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主义的特征和表现也不相同。只有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主义分别进行描述和分析,才能清晰而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民族主义。
捷克历史学家赫洛奇从民族意识与大众动员的关系角度,将民族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实践分为三个阶段:A阶段是纯粹的文化、文学和习俗相交融的时期,还没有政治或民族意味;在B阶段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先驱和推动民族意识发展的激进派,他们试图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和民族国家;在C阶段,民族主义者积极寻求人民大众的支持,或者以人民大众的名义开展活动。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从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民族主义的第一波产生于美洲欧裔海外移民的后代中,第二波才是18、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第三波则主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是对全球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反应。安德森的三阶段划分独树一帜,但与作为政治现象的民族主义发展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结合起来。现代国家同样最早起源于近代欧洲。尽管早在17世纪英国就已经具有现代国家的雏形,但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确立起来的,即明确的地理边界,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和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公民身份等。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民族主义产生的首要前提。因此,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为线索,可以将民族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民族主义的政治性质决定了对民族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需要与第一阶段: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这一时期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前民族主义时期,或存在各种“民族主义原型”的时期。
所谓“民族主义原型”指的是在民族主义产生之前,能够起到团结群体成员和进行政治动员的各种集体情感。这些情感与民族主义存在功能上的相似性,但绝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民族主义原型”包括各种类型的宗教、文化、语言、族裔甚至是宗族共同体,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和族裔共同体。语言成为大众动员的工具是现代国家产生之后的事情,即现代印刷技术和国民教育产生之后;族裔共同体的特性,如肤色、体型、身材和习俗等,是组成族裔共同体的基础。在以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为代表的族裔民族主义者看来,族裔特性中即蕴含着民族主义。但是这些族裔特性不同于近代民族,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关系不大。尽管如此,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原型”的话,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更为顺畅一些,因为它们可以作为民族动员的情感基础和象征符号。民族主义产生之后,也经常以各种既有或臆造的“民族主义原型”作为巩固民族团结的纽带。
第二阶段: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现代民族主义即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期。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到1870年德国、意大利统一运动结束是第一个时期,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第二个时期。
国家认同就成为当时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政治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需要一种全新的效忠形式,以满足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当时亟需的军事动员需要。以前的宗教、文化和族裔共同体意识不再符合国家的这一需要,为此,建立在公民政治权利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就成为当时的“公民宗教”。它和爱国主义具有相同的形式,都以国家为效忠对象,并认为国家命运与个人息息相关。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即根据人们的政治选择所建立的政治“民族”,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族裔“民族”。因此,在这一时期通过政治民主化将臣民转化为公民,通过国民教育灌输国家意识,通过国旗、国徽和国歌等强化传统的高潮,“阅读革命”和现代印刷技术的发明则把这些以方言为基础的传统转化为大量廉价的印刷品。民族意识在阅读中缓慢地形成了。这一时期对族裔特性的强调,与当时的大规模移民和19世纪后期的生物学理论(尤其是遗传学)有关。不同族群的移民混杂在一起,强化了群体的差异性和对本族群的认同性。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后来的遗传学理论,则为种族歧视提供了“科学”依据。种族被认为是民族的同义语,并被看做是民族的“特质”。无论是政治民族主义还是文化民族主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验证,结果表明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要比各种形式的国际主义都强大。
第二个时期是语言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语言和族裔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标准,“民族主义原型”也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出生机。民族主义之所以在此期间发生巨大的转型,与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进行的国家统一运动密切相关。与英、法两国深厚的历史根基相比,德、意两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民族语言而非历史是他们建立统一国家的核心要素。因此,德国民俗学家赫尔德把语言提高到界定民族的唯一标准的高度也就不足为奇了。18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发现民俗第三阶段:从一战结束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国家通过巴黎和会成为国际社会政治行为体的模板,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均以此为奋斗目标。与此同时,作为威尔逊原则重要内容的民族原则也被广泛接受,成为一项国际原则,民族主义由是弥散至世界其它地区。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运动重心从欧洲转移到欧洲以外,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压迫的需求结合起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运动形式;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困扰欧洲老牌民族国家的主要问题。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没有为民族主义添加太多新的内容,但其动因与历史上的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他们更多地是出于对肤色迥异的殖民者的憎恨,强调反对殖民压迫。对他们来说,独立是比坚持民族原则更为首要的目标,而民族自决原则为此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此外,除了那些本来就具有“民族主义原型”的国家,如中国、伊朗、埃及等国之外,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民族基础。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民族独立之后面临着国家和民族构建的双重任务。
在欧洲地区,民族主义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即民族分离主义。欧洲国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但是却像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1919年之后的欧洲民族运动,多半都是朝反对民族国家的方向走去。”二战期间,在欧洲还产生了各种激进民族主义,如反犹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糅合民族主义思潮的法西斯主义等。民族冲突开始更多地和社会冲突结合在一起了。
第四阶段:20世纪后半期至今
现代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交通运输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国家边界的阻隔功能,大规模的人员流动降低了民族的纯粹性,各种超国家组织尤其是欧盟的建立使得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存续产生怀疑。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也表现出与前述历史阶段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在全球化时代得到放大,如各种形式的民族分离主义、排外主义、宗教激进主义的产生。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经常与恐怖活动结合在一起,成为“9·11”之后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其次,民族主义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对立特征,即一方面构成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认同趋于弱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面前感到迷惘的人们开始返回族群和地方寻找归宿,造成地区民族主义的复兴。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它像民族国家一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霍布斯鲍姆甚至认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但是更多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为现代世界秩序提供了唯一现实的社会文化框架。如今,它们还没有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