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二代学人完全进入历史。这也意味着,对于这代人的学术史研究
季羡林先生去了。他的隐入风尘,象征着1910年代出生的、和思考,可以充分展开。前段时间正在翻读季先生的著作《糖史》,细细思考这代学人选题和关怀的所以然、所由然,逐渐对先生的思路有了更多的体贴和理解。窃以为,此书乃先生在学术上的终结之作,虽非“凤凰涅槃”,至少也有“黄钟绝响”之意。
文化交流史。”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名词定高下,而应尽可能去体贴和理解作者的“背后幽怀”。作为一个始终关注文化交流,强调从交流的角度去深入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学人,在季羡林眼里:“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所以,他的入手处虽是一个似不起眼的“糖”字,但所见者却极为广大,是具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治学之真精神。
胡适曾说过,发明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恒星的意义是相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糖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作者显然有着远超出研究对象本身的阔大视域:“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自1946年归国以来,季先生在前后六十余年的中国学术特殊场域中,为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一份厚重的遗产。我觉得最值得予以充分表彰的,乃是季先生所展现的具有一定普世价值的现代学术伦理观。即以儒家之“三不朽”原则来衡量,季先生在学术场域中也可以如此“盖棺论定”:
传统理应成为重要学术遗产并能融入到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建设中去。
其一,立功。在中国语境里东方学学科群的开辟上,季先生功不可没。先生其运也佳,在留德归国后得到陈寅恪先生的大力引荐,而复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诸先生的“破格重用”——以35岁之英年而旋即出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主任,在现代大学制度内首先开辟了以梵学为中心的东方学学科。不仅如此,季先生在现代学术谱系中有相当自觉的“承上启下”意识,当初在留德时代反复斟酌择定专业,就很明显地有继承陈寅恪先生路径的痕迹在,日后更加以追认。而季门弟子蒋忠新、黄宝生、王邦维等诸先生更在各自的领域里均有所拓展,形成中国梵学(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支柱性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季先生所参与开辟和建设的“梵学”与“东方学”学者里,当属“多产”。就角色看,则学者、翻译家、散文家,多重才能在一身;就范围看,则中、印、西三大文化体系皆有涉猎;就领域看,文学、史学、宗教学等皆为中心。先生知识功底之厚,在现代学人中可谓翘楚。但就文集来看,先生真正大手笔的研究,则相对有限,除却10卷译著、4卷散文(杂文),学术性强的论著共10卷,而除《糖史》之外,大多为论文、文章,涉及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印度历史与文化、佛教、中印文化关系、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等。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即便在文革时代那样被贬做看门人的时期,仍孜孜不倦于学术,集腋成裘译成《罗摩衍那》煌煌巨著;而先生穷一生之精力,聚焦于“糖”的问题,在晚年之完成《糖史》,可被视作其毕生学术的“集大成”。
其二,立言。先生文集一编已达24卷,即将由外研社出版的全集更达30卷之巨。在中国现代学术早期的这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