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日精神的人本文化阐释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7-23 10:49:18 / 个人分类:论文

读书时代发表于《学问》的一篇小文贴出来,充实充实小窝。)摘要:本文以犹太教安息日为切入点,探讨休息-自由时间与人本主义理想的联系。安息日开启了西方文化赋予休息-自由时间以神圣性的传统,而休息-自由时间的神圣性来源于视精神生活为自足的理念。本文在西方文化精神的历史变迁、尤其在二十世纪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中考察休息-自由时间对西方人精神生活的意义,着重分析了人本主义价值理想中隐含的自由时间前提;并与中国文化精神进行比较,指出在现代化条件下中国可能产生的时间剥夺合理化的问题。

关键词:安息日;人本主义;自由时间;时间剥夺

一、安息日精神的历史溯源

每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总折射着特定的文化精神,从这个视角出发来探究西方文化精神,安息日便是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之一。安息日,本是作为犹太教文化的产物而产生于东方的。《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第七天休息了;于是他将人类工作日的周期也规定为七天,在第七天里人类必须放下所有工作、像上帝一样休息,并感念上帝。透过这种神秘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犹太先民的安息日是具有很严肃的宗教意义的;他们在安息日里体验的不只是放松,也是虔诚。[1]安息日的休息是强制的,从《圣经·新约》记载耶酥由于在安息日救治病人而险遭控告和惩办可以看到,这种强制在现代人眼中简直严格到不合情理。[2]然而,耶酥只是打破了犹太教关于安息日的某些过于僵化的规定(如在安息日里不得救治危急病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安息日的制度和精神;安息日还是为基督教所吸收,并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传入西方。至今仍在广泛沿用的以“星期”为工作日周期的模式,仍是以古老的安息日为原型;只不过其最初的宗教强制性早已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减弱以至消失罢了。

安息日是神圣的,这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是什么?从表层上看,即休息是神圣的。然而,既然《圣经》规定人要在安息日的休息中感念上帝,其意义就更加深远了。在休息时,人从日常劳动、从现世的功利原则中超脱了出来,他获得的不仅是身体的放松,也是精神的自由;这使他有可能获得某种超越性的心灵体验,在宗教的语境里,即被描述为与上帝的交流。说到这里,犹太教强制其成员休息也就不足为怪了。不仅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另一源头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中的节日,虽不具有像安息日一样严厉的强制性,却也同样具有颂赞神明的义务色彩;彭透斯因拒绝参加酒神狂欢而得罪于神便是一个经典隐喻,表明人们对不履行这一义务的遣责。[3]安息日-休息的神圣性,本质上是精神生活的神圣性;我想把它概括为西方文化中的“安息日精神”。

二、安息日精神的当代变迁与人本主义思潮

显然,安息日精神的最初形式是神本主义的:人必须休息,为的是不与上帝疏离。如前所述,变相的安息日早已失去了最初的强制性,这是否意味着安息日精神仅仅是一个神本主义范畴?并不如此简单。安息日-休息对当代西方人仍具有神圣性,只不过这神圣性的表现方式变化了:它在神本主义时代表现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当代表现为不可侵犯的权利。仍然有一个神圣的“必须”——休息权必须得到社会的、法律的保障;这在伦理角度是“普适原则”,在法律角度是“自然法”,与其相抵触的便不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这个“必须”仍是严格的,以至在某北欧国家出现了某大国领导人于休息日来访未受到欢迎的尴尬,原因是政府无权强制相关工作人员加班。这颇让人联想到《圣经》先民度安息日的虔诚。

前面总结过,安息日-休息的神圣性本质上是精神生活的神圣性。然而,“精神”是个极宽泛的概念,对它的诠释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时间性;安息日-休息神圣性之内涵,自然也会随着“精神”之内涵的变迁而变迁。西方人对精神的诠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社会的“魅”的阶段,精神就是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如逻各斯、理念世界、神灵等。现代的理性阶段,精神即人类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其最高代表。后现代或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人本主义阶段,这时关于“精神”的理解千人千面;叔本华的审美超脱,尼采的强力意志、酒神精神,克尔凯廓尔的“三阶段”,萨特的自由,加缪的穷尽,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但都可以概括为个体的人的某种内在心灵体验;当然,尼采、福柯等一部分思想家强调人的“肉体”,但这肉体也是心灵化了的肉体,是个人内在体验的载体。前现代“魅”的阶段的安息日-休息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现代理性阶段,由于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安息日-休息的神圣性被悬置了。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自足性”的问题。自足,即事物本身可成为其自身的目的,当然它也可能有助于实现其它目的,但它并不需要通过成为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被赋予神圣性的事物必然也被认为是自足的,自足性是神圣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在现代理性阶段我们看到了安息日-休息的神圣性与精神的神圣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精神-理性不再像神灵一样是自足的了,它成了是一种计算工具,是实现现实利益最大化的手段[4];相应地,休息也不再是自足的了,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是个典型的现代性表述,表面重视休息,实质是将工作赋予了更高的自足性价值。前面提到的当代西方或西方化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休息权来自于后现代的个人心灵体验阶段,与人本主义理想密不可分。高扬个人生命体验的人本主义思潮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反拨,它强调个人生命体验——对多数人本主义思想家来说这体验主要是精神性的——才是真正的存在;这就重新赋予了精神生活以自足性,相应地,也就使安息日-休息具有了当代意义的神圣性。

三、自由时间:人本主义理想的预设前提

人本主义思想家很少直接地、明确地提出休息权的问题。马克思是个例外,他的被许多学者认为已具后现代性的剩余价值理论,其实可以还原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时间剥削(剩余价值于剩余劳动时间中生产出来);他明确意识到他的使每个个体全面发展的理想有一个自由时间的前提,也明确提出了工人的休息权问题。顺便说,尤其在工人物质利益已得到基本满足、自由时间却受到挤压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剥削比经济剥削其实更容易引起共鸣。但是,人本主义思想家的社会身份多是大学教授或自由作家,自由时间非常充分;即使忙于工作,他们的工作也是精神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精神上的)自由时间与精神生活并不一定与休息相联系。他们不必担心因缺少充分的休息而使个人心灵麻木变钝、失去体验能力。而绝大多数人本主义者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的思维模式,又使他们倾向于忽略那些不像他们一样幸运的、受时间剥削的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与他们完全不同,忽略他们多已麻木而失去体验他们的审美超脱、绵延、穷尽、诗意栖居……的能力。但是,细究人本主义理论,还是会发现他们多预设了一个隐含自由时间-休息的前提,这前提是自在的而非自觉的,人本主义理论的社会化、生活化必然使这一前提突显出来。只有获得了休息-自由时间,人本主义设计的人格理想和生命范式才能获得可操作性。

较明显的是叔本华、尼采一脉具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意志主义者。其实,早在席勒提出“只有在游戏时,人才是完整的人”这初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命题时,审美化的生命范式与休息-自由时间的关系便已建立了。人在有“过剩精力”时才游戏,审美是游戏的升华,而过剩精力只有当人从日常劳动中解脱、获得充分休息时才会产生。叔本华以审美为途径寻求“意志的自我取消”和不可动摇的宁静怡悦,将此种境界喻为炙热的柏油路上一个清凉的憩息地,这隐含了审美-意志取消(至少在这种人格修养的形成阶段)所必然具有的时间性。尼采只差一步就达到对这一问题的自觉意识了,他在描述心灵体验时经常使用“这一瞬间”、“这一时刻”等时间性字眼,还认为“他们歌颂劳动是因为他们没有闲暇的本领”[5];他只是未把自由时间作为一个议题集中讨论而已。

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时间”是一个核心词汇。此时间当然不是“自由时间”意义上的时间,但他提出了意识的绵延(宇宙生命真正的时间)与机械时间(这种时间在现代理性主义的语境下正发挥着空前的影响)的对立,这就隐含了一个要求:摆脱机械时间的约束,深入个体心灵去体验真实的宇宙生命绵延。[6]

稍后的存在主义也许是最重视个人内在体验的哲学流派了。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序言中说此书的“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这句话当然有更为深远的哲学内涵,不过毕竟意味着将人的生命体验(日常的非本真状态的烦、导向本真状态的畏等)界定为在时间中的体验;[7]存在主义者所讲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个体生命体验——是时间性的。存在主义思潮盛极一时,浸入了西方社会在各个层面,而理论的“下行”必然是一个简单化、生活化的过程。繁琐的思辨被滤掉了,那种直面存在的西西弗式的英雄主义(加缪)被滤掉了……既然存在主义把人本主义对自由、对个体心灵体验的强调推到顶点并将其归结为时间性,那么在对这一一基本观点的生活化中,逻辑上就必然导出保证充足的自由时间以丰富内在生命体验的结论了。

以上所举几例远非人本主义思潮的全部,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这一思潮的启示下,古老的安息日精神完成了新的蜕变:当代西方社会对休息权的尊重、保护和强调,人们对假日的充分利用,使安息日精神挣脱了“现代性的铁笼”,使休息-精神生活摆脱了工具的地位而重获自足的意义。

四、中国的问题:精神的非自足性与时间剥夺的合理化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个神圣的“安息日”。如果考虑前面提到的休息的自足性、神圣性与精神生活的自足性、神圣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自足意义的“精神”。但是,这个结论不能完全成立。先就前现代的中国讲,中国的确没有产生过像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和像上帝那样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但如果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视角就很容易发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足性精神是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的。这主要是由老庄道家(后来又成功地融汇了外来的释家)所开创的传统,强调一种以“天人合一”为特征、在物我界限的消解中体验到的精神境界(如逍遥游)。它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情感,因为它的道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蕴含在万物之中;它也不同于后世西方的人本主义,因为它强调的不是个体心灵,而是这心灵与道的汇通。这份精神体验是自足的,即所谓“无待逍遥”。相应地,许多中国士人也十分珍视他们的休息-自由时间,而且显然承认其自足意义。

那么,如何解释安息日或变相安息日的文化现象没有在中国出现呢?我想只能说,中国文化传统中自足性精神一直未能成为指导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当然,它在艺术-审美领域和士人个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了甚至比儒家更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对社会建制的各个层面的作用都微乎其微。相应地,中国士人对休息-自由时间的珍视也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如果说它具有普遍性,也只不过是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普遍认可的个人行为),并没有制度化,没有来自社会建制的要求或保证。相反,社会常常以合理化、合法化了的名义剥夺个人的休息-自由时间,并以相应的利益作为补偿。总之,休息-精神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虽也有一定自足性却未被神圣化。面对对自由时间的剥夺,中国士人常在服从与反抗之间徘徊,构成了“出”与“处”的紧张;但是,由于工作-现实生活被赋予的自足性与神圣性从社会总体力量的角度看比休息-精神生活的更高,多数中国士人都会选择妥协和接受相应利益。如此看来,中国没有安息日的原因不是缺少精神自足性的传统,而是这一传统的薄弱和内向化。问题是,在忙碌成为世界潮流的当代社会,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缺少对休息权的坚持,那么为了社会经济发展而施加于个人的时间剥夺会不会成为合理化、合法化的?个人对自由时间的自愿的或被迫的放弃(这是所谓“吃苦精神”的一种)会不会被当做良好现象而大加提倡和鼓励?这会不会造成灵性的普遍丧失、心智的普遍麻木、精神的普遍贫乏,社会个体的普遍片面发展?这就已越出了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了。

 

参考书目:

《圣经》

黄颂杰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尼采著贺骥译《权力意志》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施瓦布著曹乃云译《希腊古典神话》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参见《圣经·以赛亚书》5813-14

[2]参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132

[3]参见施瓦布著曹乃云译《希腊古典神话》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29-33

[4]参见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122

[5]参见尼采著贺骥译《权力意志》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6]参见黄颂杰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8

[7]参见黄颂杰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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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知遥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马知遥   /   2010-07-23 14:07:20
安息日这天在强调神的意义的同时也是为了让这天成为对神崇敬和交通的时间。所以宗教中的礼拜日就这样产生了。这一天可以不工作但不可以不去做礼拜,基督教对教徒有这样的要求
马知遥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马知遥   /   2010-07-23 14:01:57
主内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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