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麻国庆:人类学所理解的传统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1-05 00:57:20

人类学所理解的“传统

作者:庄孔韶 麻国庆

信息来源:中国民俗学网/民俗学论坛


         

庄孔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确立新传统的基石

  一个文化传统的时空持续状态,依人类学的见解,叫做延续性的文化适应,而常常是相对持久和相对稳定的文化适应,这是长久濡化的结果。

  在当代世界,交叉文化状态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各地的族群与文化,造成了不同规模的涵化状态。涵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和双方发生的文化变迁。其间,同时发生文化传统的变异,它包含文化的中断,误读,期待,抵触,混合,整合,替代等现象。当代影响文化传统延续性的因素,最常见的涵化还和强势文化的主动切入与第三世界地方弱势文化的被动应对相关,以及同地方政治意识形态重构,制度与政策选择,对经济模式转型的判断与实施,以及文化传统习俗在何种程度上得以保存密切相关。

  应该说,长久铸造的文化传统总会渗透在被认为是新制度,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新道德的社会生活中,因此,传统之“新”与“旧”实无严格之界限,即所谓传统在有限的社会变迁中如影随形,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固有文化仅仅是换了新装而已。例如,中国在几十年间造就的国有企业文化特色中,标举道德情操的“德治”根源体现在精神培育总是先于管理;企业注重政治本位,受制于上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而政治本位和行政干预有悖于经济规律;注重人事关系总是凌驾于经营之上,而关系网络又和优化管理相抵牾(依郎咸平)。显然,上述提炼出的国有企业的三大文化特色均属古代文化传统在今日的延续性表现,所谓新颜旧貌之谓。那末,今日国企改制的当下,其旧有文化体制下形成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传统对于如今企业市场化和效益化的目标有着怎样的调动或阻碍作用?尚不能一概而论。各地企业的目标明显联系着效益,而效益则联系着地方文化观念,所以世界上卓有成效的企业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制度。如是说,调动地方知识与文化传统和现代商业规则相整合是可能的,这将是新旧传统能否恰当整合以推进改革的重要的观察点。

  同缓慢的内在变迁状态不同,当代出现了全球垄断性的市场经济与强大的外来制度,政治,文化之入侵,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针对地方文化的消解性。因此,第三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诸多文化传统,即从语言到民俗的文化传承均岌岌可危。这就是说,国家经济的改革选择方向不只是关系到经济的前程问题,也关系到传统文化的存留问题,甚至涉及未来会不会出现文化替代的危机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正是处于在外来文化强大影响的态势下如何在内部评价和选择文化传统的不同成分的时代;也正是处于许多不同的文化特质进入一个开放的大国的现存制度的时代。因此,此时的文化适应实际上是如何造就一种新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该体系不仅是对风俗,信仰,制度等的再解释,也包含着目标与价值,行为与规范的再取向。世界上诸多濒临灭绝的无数小民族消亡与文化替代的民族志记录早已表明,文化替代不仅是先在传统文化的全部消亡,而且意味着以一个文化的族群认同感意义上的生命损伤为代价;这是不足取的。日本等国则不然,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日本在语言,传媒,技术,工艺,经济等方面对其他文化的广泛借鉴,又不失其基本的文化传统。

  显然,最好的经济不是替代性的经济,世界民族志还记录到,经济替代还意味着接续的文化替代,以及先在传统文化的全部消亡。最好的经济应是文化适应的经济,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工具箱”和地方文化“工具箱”都不是可以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关键在于我们今日如何挑拣外来的经济工具成分,以及本土文化工具成分,并加以整合,新传统才可以在挑拣过程中树立起来。

  然而,中国树立新传统的选择过程一直在考验当政者及其智囊班子的科学评估与文化理解的水准,他们在何种程度上重蹈或抑制单纯的科学标准,以及他们应如何加大对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本的珍惜。二者能否良好地整合,无疑是新传统确立的重要基石,缺一不可。

   

麻国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三种传统

  庄老师刚才讨论的问题,和我要讨论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我想讲三个传统的问题。对于传统的反思,从三个方面讨论我觉得可能会全面一些。一个是关于社会的传统,一个是关于文化的传统,第三个是关于民族的传统。在讨论到社会的传统时,很多人可能说这个社会是个断裂型的社会。但在社会结构层面,中国的民间社会是个延续体,并没有形成断裂。社会结构的延续性,事实上是我们讨论社会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可能在多民族聚居的社会里面,文化可能汉化了或同质化,但社会结构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整个中国的状况,我以为非常有效。社会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触摸一个社会基本的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文化传统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里面文化传统的延续也不存在完全断裂,而且它和一定的社会结构连在一起。我在1999年和2000年在朱子的故乡做调查,当然有个基本的前提:在朱子学比较发达的地方,它的宗族组织和祖先祭祀是非常发达的,而且其中保留了很多传统因素。我也写过一篇文章《理学传统与当代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在日本发表。在这种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影子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裙带关系、迷信活动和宗族势力等等社会现象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结构的残余。在我调查的库区,这个库区整个被水淹了,但是新建房子的时候,把原有的祠堂都搬到集镇里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

  第三是民族传统的问题。在中国现代的民族识别,包括民族政策,甚至是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里面,是国家主导性的一种社会变迁。鄂伦春、蒙古族的定居化过程基本上是国家的一个政策。无国家导向的先著民、原著民的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和有国家导向的原著民社会的秩序的再生产完全是两种结局。但今天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原著民都被国家主义的概念引入到有秩序的再生产里面。那这样就出现了最基本的问题,当地人的文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很多少数民族社会里面,它的文化的根出现了断裂。文化的根一旦出现断裂,文化生态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也就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人类学的研究事实上从一种本质主义的人类学转向了作为社会问题研究的人类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变化路径:一个是某些地方的文化没有了,再重新覆盖另外的文化,出现了文化加文化的现象。我们今天会看到我们社会的文化形成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生产过程。人类学认为文化是无意识的传承,而现在,可以看到无意识的传承基本上不存在了。我想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对进步和文明的表述方式是什么?我们认为把他们拉到山下是个进步,是个革命性的发展,但是当地人认为是不是进步?很多学者认为他们在原始的狩猎生活里面,是原始的富裕,但是他们今天是否真正富裕,特别是在精神层面里,在自身的文化享受里面是不是富裕?这种发展有没有合理性?心态和秩序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讨论新传统的时候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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