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鄂之路 张之洞督鄂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一条路——芦汉铁路。
这是一条在今天看来很具体的路，但在当时，不仅是一条新路，一条抽象的仅停留于构想之中的路，而且也是一条阻力巨大、困难重重的路，客观上更是一条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路。
关于铁路，清廷官员激烈争论了十年。
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李鸿章上奏支持。旋即遭到反对者的痛击。反对者中虽有“民生失计”、“地脉毁坏”等一些迂腐之见，但反对最力的却是做过英国副使且亲身坐过火车的刘锡鸿。他在《罢议铁路折》中列举了修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认为西洋的“技艺”与“政俗”是配套的，虽然“火车实西洋利器”，但西方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法律、税收等经济、社会制度，因而能够运行自如，“断非中国所能仿行”。
迟至1887年，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不久，李鸿章提出修筑津通铁路。这次提议又引起守旧官员的抵制，他们不仅认为修铁路“资敌”、“扰民”、“夺民生计”，而且视言修铁路者为“直欲破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罪人。
面对争论，清廷于1889年2月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表意见，结果多数督抚反对，少数态度不明。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一奏而使争论尘埃落定。
张之洞在复奏中首先认为，修筑铁路有利国计民生，铁路是西方近百年来“驯至富强之一大端”，中国“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
接着他提出，修筑铁路必须有“经营全局”的视野，认为与其修津通铁路，不如修芦汉铁路，从芦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
他强调，芦汉铁路穿中国腹地而过，不近海口，无“资敌”之患；修铁路“以开通土货为急务”、“首在利民”，无“夺民生计”之忧，实为“中国大利之所萃”。
这样，既挡住了守旧派的攻击，又否定了李鸿章的方案。
1889年8月8日，清廷调两广总督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督办芦汉铁路。
从此，张之洞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迈向其一生事业的巅峰；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反复咀嚼的对象——湖北新政。
湖北新政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18日接篆视事。此后而至1907年9月晋京入参军机，除1894、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一次短期赴京修订学堂章程外，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湖北新政”还表明，企业的发展与其市场化进程可以良性互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并为其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工业化则推动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是一个内贸型的纯商业城市。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契机。帝国主义国家首选汉口作为内陆通商口岸，正是看中其现成的流通渠道、成熟的市场体系及其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为其深入我国内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扩大经济侵略服务。同时，武汉成熟的市场体系也为本土工业化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不仅为其配置资源和销售商品服务，而且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且地处内陆的武汉不同于上海，其近代工业化的建立必须依靠国内市场，故而武汉成熟的市场体系及其商业中心的地位，对其工业化进程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民国初年张之洞苦心经营的官办工业日趋萎缩，但湖北民营工业却因经营灵活而迅速恢复的原因。以“一战”爆发为契机，新厂竞相设立，尤以民办的轻工业发展最快，形成了第二次办厂高潮。
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数倍增长，武汉已“驾乎津门，直追沪上”。
1906年4月1日，汉口至北京全长1214.49公里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并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使武汉正处长江与铁路的交叉点上，舟楫之利、铁路之便，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更加凸显。
正是京汉铁路上隆隆行驶的火车、长江上轮船鸣响的汽笛和汉阳铁厂高耸入云的烟囱，才使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之路显得具体可感。
张之洞则被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誉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
毛泽东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史家冯天瑜先生这样评价张之洞：张之洞督鄂18年间的新政实绩，为武汉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切实的贡献。他所开创的具有现代性质的制造业、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有些在20世纪乃至当今仍在发挥作用。张之洞开拓风气、勤笃务实的进取精神，对于今天的武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他还评价道：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湖北的崛起，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
历史地看，正是汉口开埠以后资本主义的强行“输入”和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本土积极回应，两者的交织加速了湖北、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因而使得“湖北新政”在我们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更经咀嚼，耐人寻味。
取向之变
张之洞督鄂前，其个人的人生经历已由“词臣”而膺“封疆”，取向也由“清流”而一变为“洋务”。
1880年代初，他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还宣称：“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并开始注意了解西方诸国的“政令、学术”。学者认为，这是他转向洋务派的宣言。
在两广总督任上，经中法战争之故，张之洞更是一意图强，着手建铁厂、枪炮厂、组建广东海军、创办水陆师学堂。广州开埠最早，又邻近港澳，其迈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历史机遇相对优越。如果不是因为芦汉铁路的缘故，张之洞和广州，应该是适逢其会。可是历史的天平却偏向了湖北。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办工厂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心。李鸿章也希望乃兄不要多事，认为张“抑扬铺张”、“大言无实”，断定“恐难交卷，终要泻底”。
张之洞顺水推舟，趁机将在广州建厂的机器调入湖北，本属广州的发展机遇就因这一偶然而转移到了湖北，继而形成了近代武汉超广州的格局。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张之洞给清廷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个方面的主张：即编练陆军、重建海军、修筑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派员出国考察、预备巡幸之所等，被称为其新政的总纲。
学者这样评价张之洞的洋务历程——萌发于山西，小试于广东，收功于湖北。
张之洞以湖北为第二故乡，自命“楚人”。在他七十岁寿庆后，有诗自谓——劳歌已做楚人吟。
自命楚人的张之洞，和湖北还有另一层渊源。督鄂前，他在1867年至1870年间做过湖北学政。督鄂时，正好晚胡林翼30年主政湖北。胡林翼一代名臣，成功在湖北，政声颇佳。而张恰是胡的学生，在其11岁时问业于胡。历来以儒臣自命的张之洞，再度来鄂时想来有“薪尽火传”的使命感，因而决心“排除万难，为鄂兴百世之利”，目标，就是“崭新湖北”；“理财练兵，使湖北一变而为富强。”
路始路终
张之洞督鄂，以路始，也以路终。
路，仿佛成了其个人的生命寄托和民族、国家命运的象征。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粤汉、川汉铁路激发了两湖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了引发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后者导致了中国数千年帝制的灭亡。
后世学者论及张之洞时认为，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有论者讥张之洞为“种豆得瓜”，而孙中山先生却誉张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作家方方在其《行云流水的武汉》中说，张之洞所作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
如果不是清廷有关铁路的争论、张之洞没有提出修筑芦汉铁路，张之洞可能不会督鄂；如果没有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的实绩，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可能会大大滞后，丧失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不是张之洞编练了一支高素质的新军，辛亥首义可能不会在武昌成功；如果不是张之洞兴办工业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可能会改写。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其客观的发展进程和人们的主观认识之间，总有分辨不清的模糊地带，需要我们增进认识，不断反思。
在历史的烟尘背后，总有楚人对路的歌呤。
今天，当我们再次反思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的时候，我们感到，他就像是一根红线，串起了晚清湖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根红线的主体部分，就是社会转型。因他的兴作，在湖北的传统社会形态中注入了新的社会形态因子，并以本土的姿态积极介入，力图和世界平等对话。
同样，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我们今天反思张之洞和湖北的因缘的时候，我们可能摆脱不了全球化的行话、区域发展的构想，还有本土的诉求。但是，在“全球”、“区域”和“本土”之间，我们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