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及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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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杭州中国民俗会的活动及历史地位

20011123下午,“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有一项专门的内容,就是钟敬文先生与代表们见面。钟先生自从身体不适以来,已经有三个多月。那天,钟先生气色极佳,并精神非常激昂地对前去北京友好医院看望他的外地代表说:“今天是我住院100天来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我(从事民俗学工作)80年来最高兴的日子。”他解释的最高兴原因是“现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有许多硕士、博士,还有了许多教授,而当时我在杭州时只有娄子匡等三几人。”这种对比的话语,不仅从内心深处道出了与中国民俗学运动一直相伴随的百岁老人深切感慨,也蕴含着对历史上初起时民俗学发展艰难记忆和自己对于这一过程中所作出贡献的深深自慰。确实,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有的学者称它为民俗学的衰微时期,这一时期就是19301935年,而这期间大部分时间钟敬文先生基本上生活浙江的杭州,并且在从事着民俗学运动。

历史有时会出现非常有趣的悖论:一方面一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似乎停息了,另一方面却同时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随时会掀起巨浪的暗潮。这是一种筛汰,一种调整,其中的某些精英会通过适时的思考和坚韧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一项不朽和伟大的事业。在民俗学运动和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钟敬文先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将毕生献给民俗学事业的大师。正如赵世瑜所说的:“人们几乎都公认,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钟敬文是极少数以民俗学研究为毕生职业的人之一,当他自1924年正式开始走上这条漫长的民俗学研究之路始,就一直不间断地跋涉,一直到今天还未曾停步。”[i]这应该是公允的评价。

众所周知,随着革命高潮的高涨和大批有为学者南下广州以及1928321日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创刊,一时之间,中山大学继北京大学之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心。然而,《民俗》周刊在刊行110期之后,于1930430日停刊,使民俗学运动在失去刊物支持后,显得萧条。因此,杨堃先生称1930年后到1935年为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ii]而且,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中,对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转型中所具有的应有历史地位,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评价。虽然钟敬文先生在其《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讲话中,曾解释杨先生的提法受到《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中“这里有一个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的人更寂寥!”影响,原因是中山大学民俗学的活动暂时停止了。在这里,钟先生是用客气的语调,对杨先生的提法进行委婉的批评。究其原因,乃是后来者没有对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所做的工作予以深刻的认识,没有从根本上去考察其工作业绩对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钟敬文先生是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组织、编辑、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iii]1928年暑期,由于刊物编辑方面的问题,钟敬文先生被迫离开广州中山大学,[iv]1928年秋到达杭州,一直到193710月抗日战争爆发(当中除了19344月——19367月赴日留学),在杭州开始了九年(实际上只住约七年不到)的生涯。这一时期的早期,一方面广州民俗学工作继续蓬勃地展开,另一方面,钟敬文先生被初到杭州时那美丽的西湖所吸引,重新引发了散文的创造欲望,先后出版了《西湖漫拾》(北新书局,1928年)、《湖上散记》(明日书局,1930年)、《柳花集》(群众图书公司,1929年)、《海滨的二月》(北新书局,1929年)等散文和文艺评论集。阿英将钟先生的散文列为《现代十六家小品》之一,郁达夫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也收有不少作品。钟先生自己也说若沿着写作的道路走下去,将成为一位中上(自谦的说法)的作家,但是钟敬文先生没有放弃自己从二十年代初即已开始的民间文艺工作,“于1929年春夏间”[v]又与同好们聚会,筹建了中国民俗学会,并于1930年夏,和娄子匡、江绍原等一起正式将学会成立。[vi]这是继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之后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民俗学事业而建立的同仁组织。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

     1、建立民俗学会。

     这其中首先是成立同仁性质的中国民俗学会[vii],然后在学会下,又分设各地的分会。据娄子匡先生在《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21)发表的《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夜和今晨》中说,当时建立分会的有杭州、宁波、厦门、福州、漳州、汕头等地,另外还有湖州、绍兴、平湖等地也建有中国民俗学会的分会。其中漳州、汕头等地的民俗学会则是因为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停止活动后,转入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并成为它的分会的。这些民俗学会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展活动,出了不少成果。如宁波民俗学会出版了《民俗旬刊》五册,《歌谣谜语故事周刊》十几期,还有《宁波歌谣》一帙。厦门民俗学会出版《福建故事》、《泉州民间传说二集》及《民俗周刊》四五十期,漳州民俗学会出过30多期《民俗周刊》和两册《漳州民间故事集》等。[viii]

     2、出版刊物和丛书。

     早期的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民俗学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学术园地,它不仅吸引团结了大批爱好民俗学的搜集者和研究者,形成自己的学术队伍和力量,而且出版丛书等,以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也是这样。当时由钟敬文、娄子匡、钱南扬等同仁编辑的书刊就有《民俗周刊》附《民国日报》(钱南扬),《民间周刊》附《东南日报》(娄子匡)以及《民间》(钟敬文、娄子匡、陶茂康),加上各地分会编辑的书刊约有几十种之多。在编辑书刊的同时,还积极编辑出版丛书。其中中国民俗学会丛书有十二种,即刘大白的《故事与罐子》、钟敬文的《中国民谈型式表》、娄子匡的《新年风俗志》和《巧女和呆女的故事》等,但十二种丛书中,据钟敬文先生回忆,有些可能尚未出齐。[ix]另外,还编有“浙江民间文化小丛书”,王文宝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一书中[x]开列了此套丛书的全部名单,以为已全数出版(后王文宝在《中国民俗学史》中根据钟敬文先生的文章予以纠正),但钟先生在《我与浙江民间文化》一文中强调,此套丛书只有《东岳庙会调查报告》和《浙江的民间戏剧》两种已出,其余因抗日战争的爆发,“便中止了”。然而,正是中国民俗学会的这种努力工作,加上全国各地一些爱好者的自发性的研究,使民俗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原来在《开展》月刊第十、第十一期合刊的民俗学专号,即《民俗学集镌》第一辑(1931年)和第二年出版的《民俗学集镌》第二辑。两辑中所收录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当时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与国际研究的接轨,如钟敬文的《中国的地方传说》、《金华斗牛的风俗》、《中国民谭型式》、《蛇郎故事试探》,黄石的《苗人的跳月》、《迎紫姑之史的考察》、《满洲的跳月》以及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谈》、班尼女士的《民俗学是什么》和汪馥泉的《民俗学底对象任务及方法》、乐嗣炳的《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底方向》等论文,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3、开展研究,建立体系。

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它完成了中国民俗学早期偏重文艺和资料搜集向民间文化学术研究的过渡,从而确立了中国民俗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期间,附录于《民俗学集镌》的民俗周刊书目即有谈论(研究)47篇,故事、歌谣等材料108篇,散见于各地民俗学分会的文章则更是不计其数。这当中,学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民俗学集镌》(二册)所取得的成绩。这两册出版于1931年和1932年的论文集,共收有论文、译文、资料等三十多篇,涉及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习俗、民俗学方法论和国外民俗学研究和理论介绍等各方面,标志着民俗学的研究已走出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只为新文艺服务的狭隘性;同时,与《民俗》周刊那种评论式的研究也有极大的差异,使民俗学成为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的学科。这当中,钟敬文先生的《中国地方的传说》、《金华斗牛习俗》及《蛇郎故事试探》和黄石的《满洲的跳神》、《苗人的跳月》、《迎紫姑之史考察》及周作人、刘大白、顾颉刚等先生的文章,标志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钟敬文先生在评价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业绩时,对下面四点的工作给予完全的肯定,即“扩大了民俗资料的收集范围”,“加强了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探索”,“初步开拓了国际同行间交流合作工作的局面”和“带动了地方性工作的新展开”。[xi]是非常准确的。但是,这些工作的影响,还通过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等文章,使中国民俗学开始走上一条具有学科意识、科学方法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研究的道路。但可惜的是,当钟敬文先生从日本回国后一年左右即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抗日救亡以压倒一切使中国民俗学处于真正的中止。

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相伴随,钟敬文先生自己认为在杭州时期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谈论,上文我们已经提到。二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教学及探索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国地方的传说》、《金华斗牛习俗》、《蛇郎故事试探》、《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外,还发表了《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水灾传说》、《中国民谣机能试论》、《〈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中国的植物神话起源》、[xii]《老虎与外婆儿故事考察》、《与W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原名《答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老獭稚型故事传说的发生——三个分布于朝鲜、越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的发生地域试断》、《民间文艺的建设》、《槃瓠神话的考察》等,另外还有一些书论和序文。三是参与创办中国民俗学会。四是参与编辑期刊及丛书。五是参与举办民间图画展览会。[xiii]但正是钟敬文先生的上述工作,不仅使冠以中国这个名称的民俗学会第一次得以出现于世人面前,而且出现了摆脱原来民俗学侧重于民间文艺,并且仅仅是为中国的新文学服务的狭小的理念,开始走向完全的成熟。诚如当时就有人评价的那样:“当日广州中大民俗学运动中主干人物之一的钟敬文氏,于离粤赴日之后,即着重于民俗学理论研究及将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冶于一炉之倾向。此由彼于《艺风》月刊上发表之民俗专论及其他介绍民俗理论文字以至在该刊主编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辑(见该刊二卷十二期,2312月)可以见之。”[xiv]《艺风》上的大量文章后来作为“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六十四”,于199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今天读来依然具有启迪意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纵观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工作,以下的历史作用和对民俗学发展过程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一、接过中山大学民俗学的旗帜,使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从从属和半自觉意识,走向自觉,这种学科意识的自觉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须前提,这一点,正是通过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到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集镌》而完成的。因此,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同仁的工作和努力,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贡献,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中具有不可抹杀的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在完成中国民俗学向成熟的更加专业化过程中转变的作用,显然是北大和中大时期的民俗学运动都无法替代的。正是这个时期,从组织到刊物,从研究队伍到学术影响都开始成熟,而它的影响则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完成从文艺学式的研究向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本体学科研究的转型。尤其是钟敬文先生提出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开始从方法论到学科特色方面来探索具有中国个性的民俗学科学体系,从而确立了中国民俗学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和国际同行研究中的地位。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从学科研究中的本体论、方法论及民俗志方面的成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因此,钟敬文先生说,“如果描述现代中国民俗学史中理论方法史的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是一个转折点。”[xv]绝对是一种公允的评价。

      三、完成与国际民俗学的接轨。这主要体现在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及《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及《瓠神话的考察》等文章中,前者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爱伯哈特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等多方面和沿续很长时间,因此,马倡仪先生指出,“自‘五四’自今,我国还没有一部民间文学著述在国外引起过如此广泛的注意,时间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xvi]正是这种研究使中国民俗学走向国际舞台,同时,当然还有后来钟敬文先生不舍地对民俗学研究的追求,确定了钟敬文先生在中国民俗学界的泰斗地位。因此,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在民俗学发展史中必须大书一笔。

       当然,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也存在缺陷,比如学会组织松散,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机构,也没有确定的实际负责人,只是通讯式的同仁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会的影响以及它的持久性。另外,在培养和发掘人才方面做得仍然很不够,加上许多学术界的精英对民俗学热情减退,学术方向它移,使民俗学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当然,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的第一要务,则从外部条件方面彻底终止了中国民俗学会的发展。不过,无论如何,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尤其是钟敬文先生在这当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巨大的学术贡献,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容抹杀的。因为它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开辟了另一方天地,一种真正的学科意义上的学术自觉的新天地。



[i]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ii]见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期,1948年上海出版。

[iii]这一点有许多学者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和论述,此处不再多谈。

[iv]钟先生是这样解释自己离开广州的原因的:“国民党右翼成员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完全摆出一付伪道学面孔,不高兴进步师生的文化活动。当时,有一位苏州人(即王翼之——引者注)在颉刚先生的《吴歌甲集》后编辑了一本《吴歌乙集》。……因其中收了些表现比较露骨的情歌,戴季陶就问谁是责任编辑。……不管事实怎样,这么一来,广州已呆不下去了。见钟敬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v]钟敬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vi]参见娄子匡《浙江青年》文章《浙江的民间文学》,13期,19351月。

[vii]关于中国民俗学会成立的时间,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钟敬文回忆是1929年春夏间,见《我与浙江民间文化》;但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则认为1930年前后,钟敬文等先是组织了一个杭州民俗学会,之后才于1932年夏秋改名为中国民俗学会,其过程是“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第235页。

[viii]参见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236页。

[ix]钟敬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二期。

[x]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4

[xi]钟敬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二期。

[xii]上述内容是钟敬文在《我与浙江民间文化》一文中提到的。

[xiii]有关内容可参见钟敬文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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