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领导前往探望病重中的孙楷第先生,问及有何未了之事,他只在手心写下了一个“书”字。这个“书”字,孙先生的私淑弟子、文学所研究员杨镰说:“应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他散失于‘文革’中的万册藏书尚未收回;二是指他写了几十年的著作——《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等等——在生前未能出版。”虽然《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已分别于孙先生去世后的1990年和2000年得以出版问世,但另有《读曲札记》、《曲录新编》、《元佚曲故事考》等等,都是有待整理修订的未刊稿,是孙先生留给后辈学人的宝贵遗产。
自1982年开始,杨镰就协助孙楷第收集其散佚的藏书,整理其数百万字的著述,并于2006年负责主持专门的课题组,整理出版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曲录新编》等10种著作,而新发现的孙先生所著数十万字的学术回忆录、日记、书信及佚文等,则将另行编入《孙楷第治学录》一书。在各方的关心与支持下,“文集”中的《沧州集》、《沧州后集》率先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
《孙楷第文集》的相关事宜。《孙楷第文集》计划出七册,包括《沧州集》、《沧州后集》、《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艺术上的特点》,“文革”前夕编纂《沧州集》时编者删减了文章的后半部分,此次重印也未能复其原貌。
“沧州”前后二集,分别初版于1965年和1985年。这次重印,不仅弥补了许多后进者难觅其书的缺憾,更为难得的是,它们不是简单的“旧籍复刊”,其底本均来自于孙先生生前的修订本。不断改订旧作,是孙先生发表学术著作的一个主要特点,充分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沧州”前后二集出版问世之后,孙先生曾在六套本子上作过修订,有眉批夹注,也有单叶增补,《读变文》、《水浒传旧本考》等名文,都有较大篇幅的改动。而《沧州集》的手批本,“文革”中曾随万册藏书流散世间,杨镰多方搜求而得其五,最后一个手批本在“文集”出版前夕,由文学所青年学者程凯自琉璃厂旧书店找回。其间的曲折与巧合,让人感叹不已。不过略有遗憾的是,今本《沧州集》所收《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一文,最初发表于1951年的《文艺报》,原题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沧州”前后二集,是孙先生以乡里籍贯命名的自选论文集,包括了诸子、小说、戏曲、变文、楚辞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歌词等好几个研究领域的七十余篇文章。
传说的流传中,形成了南北两个系统和百回本《水浒》写成于元代的看法(见《水浒传旧本考》)。现在颇为‘走运’的清代作家李渔,研究他的人蜂起,而孙先生在五十年前撰写的《李笠翁与十二楼》,在全面考订李渔生平、作品方面,后人几乎难以超越;在改变前人对李渔的片面评价(前人大抵倾向于贬抑)方面,也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现在探讨元杂剧繁荣的原因时,几乎总要说到宫廷演剧影响、书会才人的作用和戏剧本身适应社会娱乐生活的需要,而且几乎已成为文学史中交代的常识。在《宋元戏曲史》中却还需要驳明人毫无根据的‘以曲取士’说,他在《宋元戏曲史》中强调说:‘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孙先生却认为王国维其言‘虽卓’,但与当时事理‘仅得其半’,他补充了‘宫庭习尚’而‘影响于臣民’的因素,补充了戏剧为新兴文艺,受到时人爱好而繁荣的因素,还特别强调了书会中人的剧作家对元剧之盛所起的特殊作用(以上见《元曲新考·书会》)。这在当时,无疑都是新颖的见解。”(《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邓绍基曾有长文评论孙先生的论著——写得好极了,后辈如我只得搁笔,但很高兴能够借机略抄一段与大家分享:“结合着孙先生治学论著的写作年代来认识它们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大大小小的创见几乎层出不穷。他从训诂的角度对‘变文’释义是有创见的(见《读变文》)。他又最早提出了把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上推到唐、五代的‘俗讲’的见解(见《重印今古奇观序》)。他还提出了宋元以来的戏文杂剧的唱演形式主要受更早的傀儡戏、影戏的影响的观点(见《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和《傀儡戏考源》)。此外,孙先生还最早提出了自宋代以来水浒故事的确,“沧州”二集中,孙先生的创见,小到一个人的生卒、一个词的考释,大到小说戏曲演变发展的重要关捩,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如作于1947年的《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一文,订正新旧《唐书》所记载的李贤享年之误,其考证结论,则由1972年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两块墓志铭而得到证实,被学界传为佳话。又如《李笠翁与十二楼》,作于1935年,原是为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所作的序言,竟洋洋洒洒写了四五万字之多。石昌渝认为,该文不仅是现代小说戏曲研究史上第一篇详尽的李渔传记,而且提出了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史上的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孙先生率先指出李渔小说一部分是“笠翁自己的梦”,此前的“三言二拍”等明代话本小说,作者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但小说发展至李渔,把个人经验编成故事、把个人灵魂写进小说,便成了文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对清嘉道以后小说的衰落提出了相当中肯的解释,孙先生指出:“明朝人不喜讲考证,万历以来,士大夫生活日趋于放诞纤佻,所以在这个时期小说戏曲也特别走了好运。清朝人好读古书,好讲考据,尤其是嘉庆以还士大夫的志趣几乎完全在穷经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时的风气;生在经学昌明之世,学问既要朴,生活方式也不得不单纯;据当时人的见解,连辞章之学还觉得可以不作,何况于小说戏曲呢?学者默想到嘉道间朴学如何之盛,便知道戏曲小说在当时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
孙先生治学,有着深厚的朴学功底,他的几部著作如三种小说书目、两种戏曲考和“沧州”前后二集等,均“去绝浮言,崇尚实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陈寅恪的“十六字品题”: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识断之精、体制之善。还是邓绍基说得好:“自清末发端、到‘五四’以后才真正兴旺发达起来的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内,作为一位学者,他的不止一二种著作被后来的研究者公认为必读之书,他的不少论著被研究界视为‘开山’之作,他的不少观点被研究者采纳或成为他们必须重视的一家之言,这样的人并不很多,乃至是屈指可数。而孙楷第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之一。”
2009年 4月,在文学所举办的“沧州”前后二集新书出版座谈会上,孙楷第哲嗣孙泰来先生携来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两枚印章,一为“小旋风柴进里人”,一为“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前者既标明了籍贯(河北沧州),又透露了印章主人有志于通俗小说戏曲之学;后者则出自马致远散曲【南吕·四块玉·恬退】,学者的“经济才”,不正在于著书立说吗?从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的自嘲中,或许,知情人还能察见其委屈婉转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