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郭明义精神的当代性追问与建构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7-17 12:25:42 / 个人分类:随感

谈郭明义精神的当代性追问与建构

——以电影《郭明义》为例

观电影《郭明义》,印象最深的是郭明义被提问的四个问题。其中有两个是他为了给白血病患儿寻找骨髓配型而去呼求电视台台长,那个台长向他提出的:知道别人怎么看你吗?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还有两个是他送女儿上大学的路上,女儿问他的:你怎么总是能发现比我们更困难的人?你快乐吗?这些问题直接指向郭明义精神信仰的核心,这些问题都是从当代性价值理念的视角出发,来追问郭明义精神理念之合理性基础的。其中台长作为一个脑满肠肥的功利主义者,是从当代性价值中世俗化的一面来刁难郭明义的,他认为郭明义精神在当下的世俗社会里缺乏生存基础;女儿作为一个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从当代人文精神的立场来询问她的父亲的,她询问的实质是郭明义精神与新时代的价值理念有无契合。郭明义能否成功回答这些问题,关涉着郭明义精神能否在当代价值体系中建构起来。值得欣喜的是,郭明义回答了,与其说是用语言,不如说是用行动、用事实。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知道别人怎么看你吗?这个问题实质是在问,在一个终极价值、普世信仰被消解,人被普遍世俗化、平庸化,乃至奉行功利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时代里,郭明义代表的那种理想主义信念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会不会仅仅沦为一种宣传,一个空洞的口号?这种窘境不是不可能存在,但也不能不克服。

影片一开始,就叙述了郭明义父亲的去世:这个老劳模临终前最美好的回忆就是接受周总理接见的情景,他嘱咐郭明义,鞍钢精神要一代代传下去!这句话最集中地代表了上个世纪“红色时代”的话语方式。这是一种将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神圣化的话语模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宏大叙事性,郭明义精神与它既一脉相承又不尽相同。他剥离了父辈“红色话语”意识形态训导的形式,影片中他除了受到台长尖锐挖苦时说“我敢说你已经二十年没看过党章了”之外,再没有滥用过这种形式,他也没有自居于道德的至高点上来教育人。他的伟大与其说是来自外部的规训,不如说是发自深心,他诉诸的也是人性固有的真与善的一面,以真诚行动的感化来促使其升华。面对外商的高薪诱惑,他的拒绝没有什么“大义凛然”,他只是表现出了对鞍钢父亲式的依恋,并且很委婉地托辞说单位要安排他当干部,以至连外商也很赞许地,说郭是他见过的“最轴(固执倔犟)的中国人”。为了救助身患白血病的少女,他以父女俩在困苦中相濡以沫的深情来感动听众,成功组织了他的爱心团体。妻女满怀期待地以他的加班、捐款、献血等来计算“分房积分”,他却已经决定了把房子让给更困难的同事,他没有像他们摆任何高尚的道理,而是亲自把老房子布置一新、为女儿打造了小隔间,以此来弥补她们未得到新房的遗憾,得到了她们的理解。甚至连卖陷饼的老妇也受到了感动,将他长期买馅饼的钱全部还给了他,让他去资助患绝症的孩子。这些事实有力地回击了电台台长的功利主义,肯定了郭明义所说的会有人理解他、支持他的信念,也确证了只要能相信和唤起人性,在当代价值体系的框架内去建构一种超越世俗功利主义的、纯粹的高尚的无私的理想信念是行得通的。

同样,郭明义也以此回应了台长的第二个问题: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的确,在当下语境中,是否尽到了对亲人的责任确实是衡量一个人成败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一个人要大公无私地生活,对家人利益的考虑也确实是最大的障碍之一。但是,其所谓“对得起家人”、尽对家人的责任的定义,却是依据功利原则、利益原则的,它侧重于家人物质利益的满足或世俗荣誉地位的获得。郭明义自豪地说“我的家人很满足”,展示的则是另一种亲情伦理:他给予家人的是他真心的爱,他也同时让家人懂得了乃至学会了那种大爱。他是很善于体贴家人的。他会以极富创意的新装修来“说服”妻女把房子让给困难的同事;他会在除夕夜把送给妻子的戒指包在饺子里,以这种别致的方式把仅值二十八元的礼物变得郑重而珍贵;他会在女儿高考成功后打趣地归功于他把电视机捐了出去,让女儿在笑中领悟助人与自助的微妙关系……这又怎能不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再来看女儿的第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是能发现比我们更困难的人?这表面上不成其为问题:世界之大,比自己更困难的人怎能不存在?其实却是指向了当下社会的一个思维定势。这个定势便是人的目光总是被自我、被家庭、被自己所处的小团体所拘囿,很难超越出去,以更广博的大爱去关注其他人,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的痛苦。于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心态变得淡漠、平庸而狭窄,人们甚至很难想象一下去打破自利原则在社会个体之间设置的藩篱了。当然,很多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他们被这种社会思维定势所遮蔽而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自己的问题和自己所在团体、阶层的状况上,他们心中的大爱有待于被唤醒。郭明义是这样回答女儿的:只要心里有,就能看见。郭明义的目光是开阔的,他会去关注去体会所有人的难处,就像关注、体会自己的难处一样,他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老精神做了当代的发挥。影片中郭明义为救两个孩子而奔走的过程是从他父亲去世开始的,他在医院刚刚送走父亲,便看到身患绝症的少女在呕吐,看到患者父亲绝望的表情。此刻,他最理解看着亲人走向死亡时的无奈和痛苦。于是他立刻从一己的悲痛中超越出来,尽全力去帮助不幸的父女、祖孙,把亲情升华成了更广博的人类之爱。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向他人展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寻找李国华”便是一个经典案例。李国华是一个成功的、忙碌的商人,他仿佛被没完没了的电话淹没了,在遇到郭明义之前,他为了个人的财富和成就而活着,受着名缰利索的牵制。郭明义找到他,并且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说“我找了你三年啊”,李国华先是愕然,后是动容,立刻表态“必须要去”——他未曾想过,原来人可以这样超越小我界限地生活,人的心境可以这样的广阔,情怀可以这样地丰富、充盈。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这样做快乐吗?这个问题的关键性是不言而喻的。八十到九十年代,在现代人本主义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以存在的觉醒为基本指向的泛审美主义思潮。如今,这一思潮虽有回落,其重要性虽被社会性关注所取代,但是对存在体验、个体生命质量仍是很重要的,甚至成为很多社会性关注的切入点和价值指归。如果囿于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之中,郭明义精神似乎是与之对立的,所以女儿才有“是否快乐”的疑问。其实,个体生命质量与社会事业未必是对立的,如果一定对立起来,那是把个体生命质量庸俗化了。在郭明义的肯定回答中,我们看到的是二者的相辅相成。

的确,我们可以把伟大、高尚、纯粹、大公无私等许多美好词汇与郭明义精神联系在一起,但几乎忘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词:快乐。郭明义是快乐的,因为他在倾心尽力的付出中体会了人生的充实。人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宽,他既然关注了所有人的困苦,也就分享了所有人的欢笑,这样的人怎能不快乐?影片结尾处,康复的白血病患儿在简陋的职工宿舍楼露台上跳舞,跳罢与郭明义拥抱在一起,此时郭明义脸上流露出的是发自内心的欣喜。所谓丰富的个体存在体验,如果离开群体性、社会性事业的参与,那么只能是或者变成纯粹审美与玄思的空中楼阁,就像八、九十年代的一部分审美主义知识分子那样,或者沦落为物欲的放纵和个人野心的角逐,就像望一眼周围的人群便府拾即是的许多普通人或“成功者”那样。前者最终走向虚无,后者更是难免陷入宠辱若惊、患得患失的煎熬和纠葛。“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不能从自我的世界、小家的利害中超越出来的人,不管他多么热切地寻求个体的满足,也收获不到完整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明义才是真正懂得如何快乐生活的人,才是拥有最充实的存在体验和最卓越的生命质量的人。

郭明义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生活着,快乐着,电影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乐观的结论:这种理念,这种生存方式,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语境中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意义非常的。郭明义的懿德嘉行无数,影片却着意地选取拯救绝症患儿等社会道德领域最突出、最备受关注的问题作为线索,其它只在郭明义妻女“计算积分”和片尾介绍中简约地带过,这除了是电影叙事策略的需要,也是在暗示,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提起郭明义,敬重郭明义,正是因为在郭明义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中,我们能寻找到医治种种“当代病”的良方。当我们觉得现代都市的生存越来越碎片化,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当我们的头脑被无数芜杂的计算塞满,心灵却越来越冷漠空虚……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会像我们这样拘执地活着,他明净的心灵盛得下整个世界——我们是否会得到一种启示,我们的本真心性中某个温软的部分、我们的文化记忆中某个崇高的声音,是否会被唤醒,让我们换一个思路来体验和安排我们的人生?

 

2012年发表于《电影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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