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客和中国商品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中国视角下的世界知识的生产才刚刚开始。建构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知识表述机制，已经催生了一批扎根于海外田野的中国人类学家。
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实践（田野调查）的倡导者、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30日在昆明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时说，海外田野调查还处在起步阶段，中国目前也只有20人左右，研究对象涉及印度、泰国、蒙古国等周边地区，也包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调查时间都在1年以上。
“海外田野调查要求学者通过参与性的观察，长时间地感受、认识当地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他们获得的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能成为别的社会学科展开研究的基础。”高丙中说。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杨春宇博士曾在澳大利亚进行民族志研究。他认为，中文澳大利亚民族志作为跨文化文本，存在“误读”澳大利亚文化的可能，但同时也蕴涵着反思澳大利亚乃至西方文明的可能性，有从中国视角出发重新呈现西方社会的潜力。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景军表示，当中国学者开始关心与自身不同的文化，说明中国学者对于自身的文化有足够的自信。对“他者”文化的好奇，源于文化的自觉。
自人类学在近代西方诞生以来，西方学者跑遍世界，也跑遍了中国各地，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
“西方之所以处于世界话语中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表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从民族志来分析，作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而文本内容所叙述的都是非西方社会的事情。”高丙中说。
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这种基本认知关系的社会后果已经显现：关于异域的叙事在满足西方大众的好奇心的同时，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也不断强化了一种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关系。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张金岭博士介绍，他刚到法国做田野调查时，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一旦他表明自己是人类学家，访问对象往往很惊讶，甚至反感。“因为在西方人印象中，人类学是西方研究‘原始’‘落后’社会的学科”。
张金岭说：“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掌控着学术话语权，这一权力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人文理念的趋向，并几乎淹没了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
打破学术话语与知识生产机制中的不平衡状态，需要中国人类学家通过海外田野调查以本土视角建构一种有关世界的汉语知识表述机制，这成为本届大会“用汉语重写文化”专题会议与会学者的基本共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类学者李安宅参与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祖尼人的印第安母系社会调查及墨西哥的乡村调查，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外田野调查。但此后，多数中国人类学专注于本土民族志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康敏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所生产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偏重于历史而不是当下，偏重于欧洲、北美及东亚的发达国家和社会；从研究方法上看，则多属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的再研究和理论研究。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人类学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有利于中国从民族志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也是中国扩大文化影响力的迫切需要。
用汉语书写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文本，突出其背后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视角，能让世界了解不同的见解与声音。“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积极参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转换的重要一步。”张金岭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