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度为界来谈论诗歌的面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每一年度的诗歌新闻或事件有不同,诗歌现象却可能是延续性的。此外,概括、提炼某种现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掩盖诗歌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异。这里所评述的诗歌现象,不一定是本年度新出现的,但却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
以口语入诗:结构与意义
以口语化的、看似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个人情思,仍是2006年中国诗歌的一个主流;通过各种渠道发布、传播的诗歌中,很大一部分使用的是口语化语言,并受到推崇和模仿。诗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不过对于许多诗人来说,“语言”一词可以用“口语”置换,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用语。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所主张的诗歌语言“陌生化”原则,即对日常用语和科学用语的疏离,一直受到口语化诗歌的挑战;这种挑战,也被视为对使用“文绉绉”的书面语诗歌的反动。
民间写作”的论争中,以韩东、于坚、伊沙、沈浩波等为代表的“民间诗人”,对以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诗人”的诗学观念和写作方式进行质疑和反驳,提出“拒绝隐喻”的口号,认为“好诗在民间”,民间的口语是保持诗歌活力的源泉。其矛头直指后者写作中经常使用的“翻译语体”(即西方诗歌被翻译为中文时形成的一种特殊语体)。他们认为,这种“翻译语体”难以表现日常生活、现实世界的鲜活、多变,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书斋写作”。虽然两次口语化诗歌浪潮针对的诗歌现象不同,但其内在的诗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它并不一味排斥在诗歌中使用书面语,毋宁说,它要消解的是中国新诗长期以来在书面语,特别是在“翻译语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写作、欣赏与批评的规范,以使诗歌走向民间,深入大众。
新时期以来,口语化诗歌有过两次高潮,针对着两种诗歌写作倾向。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被称为“第三代诗人”的年轻写作者,如韩东、于坚、杨黎、李亚伟等,以口语入诗,试图瓦解“朦胧诗”中严密的象征、隐喻性语言模式所带来的朦胧、晦涩,以直接呈现事物。第二次是在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写作”与“论坛,因此,这类诗歌被传播、阅读的速率和机率更快、更高,受到更多的青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因为对什么是“口语”、什么是“书面语”或“翻译语体”,人们在认识和理解上存在诸多差异乃至混乱,对于口语化诗歌的误解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本年度发生广泛影响的“梨花体”诗歌事件,只是这种误解、以讹传讹的典型事例。
口语化诗歌近年来占据诗歌写作的主流,是上述两次浪潮的影响所致。人们普遍认为,最能体现当今中国诗歌的生机和走向,反映其真实面貌和实际水平的载体,不是公开发行的官办报刊,而是诗人们自行、自费印制的各种民间报刊,以及形形色色的诗歌网站、从语言的角度说,以书面语或“翻译语体”为主的诗歌,讲究的是语言的修饰性或装饰性,即通过各种修辞方式,包括词语的特殊的搭配方式,以达到语言的某种“艺术性”;口语化诗歌正相反,致力于削弱语言的“艺术性”,借助大量使用口语而使语言回复“自然”的状态,并认为只有这种“自然”的语言,才能够真挚地体现、传达诗人的情感。因此,口语化诗人以“自然”——包括质朴的思想情感和用语言在传达思想情感的“自然”的、不做作的方式——作为衡量诗歌价值的最高准则,颇有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遗风。(注①)此外,尽管口语化诗歌总体上是顺应而不是疏离日常用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使用日常语言,予以分行排列,就可成为一首诗。诗歌文体需要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口语、书面语都是诗歌语言特定的表达方式之一,两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更需要由字词、语句形成特定的结构,并由此结构产生特定的张力;这种张力,反过来会对个别的字词、语句产生“扭曲”作用,使之拥有超越日常用语的别样意味。一切文学都可以说是“句的组合”,但“句的组合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语言的本质中包含着词和句要‘表现意义’”(注②) 。口语化诗歌虽然表面上与俄国形式主义的诗歌语言观背道而驰,实际上暗合了它对语言结构、张力的尊崇,也与结构主义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观点合拍。简言之,口语化诗歌在使用平淡无奇、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时,追求的是整体结构、张力之下的言外之旨、韵外之致,这种言外之旨、韵外之致是诗人留给读者的再创造的空间,需要读者体悟和把握;而有无言外之旨、韵外之致,是我们判断一段分行的文字是不是诗歌的一个常规。例如于坚的《便条集·159》:
老教授
在一棵柏树下
练习太极拳
姿态优美
像一只正在长出羽毛的
白鹤
忽然摇身一变
像杂志那样打开
于坚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儿子
美国去了
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