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尾常喜先生
2008年5月7日深夜，东京大学的一封电子邮件传来丸尾常喜教授于当日凌晨病逝于札幌的噩耗，我的心头不禁一震。这天上午，我在讲课时异常激动，左手竟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抖动，后来自己也感到吃惊，莫非冥冥之中丸尾先生的英灵飘洋过海来和我道别，询问著作翻译的进展情况？
最早知道丸尾常喜先生，缘于上个世纪80年代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丸尾先生的“阿Q=阿鬼说”。海内外关于阿Q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丸尾先生独辟蹊径，由《阿Q正传》而及鲁迅杂文、易卜生戏剧、中国民俗、原始宗教、《左传》、乐府诗、《太平广记》、《荆楚岁时记》、《窦娥冤》、《陶庵梦忆》等，经过缜密的考察与深入的分析，从阿Q身上发现了三重“鬼气”：一是多种因素生成的国民劣根性之鬼；二是民俗中无家可归的游荡之鬼；三是礼教赋予的传统之鬼。新颖的观点与独特的方法，令我十分钦敬。1990年，我在一篇比较中日鲁迅研究之异同的文章中，就征引了这一观点。幸运的是，1991年赴日留学，我能够在丸尾先生指导下研究比较文学。
丸尾先生1937年出生于九州熊本县人吉市，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到大阪市立大学拜增田涉教授为师研究中国文学。增田涉30年代游学上海时，一度成为鲁迅家的常客，请鲁迅讲解创作与小说史，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增田涉除了翻译鲁迅的小说、杂文与《中国小说史略》之外，还撰有《鲁迅传》、《鲁迅的印象》等，成为日本翻译并研究鲁迅的前驱者之一。丸尾先生深受恩师影响，开始了鲁迅研究的学术生涯。攻读硕士课程期间，由于父亲病故，家庭经济不支，他不得不辍学，回到故乡在一家中学任教，但鲁迅研究一直没有放弃。有一年假期旅行途中，丸尾先生在一个小站下车休息之际，忽然听到广播里通知他速去北海道大学。原来是著名学者伊藤漱平教授看了他的鲁迅研究的论文，聘他去北海道大学任教。1990年，同样是由于特出的鲁迅研究业绩，丸尾先生在招聘中胜出，就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不久兼任文学部教授。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丸尾先生以题为《关于鲁迅与传统的基础性考察》的论文荣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圆了他早年中止的学位梦。
我到东京时，丸尾先生刚转任东京大学不久。先生不像一些日本教授那样傲慢或高深莫测，而是目光温煦，一脸和善。先生带我到东京大学校园里以夏目漱石小说人物命名的三四郎池，看到我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无知，一点也没有讪笑之意，耐心地讲解夏目漱石的典故。先生不仅在学业上悉心指教，而且在生活等方面给予我许多关照。日本人轻易不在家里待客，而我与一些同胞学者却在先生家里品尝到炒牛肉与“天敷罗”的美味。不少留学生与学者谈起丸尾先生，会不约而同地说：“咱们都是用过丸尾先生炊具餐具的人。”1991年冬季，先生说：“研究日本近代文学怎么能不去北海道？不要怕花钱。”其实，后来回程机票是先生送我的，怕我不好意思接受，先生说：“不用就过期作废了。”由于种种缘故，我深夜才到札幌，一出站口，看到皑皑白雪的大地上等候已久的先生，我十分感动。北海道的夜空是那样的蓝，星斗是那样的亮，我陶醉于美景挚情之中，完全感受不到北国的寒意。那几天，晚上宿在先生的住宅，白天跟着先生参观博物馆、纪念馆。在野外博物馆，雪大路滑，先生一下子摔了个仰面朝天，眼镜掉落在雪地上。我很担心先生的身体，先生拍拍身上的雪，幽默地说：“没关系，我是滑雪健将。”离开北海道的前一天，去参观有岛武郎纪念馆。有岛武郎曾在札幌学习、工作12年，1922年7月，他征得家人的同意，赴北海道狩太农场，正式发布悬案已久的农场解放宣言，把父亲留下的田产无偿地送给农户。这一惊世骇俗之举在日本近代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有岛武郎的高尚人格与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由衷景仰和深切怀念，包括纪念馆在内的有岛公园就建立在旧日的狩太农场的土地上。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纪念馆时，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远处的虾夷富士（羊蹄山）显得朦朦胧胧，公园里的有岛武郎立式雕像在朦胧而妩媚的雪山背景下显得愈加凝重而生动。有岛武郎抬起右手正在说着什么，他是在宣布解放农场的决定，还是在讲述“该隐的末裔”的悲怆故事？丸尾先生身上不正表现出有岛式的人道情怀？我快要回国时，觉得在东洋文化研究所里用先生的复印卡用得过多了，于是到外面去复印，先生发现之后，对我说：“那样的事就不要做了吧，马上就要回国了。”回国之后，很少有日语会话的机会，口语能力大为下降，但这句话总是那么清晰地记得，想起来便脱口而出。2005年8月，丸尾先生来北京参观老舍故居时留言“亲切、平易”，这正是心灵的共鸣。
《论语·子路》有“刚毅朴讷，近仁”一语，丸尾先生特别欣赏。他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多与此相关，受托给朋友的孩子起名也有叫“朴郎”的，在散文诗里，他多次以赞美的语调描写质实而挺拔的朴树。丸尾先生如朴树一样质朴，性喜自然，登山、滑雪，乐此不疲。从东京大学退休后，干脆搬到离东京有两小时车程的埼玉县日高市武藏台山上居住。躺在露台上看流星，竟能看五个小时之久。与自然贴近的丸尾先生，心底荡漾着诗情，每年给朋友的贺年片都要附上一篇散文诗。东京的坡道上遥望富士山秀峰，北海道深秋早来的大雪压折了树枝，东京满树的小红果子招来鸟儿啄食，汉城深蓝色的秋季天空，枇杷淡黄褐色的花穗冒出的细小白花，悬铃木的树影婆娑，流星雨的瑰丽奇妙，小外孙对爷爷的天真感想，等等，都能引起他诗性的感悟与感慨。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学者，他对近年来不时泛起的遮蔽甚至美化日本侵华史的右翼暗潮忧心忡忡，他在散文诗中回想当年小学教室被当成弹药库的情景，痛心战争对青春、对人民的戕害，灵魂愤怒得“不免化成了一个咬牙颤抖的修罗”。1997年，丸尾先生来北京，特意去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一进大厅，面对巨幅浮雕，先生肃立，深深地鞠躬。整个参观过程，先生眉头紧缩、表情凝重。等到出了纪念馆，在古老的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中间行走，看到一队小学生欢天喜地地走过，他才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
日本的现代化走在了亚洲的前列，使得一些日本人盲目骄傲，恨不得抹掉日本曾经拜中国为师的历史。丸尾先生则始终对中国文化怀着景仰与感恩的心情，他在2001年的新年诗《西安之行》中写道：“这个日本遣唐使曾从事学问的古都，处处还能感触到‘汉唐魄力’，我的照相机总收不下终南山的山容，现在亲眼看到了始皇帝兵马俑的凄厉。但在我，却更偏爱茂陵石兽的豁达和汉阳陵家畜俑的明朗。”当他登上大雁塔的木梯，不觉吟诵起“欲穷千里目”时，立刻听到服务员“更上一层楼”的呼应，他为此而感到惊喜。也许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正是促使他走上鲁迅研究道路的重要动力吧。
《“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在日本出版后，学术界评价很高，伊藤虎丸教授亲自撰文，称之为继竹内好、丸山昇之后代表日本鲁迅研究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中文译本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反响也很热烈，中国鲁迅研究会在鲁迅博物馆举办讨论会，第一、二次印刷本与2006年的增订本，都在上市不久即售罄，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征引。到绍兴等地开会，丸尾先生常常遇见年轻的读者向他表示敬意，说是读过《“人”与“鬼”的纠葛》。为此他很高兴，但又谦虚地说：“我的研究太少，这本书就像是我的全集。”其实，丸尾先生在鲁迅译介与研究方面成果很多，译著有《彷徨》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评传有《鲁迅：为了花而甘当腐草》，早年还曾经发表过关于“耻辱”问题的一系列论文，《“人”与“鬼”的纠葛》之后又有《鲁迅〈野草〉研究》，还有关于鲁迅的讲演、单篇论文与普及性文章等。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尾崎文昭教授积极推荐，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决定将丸尾先生的早期系列论文、近期论文与《鲁迅〈野草〉研究》集中出版一个新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力支持，丸尾先生自然十分高兴，编定为《“耻辱”与“恢复”——〈呐喊〉、〈野草〉论集》，委托我来翻译。先生与我约定，译出初稿后，由他校订定稿。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07年3月，丸尾夫人因心肌梗死而遽然辞世。对于丸尾先生来说，夫人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而且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所有的电子文本均由夫人录入。夫人去世，“打击至大，寂寞至深”，加上积劳成疾，同年8月，丸尾先生被查出胃癌晚期，9月手术，胃切除三分之二，一度恢复得让人乐观，医生也说生命至少可以维系两年。丸尾先生恢复了工作，决心完成自己的学术计划：出版《呐喊》的注释本，整理编辑自己的论文集……然而，转年又发现癌症已转移到骨骼，先生2008年4月4日来信说，骨癌的放疗效果明显，只是有些副作用，工作效率受到影响，但无论如何要完成手头的工作。当时，先生正在做的工作是准备一篇讲演稿。
4月28日先生病情骤变，立刻入院。为了准备讲演稿，先生把书、资料与微机、打印机都带到病房，病房变成了书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先生执著地想到自己也许无法讲演了，但仍然希望能够出席特别讲演会，请人代读论文。自己执笔越来越艰难，便叫女儿素子带来录音机，口述讲稿，由女儿根据录音整理，然后他在整理稿上修订。5月6日，所有的录音工作均已完成，女儿素子于深夜把录音整理稿送到父亲病床前。翌日凌晨4时，护士巡回查房时没有发现异常，可是6时再来查房时，发现丸尾先生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一手拿着讲演稿，一手拿着笔，添加在讲演稿上的两个字难以辨明。这篇讲演稿成为丸尾常喜先生的绝笔，一位日本学者献给鲁迅的天鹅绝唱。
5月24日，日本“东北（地区）中国学会”举办的特别讲演会在北海道大学如期举办，丸尾先生生前指定的弟子大谷通顺教授代为宣读论文，最后，讲演会在先生病故前日的一段录音中结束。
我为先生最后的姿势而深深感动，加班加点翻译，终于在2008年初秋编译完毕。我期待着《“耻辱”与“恢复”——〈呐喊〉、〈野草〉论集》尽快面世，以告慰为鲁迅研究奉献出毕生心血的丸尾常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