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了清代北京城中所举行的“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几项具有藏侍佛教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说明藏传佛教对清代北京民俗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代，北京城中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从而以这些寺庙中的一些活动为中心，渐渐形成了上至朝廷皇室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的一些民俗活动。本文根据有关北京地方的文献记载，简略论述了清代北京城中所举行的“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几项民俗活动，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藏传佛教文化内涵，旨在说明藏传佛教对清代北京民俗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白塔燃灯
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华岛有一座美丽的白塔，是北海公园的标志性建筑。这座白塔是典型的覆钵式喇嘛塔，高35.9米，下承高大的砖石台基，塔座为折角式须弥座。正面塔门内刻有藏文“十相自在图”，象征吉祥平安。康熙十八年（1679年）、雍正九年(1731年)曾因地震毁坏，先后两次重建。白塔之下的永安寺是顺治八年（1651年）与白塔同时兴建，初称白塔寺，寺内立有顺治八年白塔寺碑，碑载：“……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法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1]根据黄颢先生在其著作《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中考证，“西域喇嘛”指的是青海塔尔寺第一世巴珠活佛曲结金巴嘉措，清太宗崇德年间曾在盛京传法，顺治登基后被延请至北京。根据巴珠活佛的建议，顺治皇帝下令在与皇宫相邻的山上，立塔建刹，并树立吉祥天女像，以保国家社稷永固。顺治时白塔寺曾是巴珠活佛驻锡之所。乾隆七年（1742年）敕修佛塔后，遂将寺院改名为永安寺。
据《金鳖退食笔记》载，“每岁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灯至塔顶，灯光罗列，恍如星光。诸喇嘛执经梵呗，吹大法螺，馀者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槌，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更馀方休，以祈福也。”清时规定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延致京畿各喇嘛108名在永安寺各殿诵经。[2]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藏传佛教的传统节日“燃灯节”，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成道圆寂，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节日。在西藏，燃灯节又叫“浪麦”，意思是全世界都有佛法的火焰在照耀。届时，僧俗教民或在寺中，或在自家的佛龛前点燃酥油灯。僧侣们还要念诵祈愿经，所诵经典着重于对宗喀巴大师的祈祷和赞颂，以表达对宗喀巴大师的怀念之情，并以此赞颂佛法如光明火炬，永远驱散黑暗、愚昧的功德。
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北京后，在京城的黄教寺院内也沿照藏地风俗，在藏历十月二十五日一早，寺院内各侍堂、佛殿都要清扫干净，各佛像前也置换清水、鲜花、果品等供物。晚上在寺院的经堂、僧舍、佛殿、佛塔等高大建筑的平顶和四周，按照顺序一排排、一行行的摆放好酥油灯。夜幕降临万盏油灯同时点燃，顿时灯光罗列，如同星辰万点、银河落地，辉煌灿烂，蔚为壮观，为京城平添了一片异域色彩。周围的民众从不同的方向向寺院望去，则闻僧侣们在夜色中赞颂宗咯巴大师的声涛和有规律的长号奏鸣在一片燃起的灯海中响起，使人们仿佛置身极乐佛光普照的佛国世界。
二、雍和宫舍粥
雍和宫，位于北京东城安定门雍和宫大街，是清代以来京城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初为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命名为雍和宫。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供奉佛像，建立四学，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办事机构。
农历腊月初八是佛教传统节日，按照佛教说法，该日为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相传，释迦牟尼出家后，苦行未果，其后至尼连河沐浴并接受牧女乳糜供养，恢复体力，从而在伽耶地方菩提树下成道。我国佛教徒根据牧女供养乳糜的典故，于该日以米及果物粥供佛和僧尼自用，称腊八粥，又称佛粥、福德粥。清代，在北京的雍和宫中也举行这一传统佛教节日活动，据说是“雍正三年(1725年)奉世祖之命，雍和宫内万福阁等处设大锅煮腊八粥。并请喇嘛诵经，并请各王公大臣品尝食用。民间亦争相效仿”。[3]
熬粥从腊月初一就开始了。自腊月初一起，雍和宫的喇嘛们就开始搭棚垒灶，支上六口丈二大锅，洗涤器皿，选取清新谷果。清廷对此非常重视“特派大臣监视，以昭诚敬”，[4]等到腊月初七鸡啼生火，熬粥用宫中专门练习者10余人，并由喇嘛多人围锅念经。粥用糯米、黄米、红小豆、红枣、栗子等放在一起精心熬制，外加干果以作点染，到腊月初八的拂晓出锅。供粥大臣率人将粥盛在碗里，供在各佛殿的佛像前。然后将粥进奉内廷献给皇帝，皇帝照例谕令供祀太庙、寿皇殿及内廷西苑各庙，然后分赏内廷各宫，再分赏外廷各王公大臣、驻京大喇嘛、雍和宫诸喇嘛、京城文武官员，甚至还要寄赐给各省的封疆大吏。最后还要将粥一碗一碗地舍给那些前来上香的京城百姓。虽然老百姓家里都会在这天熬腊八粥，但许多人还是愿意到喇嘛庙里来接受舍粥，因为他们认为喝了由喇嘛虔诚诵经而熬的佛粥，可以免灾祈福，一年平安。因此，讨布施粥也成为北京百姓欢度年节的主要活动之一。
在腊月初八一早，京城各藏传佛教寺院甚至清官里都要举行大型佛事活动。据《养吉斋从录》载：“腊八日，中正殿下直左，设小金殿，圣驾御焉。殿前大臣左右侍，众喇嘛于殿下唪经。达赖喇嘛、章嘉呼图克图至圣驾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义。佛事毕，乃散。谓之‘洞黎’，清语吉祥也，俗谓之‘送岁”’。[5]在雍和宫的喇嘛们也要念经1天，并有2～4名听经大臣在佛殿听经。初九日清晨，听经大臣进殿复命，至此熬粥仪式全部结束。事实上，雍和宫等寺院的舍粥活动也揭开了清代北京年节的序幕，继而人们便在爆竹声中辞旧迎新。
雍和宫的舍粥活动是藏传佛教传人内地 之后对汉地佛事活动和民俗活动的吸收和融合。在清代，雍和宫的“舍粥”也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佛事活动，成为北京上自皇家贵胄下到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的年节民俗活动之一。
三、绕塔
在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有一处北京最早的藏传佛教建筑——妙应寺白塔。该塔始建于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辽佛舍利塔遗址上建造白塔，又以塔为中心建造寺院，命名为大圣寿万安寺。该寺成为当时皇家宗教活动和百官习仪的中心场所，香火鼎盛。元末，该寺遭雷击焚毁。明代重建后，更名为妙应寺。清代由朝廷出资屡次修缮、装塔，并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集市场所之一。
妙应寺白塔是典型的覆钵式瓶形喇嘛塔，它蕴涵着藏传佛教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意义，是藏传佛教信仰者瞻仰礼佛的物化对象。以藏传佛教基本原理，佛塔可分为身、语、意三种：身之塔代表佛陀的化身，语之塔代表佛陀的教诲，意之塔代表佛教最基本的精神思想和佛陀所持有的空寂明净。塔的四周多刻满经文。绕塔而行，每绕一周，就等于念经文一遍，因佛教的习俗以右为尊，因此绕塔皆从右向左转。绕转塔寺是自我身、语、意净化的过程，并显示了对三宝的感恩、敬仰之情。[6]
由于妙应寺白塔是北京历史上最为悠久、最为神圣的藏传佛教建筑，又在宗教文化交流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颇受人们的崇信。据《帝京景物略》载：“岁元旦，士女绕塔，履屣相蹑，至灯市盛乃歇。[7]每年从正月初一起，百姓们纷纷来到京城最大的喇嘛塔下怀着各自的心愿，绕着白塔不停脚步地走着，祈求新的一年里福寿安康、万事如意。人们怀着美好的憧憬绕塔而行，然后去参加庙会，熙熙攘攘的绕塔人群一直要持续到元宵节才会减少。
四、喇嘛打鬼
“喇嘛打鬼”是北京地方史料中记载最多，而且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北京所说的“打鬼”又称“跳布扎”，“布扎”是蒙语“舞蹈”之意。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中特有的金刚驱魔神舞。它始自莲花生大师于775～787年在西藏桑耶寺所举办的神舞。到1409年正月，宗喀巴大师在西藏大昭寺举办了著名的大祈愿法会，并演绎和完善了纪念释尊神变伏魔的金刚驱魔神舞。它的基本内容是以圣者及众多护法翩翩起舞，弘法布道，消灭恶魔邪障，以保护佛教事业的兴旺和百姓的安居乐业。
清朝顺治年间“跳布扎”的宗教仪式传到北京的黄寺，此后雍和宫、黑寺、弘仁寺等藏传佛教寺庙相继举行。弘仁寺是正月初八，黄寺是正月十五日，黑寺是正月二十三日，雍和宫则是正月三十日举行，历代相传，沿袭成风，成为京城新春民俗。“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8]
雍和宫为清王朝管理藏传佛教的中枢，因此雍和宫“跳布扎”的仪式最为隆重。清朝鼎盛时期，雍和宫的金刚法舞仪式由步兵统领衙门具体承办，皇帝亲临主持，王公大臣云集，场面十分隆重。正月三十日这天，首先要举行传统祈愿法会，在法轮殿诵《大威德金刚经》、《吉祥天母经》、《浴佛经》等佛教经典，祈祷国泰民安并为僧众灌入佛法智慧。然后在雍和宫的法殿上，燃起数百盏酥油灯，喇嘛们在角号声中唪经奏乐，跳起金刚神舞。在清代时共有十三幕[9]：“跳白鬼”、“跳黑鬼”、“跳螺神”、“跳金刚”、“跳星神”、“跳天王”、“跳护法神”、“跳白度母”、“跳绿度母”、“跳弥勒”(俗称捉鬼)、“斩鬼”(俗称打鬼)，等等。神舞以次日凌晨举行的“绕寺”活动宣告结束。如果说，熬腊八粥最早送来了春节的信息，是喜庆的开端，那么，“打鬼”则成为京城年嬉民俗活动的结束，雍和官打完“鬼”，清代京城过春节的一切活动就全部结束了。
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与内地的传统年节结合起来呈现出新的面貌：藏传佛教的节日活动带上了浓厚的汉地文化色彩，同时内地传统的年节也融汇了藏传佛教的风格。
五、结语
清代，在北京城中所举行的这些藏传佛教民俗活动，主要是由满清皇室的信仰与支持作为推动，如雍和宫的腊八粥，“此粥报销，每年照例约银十万两”。[10]如此庞大的开支，必然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正是由于皇室积极参与，带动了普通百姓的追随与信仰。京城的许多喇嘛寺院，成为信徒朝拜祈福之所。寺僧们还经常为附近民众举行丧葬诵经超度等佛事活动。乾嘉之后，清王朝逐步走向腐朽和没落，国家内忧外患，财政入不敷出，使其对藏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也渐渐无暇多顾。特别是“庚子之乱”之后，许多寺院遭到毁坏，一些民俗活动也因之淡化了，如“白塔燃灯”和“舍粥”的活动逐渐消失，其他“绕塔”、“打鬼”虽然基本保留下来，但是规模与清鼎盛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发展，成为北京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川流不息的京城百姓及摩肩接踵的香客信徒，在拜谒游览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和参加民俗活动的同时，将充满民族和宗教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植根在他们的意识中，并将其逐渐融合、演变为北京民俗的一部分。北京藏传佛教文化也成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了解我国藏传佛教历史发展和西藏历史长卷的一个窗口。
[参考文献]
[1]妙舟，蒙藏佛教史[M].扬州：江苏广睦古籍出版杜， 1993：73．
[2](清)潘荣陛，帝京岁时记胜[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1981：35
[3]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114．
[4]（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1983：93．
[5]（清）吴振槭．养吉斋丛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160．
[6]（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M]．北京：北京古籍出 版社，1980：182.
[7]才让，藏传佛教民谷与信仰[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67．
[8](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1983：49.
[9]金粱编纂，牛力耕校订．雍和宫志略[M]北京：中国藏 学出版社，1994：400．
[10]（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1983：161
来源：西藏研究