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6月13日，是我国的第四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未来2周内，各省将集中展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成果，堪称好戏连台。
从4年前引入“非遗”概念，到如今，中国已成为拥有世界级非遗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此外，我国还拥有1000多项国家级非遗，数以万计的省级非遗，数以10万计的区县级非遗……短短4年间，中国非遗数量增长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
毫无疑问，非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但如此惊人的增长，是否会带来负面效应呢？如此多的非遗，国家如何保护？保护的成绩如何？竞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开篇：是是非非说非遗
蹊跷衡家刀
“齐白石当木匠时的刻刀，徐悲鸿的油画刀，傅作义的短剑，李少春的匕首……都是我们衡家做的。”2006年，北京多了一家“老字号”，叫“宝刀衡”。
按其传人衡起通的说法，衡家专门给清朝皇帝做刀，原在清宫里干活，后被康熙赐姓衡，“乾隆佩剑”就是老衡家做的。据称，衡家刀的威名甚至创出了这样一句习语：“南有龙泉剑，北有衡家刀。”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官刀，如今找到了传承人，这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北京上百家媒体报道了这个“制刀世家”。“宝刀衡”申请了当年的北京市级非遗，并通过初审，进入网站公示阶段。
没想到，就在网上公示期内，“宝刀衡”突然被拿了下来，从此音讯皆无。
在接受竞报记者采访时，衡起通表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带那些专家到我的工厂去看了，我也现场给他们演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取消了宝刀衡的非遗资格。”
外界传言说，宝刀衡是在三河找的外加工厂，其传人并不熟悉制刀工艺。对此，衡起通给了记者一个联系方式，说这件事问“杨老”就清楚了。
衡起通说的“杨老”，指的是工艺美术大师杨玉栋先生，当年负责初审宝刀衡的评审组长就是他。
杨玉栋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和衡起通是朋友”。但他表示并不了解刀剑铸造工艺，“让我负责审查宝刀衡，有点开玩笑”。
宝刀衡的申遗资格被终止后，杨玉栋仔细研究了宝刀衡的材料，感到确有很多疑点，比如衡姓是皇家御赐的，清代御赐姓名有完备的记载，为什么申报材料里没有查到相关文献呢？衡家刀这么有名，为什么典籍没有记载？“我们是朋友，我又不懂相关工艺，大家一说行，我也只好说行，宝刀衡就通过初审了。”杨玉栋在采访中也承认当年把关不严。
非遗涉假还有其他案例
虽然最后的公示期挡住了衡家刀，但真正关注北京市非遗公示网站的人，会有多少呢？“衡家刀不是唯一，它还有个妹妹呢。”有“鬃人白”美称的白大成老先生对记者说。白先生所说的“妹妹”，并非指双方有血缘关系，而是表示两者行为有近似性。遗憾的是，这个“妹妹”至今仍是北京市级非遗的传承人。
白大成是北京民间艺术泰斗级人物，对民间艺术传承非常熟悉。他说，首先，这项非遗是冠姓的，而新中国成立前并无此称呼，那还是改革初期为了打开市场，白大成先生参与，共同商定的名字，如今俨然成了北京“老字号”。第二，该项技艺真正传人并非其家，但他们的申报材料并没有说明这一点，而且只字没提真正的传人。
据白大成介绍，这位“妹妹”并不会这项技艺。然而，记者在采访她时，她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因为她正在困扰中，要在进一步钻研该项技艺，还是商业化之间作出选择。言外之意，她是痴迷于该项技艺的。
这位“妹妹”还愤愤不平地对竞报记者表示：“现在很多非遗是假的，到别人那里看两眼，学个皮毛，然后回家就编个三四代的家谱来，这样他也能申请非遗去了。”
国家级非遗也有争议
不仅市级非遗有争议，国家级非遗也有争议。去年，北京出现了三家风筝共争国家级非遗的情况，其中“北京扎燕”的传承人是工美大师费保龄，而费保龄是从“风筝曹”的传人孔祥泽那里学来的技艺。“风筝曹”没有通过预审，“北京扎燕”却通过了，并进入公示期。“风筝曹”的传人孔令民表示极度不满，多次找到相关负责人，最后该负责人称：我原来就是个小学老师，我哪懂非遗是怎么回事啊？“北京扎燕”虽最终没能通过公示，但国家级非遗中的争议，恐难因此而消失。
>>中篇：难解的纠结
该到哪儿报非遗
在一些非遗项目鱼龙混杂的同时，有些项目却无人问津。
“脸谱双”传人双彦对记者说：“也没人通知我们啊？”“脸谱双”是双起翔先生开创的，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只有三个国家级大师，双先生是其一。
鬃人白面临同样的问题，鬃人又称盘中戏，是北京传统工艺，但至今未能申遗，白大成先生对申遗也无兴趣：“非遗的核心是保护，如果技艺失传了，就是在我白大成脑门上錾上超级大师四个字，有什么用？”白先生已70多了，仍没有传人。
常人春，精通老北京礼俗，被认为是北京民俗界的活宝，但他申请朝阳区非遗却失败了，理由是礼俗这东西，没有实物基础。民俗学家高巍先生对此愤愤然：“联合国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条就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搞非遗的人连非遗是什么都不知道，令人费解。”
北京传统艺术分为两个部分，即宫廷艺术和民俗艺术，前者以景泰蓝、玉器等为代表，后者以内画壶、风筝等为代表。宫廷艺术传承比较清晰，而民俗艺术则相对混乱。上世纪70年代末，工艺美术前辈徐峰组织人员，编辑完成了《京工巧匠》一书，收录了民俗艺术的传承情况，这在今天仍可以被认为是一把标尺，如被《京工巧匠》收录，可认为是传承有序的，相反，则传承脉络待考。
在《京工巧匠》中，收录了把子许、把子宋，“把子”是过去京剧舞台上使用的模拟兵器，制作工艺复杂，是北京工艺的代表。然而，当记者找到把子的传人宋家基先生时，他已退休多年。对于申请非遗，他的回答和许多被采访的艺人是一样的：到哪儿去申请啊？
北京民间艺术家协会的秘书长于志海先生对竞报记者说：我们知道艺人在哪里，但非遗不归我们管，而那些管非遗的人，又不知道艺人在哪里。
负责非遗的人真懂吗？
“那些老先生还一个个挺牛的，说实话，他们懂吗？”张巍提起非遗的负责机构，立刻变得言语犀利。5年来，他创办的《老北京网》影响越来越大，成了许多北京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家。
目前，负责国家级非遗评审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是文化部下属的一家机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水平，受到了多方质疑。国家级非遗尚且如此，省级和区级非遗的争议就更大了。
以2007年北京某厂申报的盔头为例，最终被评为北京市级非遗，并在某报上刊登了该厂“制作”的盔头的照片，居然将一个凤冠去了穗后，改称“昭君盔”。工美大师杨玉栋马上给报社写了一篇稿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错误，该报回复说无法更改，因为那是北京文化局社教科的广告。
杨玉栋表示，《昭君出塞》是名剧，只要看过它的人就知道真正的“昭君盔”是什么样，拿了这样的盔头申遗，居然通过了6关审查。“这些专家都审什么了？怎么审出了这么个大笑话？”这个“昭君盔”其实并不是该厂人制作的，而是出自名师李继宗之手，原本就是“凤冠”，但厂里人不懂，去了穗，改名叫“昭君盔”。
张巍认为，要想真正做好非遗工作，应成立文化遗产保护部，将文物局、宗教处、文化部、建委、旅游局和教育局相关部门整合起来，“采取备案制，而不是审批制，这样才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纠纷。”
非遗成了有钱人的游戏？
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公布时，有很多北京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当时北京只有“弓箭杨”一家个人项目申报成功，相反，东来顺、全聚德等企业均申报成功。直到今天，北京的国家级非遗中，仍有很多是企业项目。
企业有独特的商业文化，确实应该保护，比如全聚德，为非遗保护做出了很多努力，目前它拥有两项国家级非遗，并与同为非遗的“皮影”联手开发了皮影版的“全聚德的故事”，今年正式推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但也有不少企业申请非遗，完全是出于商业考虑。比如某些酒厂，在广告中反复称自己是非遗，张巍认为，这是一种夸大宣传。因为这家酒厂获得的非遗是其酿造技艺，并不等于其产品也是非遗。“应该立法禁止非遗企业的虚假宣传。”张巍认为，这种拿非遗做噱头的做法，将损害非遗的公信力。
企业纷纷申请非遗，而许多该保护的传统工艺却无处申请，这显然不符合保护濒危文化的初衷。
百工坊，赔本赚吆喝在保护非遗方面，北京相关部门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像百工坊，一度号称汇集了百名大师，成为全面展示北京工美的舞台。为此，仅工美协会前后就投入了300多万元，国家投入更多，百工坊占的是原北京料器厂的原址，但从2003年11月开张起，百工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部门直接管理，一方面，它是企业，同时，它又是北京市和崇文区共同立项，北京工美协会联合上海、江苏、陕西等八省市工美协会合建的项目，婆家众多，渐渐就变了味。
百工坊的盈利主要靠场租费，而根据政策，大师在百工坊租工作室可以享受较多优惠，为获取更多利润，百工坊引入了许多外地的工美艺人，其中不少是冒牌大师，甚至一些40多岁的人故意染成白头发装老头儿。他们的进入将百工坊的租金越抬越高，最后真正的大师反而待不下去了。
据火笔画艺人罗成骧介绍，百工坊顾客比较少，场租偏贵，晚上还不让在工作室住，他在百工坊的头4个月，每月都要亏几千元，为节省开支，罗成骧每天只能喝粥，步行从租住的地方赶到百工坊。
为何顾客不来百工坊？罗成骧认为主要是缺乏宣传，圈子里都知道百工坊，但顾客却不熟悉。此外，百工坊当时有好几家做火笔画的，最后大家只有大打价格战。
百工坊中许多工作室在赔钱，国家的投入暂时也难以收回，但崇文区在非遗大战中，占据了先机，别的区将一个项目拆成两个，崇文却能将一些项目压着暂时不报，以保证“明年还有活儿干”。崇文区本来就是北京的非遗大区，百工坊令其如虎添翼。
别让非遗成为面子工程杨玉栋2007年申请了盔头脸谱项目，但没想到项目被分成两部分，盔头当年成为市级非遗，今年脸谱又被申报成市级非遗。一个项目拆成两个，让他颇感意外。
在申请材料中，他写了这样一段：不能只是口头上重视非遗工作，举例来说，盔头项目2年前已成为市级非遗项目，但至今一分钱也没有看到……评审小组在这段话后，加了批注“此段比较空洞，建议取消”。
一方面是个区争相申报非遗，不惜抢别的区的资源，另一方面是成功申报后，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申遗成功之后，具体如何扶持，4年来还没有定论，一度有消息称国家要给非遗持有人发现金，但至今未能最终确认。
成为非遗后，都会拍一个5分钟的宣传片，详细介绍这个项目的特点，以及保护的建议等，但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这些宣传片，它们被放在群众艺术馆中，记者曾尝试借阅，被拒绝，理由是“怕资料丢失”。
其实，这些“资料”就是一张光盘，只要翻刻就可以。
“非遗资料成了每年世界遗产日时才肯拿出来炫耀的宝贝，这不利于非遗的保护。”张巍认为，这种垄断的结果，使非遗指定传承人变得不准确，传承是有“传”有“承”的，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参与，那么，非遗就会只有传人，没有承人。“现在很多非遗，老百姓听都没听说过，这样的非遗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传承的群体了。”
>>下篇：怎样才能真正保护非遗
保护非遗中的人刻不容缓
“保护非遗，核心是保护非遗中的人。”白大成说。
隋少甫先生去世，让北京13档花会再也无法凑齐，而风筝曹、鬃人白等技艺，目前都面临传承危机。比如风筝曹，虽有传人，但据88岁的孔祥泽先生说，能将易经原理和风筝制作技法结合起来的，目前还没有弟子能做到，而这才是风筝曹的精髓。
10年前，名记者刘一达敲开了白大成先生的家门，他们整整聊了两个下午，刘一达以《忧哉，北京的老玩意儿》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发出了疾呼，北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00多种老玩意，至今只剩10余种，北京民间工艺亟须保护。然而，10年后，本报记者敲开白大成先生的家门时，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北京的老玩意儿仍在流失。
鼓励艺人带徒，似乎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内画壶大师高东升说，当年他进厂学徒，每月18元工资，在同龄人中算高的，这样静下心来学几年，才能真正掌握这门技艺。学内画壶，至少要3年工夫，可如今哪家单位也不养学徒，“这3年，他吃什么去？就算我想教，谁愿意跟着学呢？”
杨玉栋认为，艺人带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于那些有商业前景的项目，还能带徒，而没有商业前景的，很难找到徒弟。“以葡萄常为例，当年郭沫若都为它写过诗，可做一串原汁原味的葡萄常，成本就是1000元，一架得多少钱？能有多少人买得起啊？自己都卖不出去，怎么传承？”
非遗艺人生存维艰，而究竟该如何支持非遗，至今没有定论。过去的4年，评审工作总在进行，非遗项目越来越多，但其中绝大部分非遗项目没有拿到钱。
为什么重评轻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艺人表示：“一个评委评审一次，至少是1000元，一年下来，得拿多少钱？就看他们天天在那里评审了，项目扶持没见着，钱可没少花。”
北京评出首批100个艺术家庭时，考虑到奥运期间可能有外宾去参观，北京市一次性补给每个艺术家庭一笔钱，然而在有的区，这钱一直压着不发。艺人打电话过去，那边说“不知道有这件事”，听说各区都发了，那边才说：“是有这笔钱，在会计手里，要先研究一下。”这一“研究”，到发下来就少了500多元。
谁来营造大环境
今年年初，北京市工美协会组织了20多位大师到南方考察，这次考察给杨玉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浙江东阳县，东阳木雕是国家级非遗，围绕几位大师，东阳政府全力营造大环境，目前东阳木雕已成当地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在东阳住宿，晚上看到当地许多匠人不休息，还在雕刻，杨玉栋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匠人回答说，他们正进行技术比赛，比谁做得好。
连晚上都在用工，这样技艺自然会越来越精进，“为什么人家愿意这么干？因为技术好的艺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市场认可他们。”杨玉栋说。
相比之下，北京工美市场却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杨玉栋做一个脸谱，要一周，而“行活”一个人一天能做30-40个，价格上根本比不了。北京内画壶本是全国独有，后王习三大师回衡水后，当地形成产业，完全是流水作业，有的人负责画山，有的人负责画树，有的人负责题款，成本极低，很快就席卷了北京市场。
最令人难堪的，是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不同的命运。
今年年初，跟随北京工美考察团，杨玉栋到了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这里原本是上海市委所在地，当年陈毅同志曾在这里办公，后来有好几家单位要占这块地方，其中有上海画院、上海书院这样的“重量级”单位，最终还是给了工美研究所，“从中可见，人家上海市对工美的重视”。“直到现在，上海工美研究所搞得都非常好，成了一个艺术性和知识性兼备的博物馆。”让杨玉栋伤感的是，考察回北京才1到2个月，原本名存实亡的北京工美研究所正式宣布解散，大家在蟹岛吃了一顿散伙饭，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绢人大师滑树林对北京工美发展前景不看好，他说：“到目前为止，工美究竟算工，还是算艺术，有关部门还没有搞清楚，所以长期三不管，得不到有力扶持，现在工美厂多已转成私营和小集体，要想回到当年的辉煌，太难了。”
工美要发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改造生态环境，绝非某个企业、某个协会所能做到的，需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付出更多努力。
>>记者手记 警惕非遗大跃进
“一哄而上，最后没法收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师对记者说：“多少年后，许多事说出去像笑话一样，可它确实发生了。”
从整体上看，4年来，非遗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保事业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全民的文化保护意识，而且确实抢救了一大批濒危的文化项目，让我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但，这不等于说，要回避现实出现的种种问题。非遗最终的目标是保护那些濒危的文化遗产，在具体措施方面，长期存在着一个模糊地带：非遗评完了，究竟该如何保护？是给钱，还是给政策？截至2008年，各级政府已经投入了6亿多元，建了许多博物馆，但究竟有多少人参观了这些博物馆呢？这些非遗传承人状况如何？究竟有多少钱花在了“专家”评审上？而我们的评审机制是否完善，专家的能力是否匹配？
但愿，我们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这一历程中上能多一点理性，少走一点弯路。
(陈辉 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