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中西文明交流的开拓者——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

作者：余三乐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0.6—1610.5.11），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利玛窦当时颇受中国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年5月11日，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本版特刊发两篇文章，纪念这位为中西文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传教士、科学家和汉学家。

400年前的今天，即1610年5月11日，一个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平静地逝去，他的中文名叫利玛窦。可是时至今日，中国人、意大利人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深深地怀念他。5月11日上午，意大利共和国驻华使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中国学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第一届“利玛窦中欧文化交流及应用伦理研讨会”；今年2月至3月，首都博物馆与意大利有关方面合作举办了题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的精美展览；去年11月，《参考消息》发表一个整版的文章，介绍利玛窦的生平和贡献，并加了编者按；国家文物局与意大利文化遗产部将合作对利玛窦墓地做进一步的维修和保护；众多新闻媒体也把镜头聚焦于这位先驱和伟人。那么他为中国、为意大利、为整个人类做了些什么呢？
 
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

利玛窦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小镇玛切拉塔（Macerata）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在耶稣会办的罗马大学学习神学、哲学、天文地理，1578年奉命东赴果阿，1582年来到澳门。1583年，利玛窦进入内地，在肇庆定居。在这之后，他先后定居于韶关、南昌和南京，1601年进入北京，并获得在京的居住权，直到1610年他去世。
利玛窦以毕生的精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全方位地将欧洲的地理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等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如他绘制了包括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并告诉中国人地球是一个球体；他对中国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进行了经纬度的测定，修正了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中中国部分里的错误。他多次准确地预报了日食和月食，最早提出修改中国历法的动议，开启了明末历法改革的滥觞，他还撰写了介绍欧洲天文学的多部著作。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 《测量法义》等。他将体现西方机械学原理的自鸣钟带到中国，成为中国钟表业的行业神。他翻译的《几何原本》一书不仅介绍了西方数学，同时也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徐光启称：“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利玛窦撰写了介绍西方交友之道的《交友论》。他向中国人介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他编纂出第一本中外文的词典——《中葡字典》，并制定出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他首次将西方的油画和使用透视法的绘画技法以及欧洲的古钢琴带入中国。
 同时，利玛窦也把中国的情况比较全面、准确地介绍到欧洲，他发往欧洲大量的书信并且写了《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该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由于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当时的大明朝廷赐给他一块墓地。他是第一位获得在北京长久居住权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位被允许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
 
“文化适应政策”的
实践者和发展者

 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他本人将欧洲的文化传到中国，将中国的情况介绍到欧洲。如果说这是他传送了文化产品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建造了一座沟通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
 鉴于众多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企图均告失败，耶稣会远东巡察使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在澳门进行了“划时代的观察”，制定了被称作“适应政策”的全新的传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葡萄牙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
 利玛窦则是 “文化适应政策”的实践者和发展者。
 他采取学术传教的方法，以新鲜的西方科学文化来吸引中国的文人学者；他对中国的传统宗教采取排佛补儒的策略；认为祭祖和祭孔是世俗礼仪，非宗教礼仪，可以被天主教接受；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主教礼仪作适当的调整，如礼拜形式、安息日和对女教徒的特殊对待等等。
 正是因为利玛窦实践和发展了“文化适应”策略，中西两大文明之间才架起了一座桥梁，才使在随后的200年间有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持续地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造就了被称为“西学东渐”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
 
“西学东渐”的开创者

 利玛窦所开创的“西学东渐”带来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包括所有的学科门类，只要追溯它的发展史，都无法回避“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气象学、水利学、力学、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建筑学、化学、军事工程学、造纸印刷术、人体科学、西医药学、动植物学、酿酒业等等）、艺术（美术包括油画、铜版画和雕塑，音乐包括乐器、乐理、乐曲，还有园林艺术以及玻璃、珐琅和鼻烟壶的制造工艺，等等）和人文学（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有些领域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开创性影响。
 历史常常爱跟人们开玩笑，人们的初衷是进入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诚然，利玛窦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传布天主教，但为了这个目的，他无意间、有时甚至是有意地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就像蜜蜂虽然其本意是觅食，但却传播了花粉一样。
 如果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仅仅是单纯的福音传道士，那他们充其量只能影响不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由于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贡献，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进而影响了当时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因此可以说，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利玛窦堪称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同时，来华传教士又向欧洲全方位地介绍中华文明，从而是在西方引起“中国热”的先驱。正是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华文明，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营养。
 利玛窦又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典范。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西方列强弱肉强食、殖民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这种精神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之际，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了解利玛窦、敬仰利玛窦、学习利玛窦，为创建和谐世界的美好理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