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冰：礼贤城隍庙

2009年3月，我在国内外学者的支持下，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传统的复兴与发明：当代中国宗教场所和仪式的衰落与复兴”的学术研讨会。现经温州大学黄涛教授的努力，这次会议提交的部分论文已在《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发表。这里将本人的论文收入文件夹中，以便查阅。

 礼贤城隍庙：地方历史与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

 王霄冰

摘  要：当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与日常生活发生脱节时，人们往往通过保护一些过去留下的文化遗产，试图留住传统，加固文化记忆。礼贤城隍庙原本是个民间宗教场所，但在它被列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这里也变成了一个当地人寄托怀古之情和确认文化身份的公共场所，也就是一个浓缩了当地历史和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复兴后的城隍庙会，也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性节日，而是变成了一种带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当地文化资本。认识到城隍庙的这一功能演变，当事人及主管部门应抛开各种政治包袱，尽力地去挖掘和恢复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让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放光彩。

关键词：民间信仰；文化遗产；城隍庙；庙会；社会记忆

中图分类号：(Times New Roman小五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09)01-0001-10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09.01.00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记忆之所（lieu de mémoire）”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诺拉（Pierre Nora）提出。受哈普法赫（Maurice Halbwach）“集体记忆”理论的启发，他在1984 – 1992年间出版了7卷本的著作《记忆之所》，副标题为“法国的象征符号之地貌”。[1]在这本书里他搜集了各种与法国人的民族意识紧密相连的所谓“历史遗留物”，描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在诺拉看来，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人们试图寻找到一种方式，来弥补在过去和现在、经验（历史）和期望（记忆）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间距。人们把留住过去的期望寄托在各种遗留物上，并对此加以恢复和重构。这些物质的遗留物，经过口述史的加工而被赋予了种种特殊的意义，从而变成为集体的过去的象征[2] [3]。

诺拉的著作发表之后，很多国家的学者都效仿他的做法，编撰了诸如《德意志民族的记忆之所》等类似的书籍[4]，但他们使用的案例往往都局限在现代的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而没有涉及到地方社会的层面。这一研究偏向在最近几年逐渐得到了纠正，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民族学家加盟进来，从人类学的田野中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案例。例如德国民族学者格拉那-贝恒斯（Daniel Grana-Behrens）在分析美洲殖民时代前期的记忆文化时，就顺着诺拉的思路，做了有关印地安原住民“记忆地点”的分析。他在研究墨西哥印地安人的古文献时发现，一些特殊的地点比如代表中美洲各民族发祥地的神秘“洞穴”，还有“鹰之屋”等，都在殖民时代初期，当土著文化面临欧洲文明的强大压力而处于崩溃危机时，成为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记忆承载体，大量地出现在了民间的口头传说和古抄本文献当中[5]。

以往的研究表明，“记忆之所”的形成，往往是在传统与日常生活已经发生脱节之后的历史阶段。人们在危机感的驱动下，为了记住历史和留住传统，才会去寻找一些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场所，来寄托自己的怀古恋古之情。在中国目前方兴未艾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运动中，实际上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记忆之所”。位于今浙江省江山市现市区往西南方向约20公里处、富春江支流须江之畔的礼贤城隍庙，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①]。

一、礼贤城隍庙的历史及建制

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礼贤由光辉和新建两个村组成，归属淤头镇管辖。但人们却习惯于把须江边上的这个地方称为礼贤，因为这是一个自古因袭下来的地名。唐武德四年（621），江山首次置县，根据流经当地的须江而称须江县，隶属衢州府。五代吴越国宝正六年（931），须江县易名江山县，以距城南50里处有江郎山而得名。南宋咸淳三年（1267），江山县又易名礼贤县，县治设礼贤镇。元至元十三年（1276）复礼贤县为江山县，迁旧治。从1267到1276年，礼贤虽然总共只做了10年的县治所在地，但对于这里的居民们来说，这却是一段充满了荣耀的、不可忘怀的历史。它通过城隍庙这座古建筑、与其相关的民间传说、和年年举办的城隍庙会，牢牢地印记在了民众的记忆当中，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根据江山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资料，礼贤城隍庙最早也应建于此地设为县治的那10年间[②]。但在同一份的资料中，又有以下的引述：

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编写的《同治江山县志》记载：“礼贤城隍庙，距今县治西南四十里，唐武德初置须江县，宋咸淳间改名礼贤即其地也。元丙子设县治而城隍庙犹存，迄今四百余年。”

如果我们从1873年推算回去，四百多年前应该是15世纪中叶，也就是明代而不是元代，可见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有出入，并不完全可靠。当年编修县志的文人们，很可能也是在听取了当地流传的传说之后做下了这条记录。当然，该城隍庙最早建于宋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在南宋以后，江南一带普遍流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修建城隍庙，而建立县治显然可以成为修庙的最好理由。[6]

礼贤城隍庙奠基的确切年代虽已无据可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位于江山市淤头镇光辉村礼贤街的这座城隍庙修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重修的缘由是原来的旧庙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农历十四日晚失火被毁[③]。上个世纪，礼贤城隍庙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和“文革”的破坏。所幸其主体部分在当地民众的卫护之下仍然得到了较为完好的保存。1982年，江山市人民政府将其列入文物保护名单，对其进行勘查和修缮，并把城隍庙周围10米以内的区域定为古建筑保护范围，禁止拆除或新建房屋。

与同类庙宇相比，该庙的规模较小，共占地约650平方米，座东朝西，朝向偏北15度，为木质结构建筑。屋体呈丁字形，布局为两进四天井，通进深29.5米，通面宽22.1米，共用圆木柱132根，方形石柱6根。庙里的内部布局，和一般城隍庙相似。大厅中央坐着城隍爷（当地百姓称其为“城隍老佛”或“城隍菩萨”）。按照当地的民间传说，此人名叫严聚武，是唐武德年间由皇帝派往衢州的一名四品官员，由于他为官清廉，任职期间曾三次出访来到礼贤，帮当地百姓审清了不少冤案，所以当他离任之后，人们就修建了一座生祠来纪念他。

城隍爷的宝座后面，围坐着许多金面的神仙。前台则一左一右，分站着一个气势汹汹的武官（名叫“罚恶”）和一个面目清秀的文官（名叫“张善”）。再往下来，也是一左一右，各立一个将军打扮的勇士，被冠之名曰“顺风耳”和“千里眼”，是负责帮城隍爷探听侦查案件的。然后就是两排对面而立的捕快，有的长相类似普通人，也有的则一脸鬼像，还有的伸出长舌显吊死鬼状。到了下堂，两边各有一组泥塑，呈现的主题主要是：人死后过了奈何桥，能在判官的镜子里看到生前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长久积善的人便能免去酷刑的煎熬，做了恶事的就要受到惩罚，被严刑拷打、掏心挖肺，等等。下堂中央，面对着大门口，则一左一右摆放着一口钟和一个鼓。在过去没有有线广播和钟表的时代，管庙人每天早起敲钟，傍晚时分击鼓，所以有“晨钟暮鼓”的说法。

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对城隍庙进行了全面维修，但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庙宇规制进行。例如大门口的戏台部分，由于破坏十分严重，就没有得到修缮，而是被完全拆除了。相反，人们却在原有的建筑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它们是：门口一个牵马的使者的彩塑像。这大概是用来代表城隍老爷的官老爷身份的，表示他要时刻和朝廷保持联系。还有就是东西两厢新加的两个偏厅，一边雕塑着城隍爷的助手张善处理案件的场面，称“张善堂”；另一边则是城隍夫人的彩塑像，形象类似于观音。据说当地的妇女经常有来这里祈求“娘娘”送子的。

二、传统的庙会活动

礼贤城隍庙的庙会，一般设在农历的五月十五，过去被称为“拜老佛”、“看老佛”或“赶五月十五”。选择这一日期的原因，据说因为是“城隍菩萨的生日”。据村里老人回忆，传统的庙会前后共进行七天，即农历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④]。七天里每天都要在城隍庙门口的戏台上演戏一本（下午和晚上各演一场，称为一本戏）。演戏的目的，主要是吸引远近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小前来看戏、游玩。为了看热闹，地主家雇用的牧童、长工、烧火婆娘可享受三天假日。人们纷纷借此机会，走亲访友，所以直至礼贤附近三、五里的大小村庄，家家户户都宾客满堂。客人少或没有客人的人家会被视为没有脸面的不光彩人家。其间街上有商家设摊买卖，武术师和魔术师在卖艺赚钱，赌徒们也要来此摆赌、行赌，等等。

七天期间，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瞻仰佛面，庙里一般要组织好几次把城隍爷塑像抬出去巡游的仪式，共包括以下五大程序。

（一）出  宫

庙会前夕，城隍爷要用拉起的龙帐来遮住。等时辰到时，才抬出龙帐外，这就是“出宫”。出宫的时间，在庙会活动前期的农历十二日的晚上。城隍爷出宫后要梳洗打扮，洗脸洗身时需脱得赤身露体，为求体面，不许众人观看，更不让妇女参加，所以，出宫洗身活动在夜深人静时进行。城隍爷出宫时被随椅抬出龙帐，由2 – 4名品行好、有威信且值得信任的村民为之脱衣、洗浴，之后便换上新的衣帽、鞋袜和龙袍。新装都由香客事前捐献，有人还会为城隍菩萨捐新内衣，因为想得到城隍爷穿过的贴身旧衣装，认为取回去后自己穿穿会得到好运，尤其是小孩穿了会“芽善（江山方言，意指生命力强）”。浴后换上新装的城隍菩萨连坐椅一起，被抬到约40 – 50厘米高的垫台上，摆在殿正中，用八块一人高的屏风围起来，由专人轮流昼夜守护、供奉香火。

（二）祭  拜

从初十三开始，村上各家各户和外来香客们便用“擎盒盆（当地的一种供放祭品的红漆木器）”，装上祭品和香纸、蜡烛等陆续前来祭拜。各家祭品都要尽量做到丰盛，饭酒佳肴、猪肉禽鱼、山珍海味、水果糕点、应有尽有。祭品在送庙会祭拜前，不少人会放在自家门口先祭拜天地。地方上的有钱人家也会将私藏的文物古董一起拿出来祭摆，以显得富贵荣耀。为增添气氛，庙会还常常特意从外地采购来印度檀香点燃，把庙堂薰得香气四溢。

（三）还  愿

平时，有不少香客因本人或家人、亲友遇到这样那样的病痛、灾难，他们祈求城隍菩萨保佑时，往往许愿说，等灾难劫除后到庙会来“还愿”。许下的愿的内容，可以有捐香烛、灯油、猪羊等祭品的，也可以是捐衣帽鞋袜等等的，还有的是许愿在庙会日给城隍庙捐一本戏。到了庙会的会期，大家便纷纷前来“还愿”。初十五的上午，庙会也要特别安排上演半天的还愿戏。一般的做法是，很多家许戏的人拼在一起，演一剧“排八仙”，就算是一本戏[⑤]。这样，一个上午便可以完成许多本“还愿戏”了。演还愿戏时，许愿者要上香烛揖拜，鸣放鞭炮，捐戏者还要给剧团班子送红包。整个上午，“排八仙”的锣鼓喧天，鞭炮轰鸣，热闹异常。

（四）迎  佛

也叫“迎菩萨”，就是抬城隍爷出去巡游。这是十五日下午的重头戏，也是整个庙会最主要最精彩的活动。巡游队伍由戏班子打头，先在广场上演一出上马戏。之后紧跟的是踩高跷的队伍。据传过去礼贤有几位高手，能踩三米多高的高跷，在江山一带非常有名。踩高跷人一般都是二十来岁的男青年，他们两脚扎着高棍，脸上身上各化装成戏上的不同人物角色，组成一台戏。沿途住户为了逗引踩高跷的表演绝技，有的在二楼窗台上放着泡好茶的茶杯，看高跷手们有没有本事取到杯，并在空中喝茶。由于这是个特受欢迎的节目，庙会晚上要特别准备一桌所谓“四盘四”的奢侈晚宴，来犒劳高跷手们。

高跷队伍后面跟着的，是三、四杠抬阁，叫“迎台阁”，就是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童男、童女们坐在由四人或八人抬的杠上。据说他们的造型和化装打扮各有不同，分别代表一些戏里的人物。

随后有两个吹长柄喇叭的为先锋号角，响声呜呜的，声音非常宏亮。还有两个敲铜锣的和两个吹唢呐的，和五面油画虎头木牌，其中首牌为“城隍使司”，两牌“肃静”，两牌“迴避”。这之后穿插着一支较为文气的锣鼓乐队，边吹边唱，被称为“细锣鼓队”，和刚才的“粗”锣鼓队相对应。之后要有马一匹。披红挂彩，由人骑着前进。再往后就是十来名全副武装的兵士，人数八、十二或十六名不定，行走在马后面护驾[⑥]。

接着是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彩旗队伍，每人手挚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五角形等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旗子。然后是由数十名扛着木制的大刀、长矛、枪、铳、杈等兵器、刀具等的青年组成的武装队伍，和由十八名十来岁的小孩扮演的“十八罗汉”。他们身穿麻布衣服，头上罩着画有十八罗汉不同脸相的面罩。

罗汉队伍后面有两个人并排走着，他们头戴礼帽，身穿细麻布做的衣裤，都是村里较有名望的绅士。这两人各提一只点燃着檀香的锡炉。再往后也是并排走着俩人，其中一个人的一只手抬城隍爷的画像，一手拿着他的大印。大印用红黄色绸布包裹，不能露在外面；另一人则举着皇帝的圣旨封令——“敕书”。随后又有俩人，都捧着点燃檀香的托盘，意在解除沿途的污气，保证菩萨的清洁干净。

接下来的，便是由四人抬着的城隍爷的尊驾了。轿上的城隍爷金脸、天官帽、披风、龙袍，一身全新打扮，左手捧朝书，右手摇鹅毛扇。旁边有四人给城隍爷扶轿，以免轿身摇晃不稳。扶轿者戴礼帽、穿长麻布衣衫，也应是村里有名望的人士。轿后有两人掌扇，扇子近似长方形，用罗汉竹制成。两块掌扇分别写着“张善”、“罚恶”。

浩浩荡荡的巡游队伍由观看的人流押后，顺礼贤街先下而上，再下到安坂村，全程约3公里。沿途临街的人家都要在门口摆祭揖拜。途中在名叫姜祠的地方要歇一歇，上演一场戏。到了安坂村，这里的百户人家家家都要在村中心广场摆上盛有丰盛祭品的“擎盒盆”。祭拜完后，香客们四散而去，游行队伍则抬着城隍爷返回庙里。

（五）回  宫

此活动在庙会将结束时的初十八晚进行。人们又将城隍爷的新装脱下，以便以后节日穿戴，并换上旧装抬回龙帐内。对回宫仪式及主事人的规定与出宫仪式相似。

三、关于巡游路线改变的传说

城隍爷在庙会期间被抬出去巡游的路线，据说最初是从礼贤到河（须江）对岸的安库村。后来，巡游的目的地被改成了河下游的安坂（土话发音为“安蓬”）村。有关这一改变的原因，村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新塑的城隍爷像的木头是从安坂采来的，所以那里应是他的“老家”。另一说则是因为在一次巡游过河时翻了船，就有了“过溪勿迎”的规定。有关第二种说法的传说大意如下[⑦]：

农历五月十五是礼贤城隍庙的城隍菩萨生日，所以这一天要举行热热闹闹的迎佛活动。巡游的地点，最早是到河对岸的安库。但有一年，城隍庙会日前夕，须江大地连降暴雨，礼贤村前的河上洪水狂涨。古时河上没有建造坚固的大桥，沟通礼贤与安库两岸的只靠小木板桥和小渡船。当时，因小木板桥已被洪水摧毁，大家只能用一艘小渡船送城隍菩萨过河，迎佛队伍则留在河这边。当小渡船行至河中，正好遇上巨浪猛烈撞击，船翻人淹，城隍菩萨也被洪峰冲去。正当人们大失所望之时，河下游的安蓬村民却发现城隍菩萨进村了，保佑八方平安了！他们一边派人打捞城隍菩萨，替它洗净身子，一边给礼贤庙会报信，并从庙会带回干净的衣服和龙袍为菩萨更衣。

当日，安蓬人全村出动，敲锣打鼓，非常热闹地将打扮一新的城隍菩萨送回城隍庙。庙里庙外，人们在争看热闹的同时，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真怪！如此汹涌的恶浪洪水，却为何城隍菩萨没有被冲远而去？翻船被淹的人因何能顺利逃生？正当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时，从香客群中走出一位老者，捋了捋嘴上的胡须，道：“大家不必说三道四，这回是城隍菩萨显灵，告诉大家年年过河去安库迎佛有汛期的洪水危险。为保佑百姓平安，以后就不要过河去安库了。既然今天城隍菩萨在安蓬得到新生，安蓬便是他的再生娘家了。来年就往安蓬去迎佛好了。”人们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提议问问城隍菩萨是否同意这样做。于是，庙会主持便在城隍菩萨面前边问边连续抛掷了三次茭杯，结果是一对茭杯三次落地时都一阴一阳，表示三次都是同意的。这时，人们才明白，这一切真的都是神灵的意图。再回过头来看时，那位老者却已经不知在何时消失了。

从这个故事的主题（巡游、洪水、浴佛）中，我们可以猜想，五月十五日的城隍庙会很可能和古代祭祀水神、祈求风调雨顺的某种风俗有关。据说古代每年的五月十三左右，礼贤必发大水，被叫做“端午水”或“五月十三水”，也能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个日期过节。由于节日最初的动因被慢慢地忘却了，人们就把它转嫁到某位与本地有关的历史人物（城隍）身上，把它当成是他的生日来庆祝。其活动内容也和佛教及其他民间信仰的习俗纠集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当然这些只是猜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要想一一追溯和恢复该节日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礼贤的城隍庙会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日期和仪式的内容等等，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例如，据庙管会分发的资料介绍[⑧]，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四月初八日，日本军队侵入到本地区，百姓四处逃散。当年的城隍庙迎佛活动被迫中止。是年七月，日军退出本地，百姓得以回归家园。为了庆祝这一事件，也为了祈佑平安，庙会特别在十月十五日补办佛会典礼。自此之后，到解放后停止活动为止，每年都要举行春秋两次迎佛会。

四、礼贤城隍庙会的当代复兴

1949年后，城隍庙的庙会活动一度停止。建筑物本身在文革中也遭到了破坏，戏台被毁，很多文物被剽窃。1982年礼贤城隍庙被公布为江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建筑物的主体得以修缮。由于城隍爷的雕像也已经不知去向了，所以1997年，人们先是用木头雕了一尊较小的城隍爷像。在此期间，陆陆续续地有一些善男信女来庙里朝拜，村里为方便管理，就于1999成立了城隍庙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村干部或者退休后的村委会成员担任。同年，他们又重塑了一尊较大的城隍爷彩色塑像，把原来木雕的那一尊摆在了塑像的前面，准备将来抬出去巡游用，村里人称之为“副城隍”。

近年来，每年五月十五来庙里朝拜的香客越来越多，一天的访客可达上万人。适应这一需求，庙管会开始考虑出台一些配套节目和服务项目。2007年的庙会期间，笔者由于其他课题的研究而没能亲自到现场采访，便委托居住在当地的几位亲友帮忙前去搜集资料。他们回馈回来的情况大致如下：

农历五月十五日早晨，香客们很早就从四面八方赶往城隍庙，因为大家有“抢烧头香”的动机，认为拜城隍拜得越早就越吉利。所以一大早礼贤街上就人流成群，拥挤不堪。凡是已拜过菩萨、烧过香、助过缘，胸前都戴着红色的彩条作为标志，在人群中很显眼。街上还有很多商贩，出售红烛、香纸、塑料花、各种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

远道来拜佛的香客烧完香后要在庙里吃“香饭”，吃饭不仅是为饱肚子，而且也是沾吉的事。供应香饭和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安排住宿，也是庙管会在庙会期间所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之一。餐厅就设在村大会堂里，有四十多个餐桌。厨房里有40多名系着带有城隍庙标志的白围裙的工作人员，分成烧饭、烧菜、管酒、走堂、洗菜、洗碗筷等若干小组，各负其责。外面香客们坐满一桌就上一桌饭菜，吃完一拨再换一拨。饭菜全是素的，每人收两元人民币。香饭的供应一直到下午三时才结束。

由于庙门口的戏台没有了，所以当代的城隍庙会就缺少了演戏等的热闹节目。另外，和过去不同的是，巡游的时间改成了早上。由于政府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宗教场所内部进行，所以这几年城隍爷都没有抬到街上去巡迎。当天巡迎的队伍按前往后排列的只有：一面庙旗、二把掌扇、扮演成十八罗汉的队伍、彩旗（三十多面）等，其中有三班锣鼓和铜鼓乐队穿插其中。

庙里的城隍爷则换上了香客捐献的电脑绣花新龙袍。由于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捐龙袍的人也多了，所以换上的新衣就不用像以前那样再换下来了。但殿里烧的香却由柏木香代替了檀香。当天上香揖拜的香客们络绎不绝，以早上和中午最为拥挤。下午两时许，人流开始渐渐消退。

另据庙管会提供的数字，五月十五日这一天的人流量达万余人。来赶庙会的，除本地和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之外，也有来自周边的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香客。拜佛用的蜡烛超过10吨，未点完的蜡烛头堆在门口，后来用一辆装载量为5吨的汽车才一次性运走。吃饭的香客达250多桌（每桌8人），计2000多人次，共消费大米500多公斤。村里来帮忙参加服务的工作人员达100多人。

尽管如此，一些经历过传统的城隍庙会的老人们还是反映说，过去的庙会要比现在的热闹得多，如今的活动还只相当于古时的“初级阶段”。

五、当代庙会“不如过去热闹”的原因

村里为举办城隍庙会投入了许多的人力和物力，但老百姓却还是觉得不够热闹，在心理上得不到满足，为什么呢？把老人们回忆中的庙会和今天的庙会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一是组织庙会的当事人不同。过去，城隍庙不属政府管理，没有庙管会，庙里只设有一个看守人，其他的事务均由村里的地主乡绅们一道商量着来处理。今天，被定为文物单位之后的城隍庙，名义上归文物局管理，具体事务则由庙管会执行。庙管会的６名成员中，有两名是退休的村干部，一名为现役干部，另外三名是村里较有威望的老人。大家都没有受到过有关宗教知识和宗教仪式方面的任何专业训练。包括分管宗教的一名现役干部（女性），也是从公共管理的立场出发来介入宗教事务，而不是真正的宗教人士。

二是组织庙会的动机不同。过去的庙会靠收田租和接受香客的捐助维持，所以城隍庙的经济效益总是被摆在第一位。每年的庙会就是最好的吸引香客捐助、增加收入的好机会，所以地方上都会竭尽所能来推动。如今的庙管会则主要靠政府方面的经济补助维持，其工作的重点，也主要放在保护古建筑而不是兴隆庙会上。举办庙会虽然也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但多半还是服务性质的，所以在活动过程的设计上，一切都以简单省事和安全管理为上，从而对巡游的各个环节都做了较大的简化。

三是在宗教性方面，当代的庙会远远不如过去的浓厚。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不仅没有一个宗教方面的专门人士介入，就连在街上也都看不到一个算卦的，而且特别删掉了把城隍爷抬出去巡游的重要环节，就使得游行队伍单薄，且缺少了到达目的地之后两地民众会合、一同烧香礼拜的高潮情节。加上沿途只有看热闹的，没有拜佛的，就更减少了巡游活动的宗教氛围。

四是在仪式表演上，当地也缺乏应有的设施和文化实力，来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比如想要唱戏，就没有合适的戏台。想要表演踩高跷，又没有怀有这种绝技的村民，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今天的庙会活动，实际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民间信仰行为。虽然对于前来赶庙会的老百姓来说，拜佛祈福的动机还是十分明显，但从组织者的角度来看，希望启用城隍庙这一文化资本来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的动机也许更加强烈。庙会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象征性的表演行为，其目的不光是为了满足香客的需要，更多的还是为了宣传礼贤，扩大城隍庙在本地区的影响，吸引外界的关心和满足本地民众的自豪感。

六、城隍庙的功能转变

事实上，不仅庙会，就连城隍庙的社会功能本身，近年来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它正在从一座民间的宗教场所，逐步地朝着当地历史与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的方向倾斜。

城隍庙的社会记忆功能，自古就有。因为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这里不仅仅是祭拜神灵、祈求平安的所在，而且也是当地历史的明证，是当地人文化身份的标志。为此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放弃这座庙宇的存在。传说在南宋时（1267年），当朝廷把礼贤县改名为江山县，把县治从礼贤迁走时，两地的民众曾为县治地址的“保”、“迁”问题产生了十分激烈的争执，双方各不相让。后来，江山方面提出，两地各用所在地的泥土，塑一个同一高度、同一大小的城隍爷坐像，然后过秤比轻重，哪个重，就反映哪里的地气重，风水好，县城就设在哪里。双方同意后，就按规定各自塑佛。待塑佛阴干后过称，结果礼贤的轻，江山的要重得多。因而决定县治北迁西山之麓。谁知风波平后，礼贤人才发现：他们的城隍爷确实是用当地的泥土塑的，而江山的城隍爷在塑造时却在泥土里掺进了很多铁砂！可是迁县已成事实，不能再加改变。但不服输的礼贤人却至今保留着自己的城隍庙、城隍爷，而且直到现在仍香火鼎盛。当然，作为县城的江山也有城隍庙和城隍爷，对此礼贤人的解释是：礼贤的城隍爷为先，称父；江山的城隍菩萨为后，称为子。父年长有胡须；子年轻，嘴上没有胡须。按例规，各地的城隍爷都应长胡须，唯江山的城隍爷没有蓄胡顺。不是江山人不想，而是老天爷不让。传说有人曾给江山城隍爷也塑上了胡须，但结果还是被老鼠给咬掉了[⑨]。

不仅如此，大部分村人都相信，城隍爷这个人不是虚构的神明，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了证明这一点，退休村干部、原城隍庙管委会主任老柴，甚至专门去市里和各地查过县志、家谱等资料。他虽然没有在史书中找到严聚武这个名字，但因为在旧衢州城内，曾有一条“礼贤街”和一道“礼贤门”（俗称“大南门”，又称“光远门”、“通远门”），同样，在老江山城内也有一条“礼贤街”，所以在他看来，受朝廷委派来到衢州的官员，完全有可能像传说中的城隍爷那样，走出城门、沿着官道一直走到地处较为偏远的礼贤去视察一番。

在城隍庙被命名为市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它更是成了当地民众骄傲的资本。在重新装修过的庙里，当地人还特意把该庙历史上的一位守庙人的图像，描画在了内墙上。那是一个穿着蓝布衫的小老头，旁边写着“殿师邵世庆”的字样。据说，当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军队进入到本地时，曾想放火烧毁庙宇。守庙的邵殿师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到火中，舍身扑火，结果把庙给救了下来。故事是否属实，虽已无法查证，但村人们把他描画到庙墙上的行为本身，就能说明，他们很希望能通过这桩英雄事迹把自己和这座庙宇联系在一起。

近几年来，村民们也常常会把在其他地方搜集到的一些古物，像古钟、旧香炉和古旧的农具等等，都集中地摆放到庙里来。其中有一块为纪念一位名叫周颖的当地出身的北宋官员而立的古碑，也被从别处搬来，竖在了庙门口。也许在村民的意识中，凡是和过去有关的地方公共遗产，都应该是属于城隍庙的。平时村里有了什么事情，大家也会聚到这里来商量。老人们没事也会聚集到这里来聊天、讲古，向儿童和游客传授该村该庙的历史。由此可见，今天的城隍庙，也不再只是一座古庙，而是成了一座凝聚当地历史文化的民间博物馆，同时也是地方社会信息交流的中心和文化传承的枢纽。

七、相关的理论分析和结论

礼贤城隍庙及其庙会的形态与功能转变，在中国当代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今天的人们在面对各种历史遗留物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类似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身为脱离了传统的现代人，心底都不自觉地拥有一种怀旧情绪，希望能够留住传统、回归过去；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对于传统的行事方式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陌生感和拒绝态度。由此便会造成当代人在文化选择上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以礼贤城隍庙而言，它那高柱粗梁、飞檐翘脊、雕梁画栋的传统建筑风格，确能让观者肃然起敬。加上种种美妙的历史传说，更是能让人们对过去的历史心驰神往。所以这里就成了当地民众引为骄傲、受到广泛爱护的“记忆之所”。然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庙会拜佛活动，庙管会的成员们就会觉得是在搞封建迷信，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和当代社会潮流的。包括参与活动的年轻人们，也会觉得那都是只有没有知识的老人和妇女们才会热衷的事情，自己只不过是来帮帮忙或是凑凑热闹，由此便造成了在操作时不够认真、“偷工减料”、简化程序等现象。然而一旦当事人匆草了事，简化掉了庙会活动过程的最中心（往往也是信仰色彩最浓厚的）部分，老人们就会觉得这种作法不伦不类，和传统的庙会相比既不地道也不热闹。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就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就应该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理性地对待民间信仰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城隍庙和庙会一类的民间宗教文化，累积了来自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创作与传承主体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并兼备多种社会功能，因而有其生存的合理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7]。面对这样的文化遗产，借用高丙中的话来说，当下的诉求应是“让民间信仰在公共知识中‘名副其实’，在人民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归其本位’”[8]。这里我还想再增加一点，就是文化遗产作为被保护起来的历史遗留物，既已失去了原来的社会背景和所依存的文化体系，而且在文化功能上也已发生了改变。对于这种孤立的文化事象的复兴，是绝不可能完全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历史当中的；它最多只能通过一些在特定的场所与场合的表演行为，来激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记忆。因此，民间信仰活动的当事人和参与者，也完全不必担心会重新误入到“迷信”的歧途中去，而是应该放心大胆地去挖掘和恢复传统。正因为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戏”，所以才要更加准备得周到、唱得投入、演得尽心 — “假戏真做”，才能真正再现传统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Pierre Nora. Erinnerungsorte Frankreichs. München: C.H.Beck 2005.

[2] 参见Nicolas Pethes 和 Jens Ruchatz (主编).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 Ein interdiziplinäres Lexikon. Hamburg: rowohlts enzyklopädie 2001, pp. 199-200.

[3] 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M: Fischer 1998.

[4] Etienne Francois 和 Hagen Schulze (主编):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München: C.H.Beck 2003.

[5] 丹尼尔•格拉那-贝恒斯. 美洲殖民时代前期的图形文字和记忆: 以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高庭昌为例[C]. 何少波, 译 // 王霄冰, 迪木拉提•奥迈尔. 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78-97.

[6] 参见David Johnson. „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刊载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5, no.6, pp.363-457.

[7]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载《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1, pp. 31-37.

[8] 高丙中.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3, pp. 146-154. 引文出自152页.

 

Temple of City God in Lixian: lieu de mémoire of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WANG Xiaobing(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 Institute of Sinology, Munich University, Munich, Germany 80539)

 Abstract: When tradition is separated from the daily life in modern society, people usually try to keep them alive through safeguarding so-called cultural heritag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ir cultural memory. The Temple of the City God in Lixian was originally a religious site, but it became a public building which connects local people with the past and helps to identify them with the local culture. It is somewhat of a kind of lieu de mémoire in which local history and regional culture are condensed. Also the revitalized annual festival is not a religious festival anymore, but a cultural event with symbolic performances. If we realize the functional change of the templ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to fear political conflicts. They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s, whether religious or secular, and let them flourish freely in a new social context.

Key words: Folk Belief; Cultural Heritage; Temple of City God; Temple Festival; Social Memory

(编辑：赵肖为)

[①] 本人曾于2005年夏和2006年春在本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间分别为一个月. 其间曾得到江山市委统战部和民族宗教局、江山市博物馆、礼贤乡村委会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特此致谢.

[②] 参见江山市人民政府2005年5月30日印的内部资料《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 礼贤城隍庙》.

[③] 同上.

[④] 以下有关城隍庙庙会活动的情况均根据村里老人姜洪水和姜贤祥的讲述整理而成.

[⑤] 过去这一带农村演戏, 往往先敲锣打鼓闹一阵台, 叫“闹台戏”. 等到观众被召集过来了, 就开始演一场“排八仙”, 是较短也较热闹的一出, 之后才上演正本戏.

[⑥] 有关这一段的排列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例如有人回忆说, 过去还有城隍爷之外的其他许多“老佛轿”夹在里面.

[⑦] 参见: 王章录. 礼贤城隍庙故事: 安蓬是娘家[J]. 仙霞, 2008, (1): 61-62. 据整理者本人介绍, 故事的讲述人是已故的礼贤老人姜贤祥.

[⑧] 参见毛广林编、1997年印的内部资料《忆礼贤城隍庙简史》.

[⑨] 传说根据的是当地老人姜洪水和姜贤祥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