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
张梦阳
林非，1931年生于江苏海门，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等。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和散文创作，主要研究领域为鲁迅学、20世纪中国文学和散文理论。
主要学术论著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鲁迅和中国文化》、《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
张梦阳，1945年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197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攻鲁迅学。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中国鲁迅学通史》、《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主要编者)、《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等。
《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
《鲁迅和中国文化》
至今，《鲁迅传》已出版了42种之多，但您与人合写的《鲁迅传》，仍是其中的佼佼者。您怎样看待这部《鲁迅传》？您对未来的鲁迅传记写作持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毕生热爱鲁迅、崇敬鲁迅，但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您并没有对鲁迅顶礼膜拜，而是对鲁迅的局限性做出了理性的科学分析。例如在充分肯定鲁迅“尊个性”的主张时，又指出他“排众数”的命题限制了思想的扩展，以至发展为“绝义务”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您多次指出鲁迅不可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有深刻的历史与时代的原因”。凭借着这种深邃的历史文化内蕴，您又提出：鲁迅对于明中叶以后精神解放的思潮未予应有的注意，是鲁迅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重要疏忽。
从家庭败落和民族苦难中开始亲近鲁迅
张梦阳：我听说您小时候家境殷实，但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您的家乡，为躲避战火，不得不随父母辗转于亲戚家。寄居的日子，使您这个敏感的少年初尝了人情的冷暖和民族的苦难。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您也从家庭败落和民族苦难中，切身感受到了此话的含义。这是否是您开始亲近鲁迅、终生热爱鲁迅、研究鲁迅的起点？
林非：是这样的，在纯真的少年时代，曾接触过人生道路上的重大变故，以及阅读过的智慧和深刻的书籍，往往会留下终生都不会忘却的印象。因为在当时躲避过日寇占领家乡的战祸，所以我毕生的信念始终都强烈反对侵略战争；因为在当时似懂非懂地读过鲁迅的《呐喊》，所以我始终都想很好地探析鲁迅这个充满思想与审美意义的话题。
张梦阳：您1949年2月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自此始终如一地努力工作，正直做人，但长期以来却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是否是鲁迅精神激励您战胜困难，又促使您对封建专制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加倍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理性？这是否成为您一系列鲁迅研究论著所蕴含的突出特点？
林非：阅读书籍和观察社会，必然会进行相互比较，如果更具备明确的意识，自觉地去这样做，收获肯定会更大。我确实是伴随着自己人生的遭遇，认真阅读过鲁迅的全部著作，两相参照，体会就容易丰富而深切。阅读《鲁迅全集》时，真是下了不少功夫，将他提到过的古今中外的有关著作，都尽可能找来浏览，这样就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对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种种美好抑或残酷的现象，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深深感觉到，专制主义的野蛮统治是残害民众的祸根，只有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人类才能达到美好与高尚的境界。
“文革”结束后爆发出巨大的学术创造力
张梦阳：从1962年2月《文学评论》第1期，您以卜林扉名义发表《论〈狂人日记〉》，到学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鲁迅和中国文化》，您写了一系列鲁迅研究论著。之后，《鲁迅和中国文化》一版再版，被收入《中国文库》。您始终关心鲁迅研究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您是怎样与鲁迅及鲁迅研究融合在一起的？
林非：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准，当然就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整个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这仅是从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视角而言。至于从自己曾主持过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工作来说，当然就应努力关心和推进全国的鲁迅研究事业。记得在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活动期间，具体领导这一工作的“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的秘书长荒煤先生，除了许多头绪纷繁的工作，他还时刻关心和指点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跟我们详细探讨怎样将会开得更好。由于殚精竭虑，他终于累得病倒了。躺在医院的床上，他还每天听取大家汇报，商量如何把会开得更有成效。他还嘱我务必转告大家，一定要尊敬和照顾好所有出席会议的作家和学者，说是只有格外尊重和发挥知识的作用，整个国家才会有希望。荒煤先生这样广博和宽厚的胸怀，如此诚挚的教诲，在近30年的岁月中，我始终牢记在心，也成为我努力工作的动力。然而我做得实在太少，太不够了。
张梦阳：“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您爆发出了巨大的学术创造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您连续出版了《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尽管这些书与您后来的《鲁迅和中国文化》相比，并不令您满意，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鲁迅学史上也自有其价值。您怎样看待自己这段学术历程？
林非：从整个鲁迅研究史的发展过程来说，那几部论著也许多少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我确实感到不满。这里有自己学术修养不足的原因，更有时代的束缚。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很难有自己的话语。“文革”结束那年，我已经45岁了，虽然也悄悄阅读了不少书籍、思考了不少问题，却不敢尽情地进行独创的推理和写作。“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秩序逐渐趋于正常，我才有可能在撰写的过程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独创，这无疑是最关键的事情。正因为经历了十多年力求去发挥独创性思索的撰写过程，才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鲁迅和中国文化》才明显地超越了自己所有研究鲁迅的论著。
张梦阳：1981年，您在美国召开的“鲁迅的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近年来鲁迅研究工作的收获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的发言。时隔20余年，您怎样回顾这次发言？对今后的鲁迅研究工作又有何设想？
林非：对于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工作来说，必须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无论从宏观抑或微观的视角而言，都应该了解它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知悉它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点上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推动它迅速向前迈进。因为我多年来基本停止了鲁迅研究工作，很少接触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进行相关的考虑。在此只能粗略地说点想法：一是更为深邃和系统地分析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以及所存在的历史局限；二是从整部中国以及世界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角度，将鲁迅与同样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进行科学的比较，从而得出能启人思索的结论。
张梦阳：至今，《鲁迅传》已出版了42种之多，但您与人合写的《鲁迅传》，仍是其中的佼佼者。您怎样看待这部《鲁迅传》？您对未来的鲁迅传记写作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林非：我在青年时代就反复读过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深深感到其中蕴含的气势、情韵、性格和灵动的细节，真是让自己读得如痴如醉，然而自己写出的《鲁迅传》中的章节，思想上显得不深刻，艺术上显得不精致，感到十分遗憾。我读过你撰写的有关鲁迅传记的若干章节，觉得比我当时写出的那些文字，确实是好多了，祝贺你经过艰苦努力后所获得的成就。
《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发出的对“人”的呼唤
张梦阳：我认为，您最有分量的书是《鲁迅和中国文化》。从1990年出版，我就如饥似渴地认真读了，以后每次再版都要细读，我先后细读不下五遍，边读边记，先后记了百余张卡片。我觉得这部书的老到与深沉，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的熟稔。这是您之后的中青年鲁迅研究者难以比拟的。我很想听您谈谈在写作此书之前读过哪些历史典籍，做过哪些准备？
林非：尽可能全面深入了解历史悠久和内涵丰厚的中国文化，这是关键之所在。我在幼年时代，曾零星接触过《四书》、《五经》。在大学时代读过不少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方经典著作。60年代初，又粗略浏览过《二十四史》以及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有关著作。经过长期的积累，视野肯定比较开阔，思索的问题就会更多。但是能否达到深刻程度，就要看是否掌握得十分熟稔。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世界上的书籍实在太多，都做到很熟稔地掌握，那是任何聪明绝顶的人都无法做到的。对于想为学术工作有所贡献的人来说，只能是尽力而为。
张梦阳：您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从深邃、丰厚的文化内蕴中发出对“人”的呼唤，对封建专制主义予以深刻的批判。很愿意听听您这方面的体验。
林非：专制主义王朝的世袭统治，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特权为凭借的基础之上。《春秋左氏传》说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鲁迅的《灯下漫笔》中说是“一级一级的制驭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当然是最有可能为所欲为，也最有可能享受奢侈淫逸的生活的。在他底下所有等级的统治者，是服服帖帖替这“天子”效命的奴才，而最广大的被统治的民众，则更是过着艰苦的日子，充当默默地服从帝王和官吏一切命令的奴隶。在所有的奴才与奴隶中间，一旦闪烁出违反常规的思想的火花，就会受尽严厉的惩处，明代的李卓吾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张梦阳：您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以及《鲁迅传》在评述鲁迅后期的杂文时，以浓重的笔墨分析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剖析清代文字狱的重要篇章，得出了见道之论：“鲁迅在他的晚年，对于封建制度的揭露，已经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他的杂文在挖掘许多社会现象的历史渊源时，远远地超过了当时很多文学作品的思想水准。”
林非：鲁迅在晚年写成的三部《且介亭杂文》中，有十多篇文字，都显得非常深刻，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弊端及其历史渊源，作出了震撼人心的描述和剖析。能够达到如此程度，确实是远远超越了时代的水准。这就应该引起严肃和慎重的思索，它的奥秘究竟何在？有什么规律可循？用什么方法去找到呢？研究鲁迅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这样才能推动整个思想和文化，继续攀向高耸的顶峰。
理性、科学地分析鲁迅的局限性
张梦阳：您毕生热爱鲁迅、崇敬鲁迅，但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您并没有对鲁迅顶礼膜拜，而是对鲁迅的局限性做出了理性的科学分析。例如在充分肯定鲁迅“尊个性”的主张时，又指出他“排众数”的命题限制了思想的扩展，以至发展为“绝义务”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您多次指出鲁迅不可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时代的原因”。凭借着这种深邃的历史文化内蕴，您又提出：鲁迅对于明中叶以后精神解放的思潮未予应有的注意，是鲁迅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重要疏忽。这些观点无论在鲁迅研究界还是在中国思想界，都是振聋发聩的。
林非：任何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不受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时代氛围的制约。鲁迅出生和成长于19世纪末年，当时的几个西方国家，已经走上了工业文明的道路，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急剧增长，于是就野心勃勃地向外扩张，而停滞于农业文明的古老和落后的中国，就受尽了野蛮和血腥的侵略。鲁迅毕生都致力于改变祖国这种落后的现状，然而他从幼小的时候，就生存于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面，不可能不受到它若干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谁都无法避免的一种社会与时代的局限，有人表现在这方面，有人表现在那方面。鲁迅对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弊害，认识得太透彻了，然而在这社会里面也曾诞生过几位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物，黄宗羲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梁启超和谭嗣同早在晚清末年就宣扬过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可惜的是鲁迅在当时并未注意和提及这一点。
所谓研究，也就是一种比较
张梦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您就指出：所谓研究，也就是一种比较，比较研究对象的异同，不仅要异中求同，而且要同中求异。您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正是贯通古今中外，穿透共时历时，纵横交错，上下遨游，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以对历史的熟稔、感悟的深刻、辨析的精微凸现鲁迅的独到之处。也很想听听您对《鲁迅和中国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体悟。
林非：你总结出来的“贯通古今中外，穿透共时历时，纵横交错，上下遨游，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真是抓住了学术研究工作的核心。对于整个对象进行融会着宏观与微观的分析、综合和比较的工作，时刻把握，贯彻始终，肯定可以不断地获得新颖和深刻的认识。
张梦阳：您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对鲁迅所说“五四以来的小改革”和“《红楼梦》中的小悲剧”中的“小”字做过透彻分析。很想再听听您对这个“小”字的理解。
林非：“五四”启蒙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主张，是多么鼓舞人心啊！然而由于进行的时间实在太短暂，这些珍贵的思想还没有获得充分和系统的展开。大多数民众大概不会从这次的运动中，领略“民主”和“科学”的准确含义与丰富内容。鲁迅用一个“小”字来形容它，确实是意味无穷，发人深省。鲁迅还提过“《红楼梦》中的小悲剧”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将这部描绘了多少悲欢离合和生死痛楚的杰作，标上一个“小”字呢？大概是因为它侧重在一个上层贵族的家庭里展开故事情节，而且又侧重于叙述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波折，这跟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时充分关注广大民众苦难的生活，以及剖析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与蹂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张梦阳：您的《鲁迅和中国文化》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富有严密的逻辑，如对鲁迅所剖析的国民性弱点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您是怎样归纳这种内在逻辑的？
林非：竭尽主观努力，在研究工作中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正是为了完整揭示客观对象所有的内在逻辑。时刻都要把握好这一点，这是研究工作的关键之所在。当然想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也是很艰苦的。我觉得自己逻辑思维的能力并不很强，因此做得还并不完满。
从单向性的片面思维
转化为多向性的辩证思维
张梦阳：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最大收获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跳出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单一性思维窠臼，不再把鲁迅的话当做唯一的真理，而是放到历史的试金石上加以检验。只有从单向性的一极化的片面思维，转化为多向性的多极化的辩证思维，才能使鲁迅研究上升到科学的境界。我觉得您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正是这种思维变革的实绩标志。您以鲁迅精神正视鲁迅自身的矛盾，把鲁迅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分析，使人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而深刻的鲁迅，感悟到人类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理性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正是您论著老到与深沉的又一表现。能否再听听您在这方面的见解？
林非：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内部，确实是异常的丰富复杂，充满了种种对立和矛盾，具体到每个个体而言也是如此。而且一个人的经历愈丰富、知识愈广博，这种对立的矛盾、复杂的演变，就愈深刻和宽广，全面切入内层的深处进行剖析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易经》所说的“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是很有意思的，既要深又得广，这样坚持不懈地探索研究对象所有的内蕴与奥秘，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从心底深处讲话
张梦阳：您既是一位坚实而精深的鲁迅学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家和散文理论家，所以您的鲁迅研究论著都打磨、锤炼得非常圆润和优美。也很想听听您文体与文字上的经验。
林非：我在毕生读书的过程中间，既注意它的内容，也注意它表达的方式和词藻的运用，很深刻地认识到，一定要充满真诚的情感，将自己的思想凝聚在文字里。正像英国作家卡莱尔所说的，“从心底深处讲话，向所有的人的心讲话，这是能够被长久记住的唯一的秘密”，“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出之于真心的话那样持久不衰”。聪明的读者一眼就会识破虚假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