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而后传播到世界其他各国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美国学者唐纳德·修斯的说法，环境史“是一种试图理解在时间变迁过程中，人类生存、劳作和思考时与其周围自然环境之关系的历史”。它使历史学家的视野从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扩大到了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探询，由此构建起人与自然、自然史与社会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模式。这样，环境史在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与文化史之后，成为了历史编撰和叙述的新类型。
环境史的出现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就学科而言，环境史家致力于研究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中所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环境保护等内容，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的范围。他们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认识历史运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并且更新了对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从现实来讲，在20世纪中后期，人类在饱受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危害之后，痛定思痛，需要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历史，揭示造成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环境史的研究可以为世界各国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国环境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论研究队伍还是成果都相对比较薄弱。有鉴于此，《学术研究》从2006年起开辟了环境史专栏，至今已有5期，编发了5组20篇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三大类。
探讨环境史的基础理论问题
第一类文章是对环境史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进行探讨。如王利华将“人类生态传统”视为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以此对环境史作出新的界定：“环境史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他还分析了环境史和现代生态学、考古学、农史学、历史地理学等相邻学科的异同，进而指出，从学术指向、理论方法、话语体系及编纂叙事方式来讲，环境史都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至于如何研究环境史，梅雪芹则认为：“在理论上既要知晓自然环境是什么，它如何变迁，也要认识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自然环境对人的意义、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牵涉的社会关系。而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既要明确‘物’的基础地位和权利，不能‘见人不见物’，又不能倒过来贬低甚至忽略人的地位和作用，以致‘见物不见人’。”她还预言，环境史将在21世纪史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从理论价值来看，环境史不仅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生长点，而且还会成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它将在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凸现自身的特色。从实践意义来看，今天，不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仍然是最紧迫的问题，这种现实也使得我们必须加强环境史研究。而这一研究，将通过系统总结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作出其特殊贡献”。在介绍外国的环境史研究情况方面，格非在《公共史与环境史》（2006年第10期）中介绍了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马丁·麦乐西的演讲，其观点主要为：1. 汽车不但塑造了美国的城市，还改变了美国的景观，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历史。2. 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从民权运动借鉴了权利观念为自己吸引了新的支持力量，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贾珺在《伊恩·西蒙斯的大尺度环境通史研究》一文中对英国学者伊恩·西蒙斯大尺度环境通史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特点进行阐述，同时对其带来的启示作了探讨。这些对外国学者环境史研究情况的介绍对我国的史学研究无疑具有启迪作用。在环境史学科内部的分支方面，《学术研究》编发了3篇论文，包茂红在《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一文中认为，海洋亚洲环境史不论是从海洋史还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都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领域。作者对海洋亚洲研究的学术谱系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及推进这项研究的具体设想。王玉对岛屿太平洋环境史兴起的原因、相关成果、特点与不足进行了概述，刘向阳则对环境政治史这一较少人论及的领域进行了探讨。
运用环境史理论
研究外国历史
《学术研究》已刊发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3篇论文。美国学者约翰·R.麦克尼尔的《能源帝国：化石燃料与158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一文通过对泥炭与荷兰、煤炭与英国以及石油与美国三个案例的剖析，从横向上展示了能源与经济和军事发展以及领土扩张的复杂关联，从纵向上揭示出能源与霸权更替的关系，从而为我们掌握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我们理解我国在近代初期为何落后和现在应制定何种策略均具有宝贵的启示作用。费晟对瑙鲁资源环境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二战后瑙鲁环境的巨变引起了瑙鲁人生活的变化，促使全球市场文化渗入当地文化，因此形成了一种不利于环保的混合文化。另一方面，瑙鲁在独立及国家建设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最终酿成了资源环境危机。这就说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文化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其过程及结果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贾珺则从环境史的视角对高技术战争进行了阐述。
运用环境史理论
分析中国历史
《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刊发了题为“生态历史与中华文明”的一组7篇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用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成果。罗炳良在《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一文中认为，生态环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关系问题，深入发掘和借鉴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丰富遗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王川嘉的《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一文认为，气候变迁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政权更替与人口迁移等都有很大影响。他从对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演变关系的考察中得出，自然气候是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是影响人类本能的最深层因素，因而我们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便在‘天地之间’，更好地‘各适其便’，完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任务”。李传印、陈得媛在《环境意识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提出，中国古代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环境意识可以有效地防止人的物化，抑制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确立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资源利用原则，从而在环境和资源方面保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罗美云认为，《周易》中以“和合”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均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樊宝敏的《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提出，先秦时期我国森林资源分布广泛，动物种类繁多，湿地和水资源丰富，草原辽阔，沙漠化土地面积较少，整体上呈现出好而优美的生态环境，因此为我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李莉的《历史时期的森林利用与文明的推移变迁》从考察我国历史上的森林利用情况出发，推出森林利用、森林的兴衰正好与文明的推移变迁同步这一结论。此外，王培华的《自然灾害成因的多重性与人类家园的安全性》指出，自然灾害是由自然和社会多种因素造成的，“对自然因素，人类不能苛责于自然，只能通过经验来适应自然，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来了解其规律成因，找出预防和应对的措施。对社会因素，可以多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改变人类利用自然的态度”。另外，她还就如何保证人类家园的安全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目前的作者群主要有三类学者，一是外国学者，因为环境史毕竟是“舶来品”，了解、消化外国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二是国内环境史学科的骨干人物，有他们的支持，这一专栏才能达到国内外的先进水平；三是史学新秀，因为环境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也有不少是年轻的学人，对他们的成果，也要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