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风波暂息，鲁迅周氏三兄弟故居北京八道湾11号又传拆迁
传奇与日常都应该收获尊重
故事从这里开始。
90年前的11月21日，周氏家族迁入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号这个三进的四合院。此后，八道湾胡同11号诞生了《阿Q正传》、《故乡》、《社戏》等作品；胡适、李大钊、毛泽东、刘半农等人到访过这里；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建立、民俗学的概念、儿童文学研究等许多现代性话题都与它有关；除了周氏兄弟，这里还住过苏联盲人诗人爱罗先珂、李大钊的遗孤李葆华、国民党宪兵队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是一个传奇纷至沓来的年代。
现在，它则与北京旧城里大多数四合院一样，变成大杂院，至少住了30户人。过去的故事成为传说，生活还在继续。小院里晾着衣服，屋里是打鸡蛋时筷子与碗敲击的清脆声，由于地形复杂，人口众多，邮递员送信时经常要在院子里绕着喊。
直至2009年6月26日，一张《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贴在八道湾胡同口的墙上，西城区教委要进行教育用地项目建设，位于金融街西扩范围内的35中迁址建设拆迁工作正式启动。拆迁范围包括前公用胡同、八道湾胡同、西直门内大街和赵登禹路共计118个门牌号区域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涉及居民700余户，八道湾11号也在其中。
“周家人都没了，现在都是散居入户。这院你愿意看就看，我也不知道它拆不拆。”7月16日，一位家住八道湾11号、没有透露姓名的大爷对记者说。
八道湾胡同11号本是周氏兄弟共有房产。据《周作人传》作者止庵介绍，八道湾胡同11号由鲁迅经手、卖了绍兴祖产后购买。那时，周作人一家住在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北房中间三间，鲁迅最初住中院西厢房，也就是后来的“苦雨斋”，之后才搬到前院。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胡同11号，后来母亲、周建人一家也搬离。
据止庵介绍，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作人一家搬入西跨院，八道湾胡同11号住进了宪兵队。1949年国民党撤离，周作人一家搬回中院。解放后，许广平将八道湾胡同11号院捐献给政府。军队和家属入住后，周作人搬到后院北房中间三间。1952年部队陆续迁走，小院开始住进其他人，这里变成大杂院。此后，北京市旧城区私房历经“经租”(1958年，由政府统一经营出租部分私房)和“充公”后，大多复制了八道湾胡同11号变成大杂院这一结局。
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大爷1963年搬入八道湾胡同11号，那时，三进的格局还很清晰。大爷的两间南房每个月的房租是56元。“我们这是公房，周什么来着，就那汉奸，没收他的房。”大爷说他见过周作人，“他挨斗的时候我瞅见过，哪个学校的来了，进门都找他。”1967年，被赶出后院北房的周作人于东侧日式厨房中去世。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11号院的居民搭起地震棚，后来地震棚变成各家的自建房。八道湾胡同11号也因而变成现在的格局。大门、月亮门、后院的荷花池早已不见痕迹，三进的格局被自建房遮蔽后面目模糊，肥皂水汩汩地从一户人家的门缝流出来，只有在抬起头的时候，才能凭借老房子的屋脊以及层层叠叠的瓦片依稀辨认出这个院子从前的模样。
与周氏家族唯一有直接联系的11号院居民只剩下周家保姆张淑珍，这位老人已于2008年去世。其他居民对11号院的历史也都能说上两句：哪排的房子是后建的、哪棵树是后种的、哪里是新修的……在这些后来的故事中偶尔还夹杂着一些关于从前的传说。11号院的外地房客龚博曾向房东打听过这里的历史，他说，房东既不了解，也不关心。
“你说你让我们搬家，商量好了合适就搬，不合适就不搬。”那位大爷这样说。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已经到11号院入户调查了。十几年来，这里几次有过拆迁的传闻，不过这一次是真的要动了。
截至目前，关于八道湾胡同11号的最新消息是，居民迁出，这里会作为鲁迅故居保留下来，成为35中新址的一部分。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对这个结果表示一丝遗憾，“八道湾胡同11号变成一个单体文物，整体的街区景观不存在了。”几年前，他曾有过将11号院作为鲁迅博物馆分馆的打算，但最终无果。“我们属于国家文物局系统，他们属于北京市文物局系统的，这件事又必须西城区政府来做。从国家到市再到区，这个渠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拆迁安置、保护，每年的投入都很大，这个事还要靠政府来做。”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身份也成为争论焦点。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写道：“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止庵则认为，周氏整个家族将在日后越来越重要，“过去我们只说鲁迅，其实三兄弟在文学上都是有贡献的，不在于某个人的政治身份，而是他和当时文化的关系。周作人后来是有问题，但不能因为这就抹杀他之前所做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一个11号院和一个家族的事，历史和当下都需要得到尊重。几个八道湾胡同的老太太坐在墙根下聊着房山的房价，“你要能呼吁保护下来，我们谁都不走。”这里的拆迁补偿款公示价格是每平方米23085元，贴在墙上的《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上，不知是什么人写上了“不签字”“决不搬走”的字样。
《城记》作者、长期关注北京旧城保护的王军认为，35中新址选在这里本身就不合适。“既然《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提出要发展新城、保护老城，就不应该在这里扩建，应该去新城办分校，怎么还在老城里继续扩张呢？保护不能只说局部，好像一个故居留下来就怎么样了，那一片胡同是一个整体。”
满足“危房”中百姓的住房需求与古都保护，似乎成为一对矛盾。但王军认为，老百姓的住房保障应该作为一种日常性的保障，“不要总搞强制性拆迁，平时就没有一种渠道保障他们的住房，结果生活越来越差，最后就打着‘改善居住条件’的旗号来拆，可给他们的钱很少，因为他们的面积小，最后还是买不起房。”
再次回到90年前。鲁迅在北京的那几年曾移居多处，现在这些地方不是面目模糊就是面目全非。绍兴会馆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样子；砖塔胡同61号的北房在上世纪80年代拆除重建；张勋复辟时，鲁迅在东城区某处住过两个礼拜，现在那里也已无迹可寻了。
拆除还在继续。尽管近来被媒体关注的梁思成、林徽因居住过的北总布胡同24号以及八道湾胡同11号最终都以“故居”的名义得以保留，但王军对此并不乐观，“我关心的是，北京旧城里边还有那么多上任领导批准的危改项目，这些项目现在是不是该停下来讨论讨论？”
本报记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