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７月２８日电（记者章利新 缪晓娟 伍晓阳）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２８日在昆明表示，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儒家人文主义传统能够消除西方启蒙价值主导的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杜维明在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１６届大会期间作了题为《东亚社会的新儒学传统对多元现代性的启示》的演讲。
杜维明认为，我们身处的全球化过程，在经济上表现为同质化，但在文化上却是异质化的过程，文化多元性已经导致了诸多的冲突。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
“因此，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内部的对话，甚至地方之间的对话，都越来越重要。”杜维明说。
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儒家传统中的“恕道”是对话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所以，在中国，各种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能和平共存。
在杜维明看来，对话文明的出现需要很多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儒家文化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主体观念。在儒家传统中，自我始终与社群、自然、天道，或者说家国天下，和谐地联系在一起。
他指出，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有两种话语：源自自身传统的宗教话语和作为世界公民的话语。“儒家只有一种话语，就是世界公民话语”。正因其开放性，儒家传统才能成为不同文化对话的中介。
从中华文明的儒家传统中整合出一种全面的、深入的、开放的人文主义，以消除西方启蒙价值主导的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杜维明始终关心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继承了西方现代启蒙传统的诸多正面价值，但随之而来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凡俗思想、科学主义等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杜维明说，自由、理性、法治、民主等价值来自西方现代启蒙传统，已经为世界所广泛接受；应该承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同样是普世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平等对话。
“如果只有自由，没有公正；只有理性，没有同情；只有法治，没有礼让；只有权利，没有责任；只有个人尊严，没有社会和谐，我们就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和平共存的世界。”杜维明说。
他最后说，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的启蒙传统之间的对话，是深层的价值的对话。在这种平等对话中，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自身传统的丰富性，在我们面对发展的问题时我们才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