的《<淮南子>的民俗学价值》(《民俗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在汉代政治统一,国力雄厚的时代背景之下,《淮南子》表现出宏博通达的民俗观,体现了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作者认为《淮南子》的作者已能从地理中的自然与人文的因素去理解不同地域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和差别,也就承认了不同地域环境对人种、民族的影响是有别的,当中必然包含对各种族的尊重,不存在种族的优劣。作者还指出《淮南子》全书载录了许多神话、寓言、民俗事项,具有珍贵的民俗史料价值。
《史记》是一本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历史文献,同时因为其作者对民众文化认识的关系,它又有着突出的民俗学价值。郭必恒的《<史记>之民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论文)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史记》的民俗价值。作者从《史记》中民俗资料、历史人物和司马迁民俗思想三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史记》研究的新概念,如《史记》中历史人物传说生成研究、《史记》历史人物传说群研究、史传文学使用传说角度研究等等。徐晓青和邓文琪的《<史记>与汉代民俗》(《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民俗调查始于司马迁一生中20岁时的第一次漫游,作者总结此番调查有四个特点:一是有目的有重点的调查;二是不仅知其然,且探究其所以然;三是亲自参与民俗活动;四是不畏艰难险阻。此后还有几次利用公务之便调查民俗,作者认为这种方式在古今中外都是民俗调查的一个重要方式。最终这些调查成果集中体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并散见其他篇章中。作者分析司马迁站在“人的特性”这个高度研究中国民俗。最后作者探讨了司马迁对为什么要研究民俗以及民俗的功用是什么的见解。林荣琴在《试析<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中的风俗地理思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二者多角度的体现了风俗地理思想,即风俗的形成和延续因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具有区域差异,因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具有相对变迁,并且这两种因素是同时影响、共同作用的。风俗在形成之后,其特征还具有相对稳定性。
《风俗通义》是古代第一部以风俗作为标题的著作,它重点讨论汉代及其以前的风俗制度。张汉东在《<风俗通义>的民俗学价值》(《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民俗学价值:第一,以民间文化知识为取向的风俗视野;第二,其体例决定了它是一部研究性及强的民俗研究专著,其研究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阐述民间文化知识的求实性的研究,一类是明显带有政治思想倾向的批判性研究,一类是以教化为目的的褒贬评论性研究;第三,指出《风俗通义》的以“辩风正俗”为宗旨的民俗观。
《荆楚岁时记》是六朝南朝时期成书的重要岁时民俗专书,它首次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岁时节日民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本书的辑佚整理出现了较多的成果,对于它的民俗内涵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主要著作有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这是一本从民众时间观念的角度看待古代岁时记的学术研究成品。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盛大的朝代,中外文化发生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何英在《从<大唐西域记>看唐代西域民俗》(《新疆社科论坛》1998年第3期)中分别从经济民俗、人生仪礼、游艺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等几方面探讨了《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唐代西域民俗,作者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荟萃这一西域的主要文化特色影响着西域的民俗,使其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唐代是诗歌的世界,以诗咏俗是常见题材。何立智等著《唐代民俗与民俗诗》(语文出版社,1993)以生产民俗、消费民俗、社会民俗、节日民俗、信仰民俗、游乐民俗、边塞民俗等分类编排唐诗,并予以注释,因诗记俗,以俗解诗。李浩《<四时纂要>所见唐代农业生产习俗》(《民俗研究》2003年1期)中通过对该书的相关内容研究,论述了唐代农业生产习俗。
三、清代文献中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宋明时代的文献民俗研究成果较少,清代却受到人们的重视。西敬亭、于桂英二人的《从<庄农日用杂字>看鲁中的农作和民俗》(《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描绘了《农庄日用杂字》中记载的鲁中生产民俗。作者指出《农庄日用杂字》八篇中的前四篇较集中地反映了鲁中一带的农村生产秩序、耕作技术;后四篇突出了清朝中期山东省的民俗,特别是娶迎篇与新年篇。王振中在《<朱峙三日记>所见晚清武昌县民俗及其变迁》(《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中则分析了晚清武昌县民俗及其变迁。王振忠在《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中以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凤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结合新近发现的一批文书资料,对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习俗进行探讨。王振忠所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是其近年对徽州民间社会研究的成果集萃,其中对明清徽州地方民俗多所论述,值得一读。吴仁安在《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通过清代的笔记、家乘、方志等史料全面的描述了清代江南若干区域社会生活及其时尚,江南的婚丧、饮食及服饰和岁时节令风俗。
《聊斋》是清代志怪的作品。蔡国梁的《<聊斋>反映的清初民俗》(《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分别从宗教、神祀、盟誓、圆梦和卜卦这五个方面论述了《聊斋》反映的清初民俗。于天池在《论蒲松龄的民俗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中继续探讨了《聊斋》的民俗资料的记载情况。如《聊斋》中有一整套关于幽冥世界说明和各种精怪木魅的传闻和记载,也有关于自然界某些灾异现象的民俗记载,更多的还是反映农村中现实生活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民俗。作者指出《聊斋》所反映的民俗是广泛而深入的,呈现出自身的诸多特点:首先,它对民俗的反映不是历史学、考据学的,而是美学的,文学的;其次,它所反映的民俗是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对象;最后一点则由于蒲松龄的籍贯决定了《聊斋》所反映的民俗主要是我国北方农村的,尤其是蒲松龄家乡淄川一带的真实反映。
胡文彬在《<红楼梦>与清代民俗文化》(《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1期)中指出清代民俗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特点:一是在民俗的民族性方面,满汉民族相互交汇,互相吸纳,走向融合;二是南北民俗的互动与融合;三是西学东渐,中外文化碰撞,外来民俗文化渗透到华夏民俗中;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民俗所具有的典型性,亦即多元性是前所未有的。接着作者分别探讨了《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与特点和它民俗描写的价值。
民风民俗不仅仅可以从民间学者文人的记述中去了解,而且从官方的公文中,我们也可以窥探一二。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表在《历史档案》2002年1、2期上的《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下)》,则是从其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录部分有关史料,其中反映了乾隆初年部分地区的民情社情。这些搜集、整理的资料成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清代风俗的窗口。
(原刊《民间文化论坛》2004.6)
- 王霄冰 发布于2010-01-25 0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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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 介绍几本民俗史志
《荆楚岁时记》
南朝梁人宗懍撰,隋朝杜公瞻作注。它是中国民俗文献史上第一部系统记述地方岁时民俗的著作。全书以岁时节令为纲,逐节记述相关节俗内容。在岁时节俗的记述中,本书注意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现世的岁时民俗记录,这是本书首要内容,;二是引证历史文献,讲述习俗来源;三是简略的习俗评价。从《荆楚岁时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古代学者的民俗观念与民俗记述方式,也能从其记录的珍贵资料中感受到古代民众岁时生活的真实情景。《荆楚岁时记》是中国古代民俗学史上一本少见的具有较高认识价值与资料价值的著作。
原书宋元之际亡佚,今有多种辑佚本。主要的版本有两种:一种是《广汉魏丛书》本,此本辑佚谨严,但有脱落、缺失;另一种是《宝颜堂秘笈》本,此本内容明显多于前本,但个别条目还须斟酌。(萧放)
《两京新记》
唐韦述撰,是记载唐代长安、洛阳两大都城地理、历史、民俗的专门著作。韦述是唐代博学多识的大学者,著书甚富,《两京新记》为其中之一。原书五卷,见《宋史.艺文志》。传至清代,存世仅其中的第三卷。第三卷记述长安部分,对长安东西南北的坊市、寺院、道观、祠庙、公廨、住宅、园林,依次叙述,对其建置过程、历史情况以及人物掌故等一一介绍。本书对于研究长安都市结构与社会生活习俗具有参考价值。该书以日本《佚存丛书》为底本,国内现有粤雅堂丛书本与崇文书局正觉楼丛书本。(萧放)
《岁时广记》
宋朝陈元靓撰,它是一本古代岁时民俗资料的汇编。全书四十卷,前四卷记录春夏秋冬概况,后三十六卷按照岁时节日的顺序记述编排各类岁时节日资料。本书辑录与记述的内容广泛,包括岁时生产、社交、饮食、婚姻、禁忌、信仰、娱乐等方面。本书引用的是南宋以前的文献资料,有些文献今天已经亡佚,因此对于研究南宋以前的岁时民俗来说,是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如该书卷五“忌针线”条,引宋人著作《岁时杂记》:京师元日皆忌针线之工,故谚有“懒妇思正月,谗妇思寒食”的说法。这些就是民俗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有《十万楼丛书》本与<《学海类编》本,因为流传较久,书中有个别讹误处,值得辨正。(萧放)
《帝京景物略》
明刘侗、于奕正著。是一本记述北京风土景物的著作。作者写作态度严谨,注重实地踏勘,事一不详,不敢下笔,语一不妥,不敢成文,经过二人的精心推敲,最后写成了一部内容详实,文笔晓畅的著作。本书重在记述明末北京山川、人物、园林、风俗,全书八卷,以城市地理空间为基本记述单位,依次记述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外、西山上下的名胜景观与风土人情,兼及畿辅。依景说事,因物传文是本书的特点。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它对城市生活的记述,如卷二“春场”一节,对明代后期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的记载十分完整,有着很高的民俗资料价值。本书在明朝崇祯八年(1635)已经刊印。北京古籍出版社1963年出版。
《帝京岁时纪胜》
清朝潘荣陛撰,是记述清朝前期北京都市岁时民俗生活的著作。全书不分卷,从正月到十二月按月叙述京城岁时民俗。以正月为例,有元旦、进春、春盘、星灯、喇嘛打鬼、天诞、琉璃厂店、上元、三元、烟火、走桥摸钉、岁时杂戏、燕九、填仓、禁忌、时品等,举凡岁时令节、风土景物、典仪盛况,无不记述。本书注意当代民俗的记录,如说到京城元旦拜年习俗时,引用俗语,“新正拜节,走千家不如坐一家”。本书首刊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后收入民国《北平史迹丛书》。北京出版社,1961年出版。(萧放)
《清嘉录》
清朝顾禄撰,是记述苏州岁时风物的专门著作,是古代岁时民俗著作中的翘楚。全书十二卷,一月一卷,每卷记载当月的岁时风俗,如节令物品、市肆好尚、农谚山谣、岁时仪式等,以十二月为例,有跳灶王、跳钟馗、腊八粥、年糕、冷肉、送历本、叫火烛、打埃尘、年物、年市、年夜饭、守岁等四十余项,内容十分丰富。书中还大量引用相关文献,以叙述岁时节日习俗的源流与苏州以外吴越其他地区的岁时习俗表现。本书初刊于道光十年(1830),很快传入日本,有日本天保八年(1837)覆刻本;清光绪年间有《啸园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86年、1999年出版有校点本。(萧放)
《中华全国风俗志》
胡朴安撰。是以全国为记述范围的民俗志著作。全书分上下两编,各编按省分述各属下府州县风俗习惯。上编摘自历代的史志、笔记、文集,下编抄自近代报刊、杂著。两编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将散见于历史文献与近代报刊中的有关风俗民情资料加以抄录整理,并适当地予以题目标识,给人们提供了使用材料方面的便利与研究的资料依据。下编对于人们了解近代社会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86年与1990年出版了本书。(萧放)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尚秉和撰。全书四十四卷,本书是对历代社会风俗事物的考证叙述。从本书的撰写体例上看,它依类叙述,在横陈门类的同时,纵述历史演变。它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习惯与生活情状,本书涉及的范围广泛,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信仰、禁忌、娱乐游戏、物价、赋税、家庭等,是中国风俗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本书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萧放)
《新年风俗志》
娄子匡编著,此书是一本现代新年习俗调查资料的汇集。它记述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13个省共27个地区的新年风俗。原书由顾颉刚、周作人、爱堡哈特和作者本人作序,书中所辑的各地新年风俗对于岁时民俗史的研究有参考价值。原书系平装本,周作人题写书名,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出版。作者自序中说:“新年的风俗委实是耐人兴趣去探采,更是我们伟大的国土中所流传的各地不同的多量的风情。从它(新年)底行事提出某一个仪式和惯例,那就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值得探讨的课题。”(萧放吴静瑾)
以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俗卷所写辞条
- 王霄冰 发布于2010-01-25 06:17:25
-
几个问题
读了这几篇文章,收益非浅。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 《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受到容肇祖先生的好评,为什么钟先生本人却不甚满意?他自己对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评论?
2 像《诗经》、《楚辞》、《论语》、《史记》这样的文学、哲学和史学作品,该如何当成民俗学的资料来使用?法国学者葛兰言(又译格拉耐)的《诗经》研究曾受到很多欧洲汉学家的批评。他用宋儒的阐释,加上当代的民俗资料,来演绎《国风》中所反映出的古俗,这在史学家眼中,是一种十分不严谨的治学方法。我们该怎样替他辩护?
萧放教授或哪位知情者能否帮忙指点一下迷津?
- 施爱东 发布于2010-01-25 09:25:06
-
乖乖。
这么多,这么大的问题,足够萧放两堂课来解释,要他打几行字就说清楚,定要苦死萧放了。西瓶姐姐真狠哪!
我且作壁上观,看萧放那厮如何作答。
- 王京 发布于2010-01-25 22:16:35
-
俺们家西瓶,讲究的就是一个“稳准狠”。
同待萧放老师解疑!
- 叶涛 发布于2010-01-25 23:47:46
-
钟老关于历史民俗学的倡议,萧放兄用力最勤。以我之见,世瑜兄虽然口上不说,但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烦请世瑜、萧放二兄在此版块另辟一话题,针锋相对,说道说道,我们也好用心领会。
王京是不是给两位清理一下场子,静候他们登场吧。
- 王霄冰 发布于2010-01-26 00:06:34
-
西瓶自语
奇怪,我本来如此温柔诚挚的提问(请教),怎么到了他俩的嘴里,都变成一个“狠”字了?QUOTE:
原帖由 王京 于 2010-1-25 22:16 发表
“乖乖。
俺们家西瓶,讲究的就是一个“稳准狠”。
同待萧放老师解疑!
这么多,这么大的问题,足够萧放两堂课来解释,要他打几行字就说清楚,定要苦死萧放了。西瓶姐姐真狠哪!
我且作壁上观,看萧放那厮如何作答。”(施爱东)
- 王霄冰 发布于2010-01-26 00:08:28
-
东瓶快干活呀,JJ搬板凳去也
QUOTE:
原帖由 叶涛 于 2010-1-25 23:47 发表
钟老关于历史民俗学的倡议,萧放兄用力最勤。以我之见,世瑜兄虽然口上不说,但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烦请世瑜、萧放二兄在此版块另辟一话题,针锋相对,说道说道,我们也好用心领会。
王京是不是给两位清理一下场子 ...
- silver 发布于2010-01-26 00:44:50
-
From: xiaofang
To: Bamo Qubumo
Sent: Monday, January 25, 2010 10:44 PM
Subject: Fw 也向萧放教授取经 - 他山之石 - 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 Powered by Discuz!
巴莫你好
我看到王的问题,但不能贴东西,文字不能上传,所以请你帮助,所以用我的名义贴上去。感谢!
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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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各位,我刚刚才打开邮箱,这就代萧放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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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历史民俗学的理由及相关问题的回答
萧 放
提倡历史民俗学理由:第一是要补充仅靠田野访谈的不足;第二是重视以前历史学忽视的基层社会民俗事象、历史民俗学是在历史学与民俗学两个学科的交叉处工作,不存在跟着历史学跑的问题,也没有与田野调查的民俗学较劲的意思。只是多一个学术维度,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字发达的文献大国有它的用武之地。我的论文经修改后将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到时欢迎讨论批评。但不要简单说跟在谁后面,霄冰以为然否?
问题一,没有听到钟先生对于自己这篇文章的不满意回答。这是他早年的学术实践。
问题二,民俗学是对民俗生活文化事象的研究,历史社会中同样存在民众习惯性的生活文化,并且它们常常构成我们今天所见生活文化的历史源头,比如,我们的年节仪式,家人团聚、举杯庆贺、拜年等等,从汉代以来就如此。对民俗传承演变的研究当然要有历史的眼光,而对历史时代的民俗事象的认识,就必须依赖历史文献。而古代社会向来有重视民俗民风的传统,《诗经》就是周王“陈诗以观民风”之作,所以在历史文献中有较多民俗事象的记载与评论毫不奇怪。除了《史记》大量汉代及以前民俗资料之外(《货殖列传》就保存了较多的区域生计、民性、民信、民知的资料),还有《风俗通义》,当然正统文献较多是上层视角,但毕竟给我们保存了历史时期的民俗资料,何况也有较多专门记载民俗生活的文献。中国文化是一个连续的文化,中国人的生活传统悠久绵长,我们不仅在精神上累积了厚重的传统,我们的先人还将它们写进了各种文字文献、图像文献、或者器物之中,对历史民俗研究就必须从各种传世文献中搜罗资料,我们以民俗学的视角看待它,不管它被前人分到何种部类中。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对于我们今天历史民俗学研究来说,可以借鉴。
问题三:葛兰言的诗经研究,为传统诗经学打开了新的局面,将诗经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理解,让我们看到了诗经时代的文化生态,他追求的是心灵与精神的真实,追求的是文化理解,这不是一般考据派所能理解的。作者之所以引入现代资料目的在于要“活化资料”,他有许多界定,有自己运用现代资料的原则。我觉得,无论今古,人性如一,今天的古朴生态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与早期有类似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人的生活。就像妙峰山庙会,今天人们追求政府承认的“非遗”,与清代追求的“皇封”,形式上类似,且最终动机如一,就是有一个传统的合法化,民众为自己求一个表达的空间。所以我们通过今天庙会动力的研究,也可说明传统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能看起来科学的手段,学科的界定去局限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文字发达、历史没有中断的文献大国来说,历史民俗学尤其有成立的必要,钟先生晚年的体会是有道理的。
- 施爱东 发布于2010-01-26 00: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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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0-1-26 00:06 发表
过去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那边,有一个马甲叫“温柔的思想”,另有一个马甲叫“温柔一刀”。
奇怪,我本来如此温柔诚挚的提问(请教),怎么到了他俩的嘴里,都变成一个“狠”字了?
...
那个温柔的想想,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
这个温柔的小刀刀,我们一直不知道是谁,
不过现在好象有点眉目了。
- 施爱东 发布于2010-01-26 00:53:14
-
QUOTE:
原帖由 silver 于 2010-1-26 00:44 发表
很是。
就像妙峰山庙会,今天人们追求政府承认的“非遗”,与清代追求的“皇封”,形式上类似,且最终动机如一,就是有一个传统的合法化,民众为自己求一个表达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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